本研究对禁牧政策的形成过程、决策及政策实施中相关利益主体的博弈进行了深入剖析，利用多学科方法针对禁牧政策对生态和农户生计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细致分析，从而对禁牧政策的制定、实施和效果、影响加以综合评估，并对“可持续”的草场利用方式进行了探讨。结论如下：(1)政策制定：禁牧政策的制定是以政府为主体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贯穿着各群体力量的不均衡博弈，包括供选方案提出时的初次博弈、禁牧试点时的基层博弈和试点调研建议中的最终博弈，决策权主要在高层领导等少数人员，最终是强势力量作用的结果，体现的是权力强势群体的成本收益考虑，位于决策系统外缘的农民被边缘化而几乎没有话语权。 (2)政策实施：在政策实施中，形成了包含社区内外各类群体的利益共同体，相关主体都为追求收益最大化而充满复杂的博弈。农户在利益受损、缺乏道德压力和社区约束下对产权不明的草场形成集体违规行为；执行部门受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影响，维持规则的成本巨大，便在政策的要求和现实可能性之间寻求平衡点而偏移了政策目标；而政策失控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变迁的条件约束对利益相关群体的行为影响超过制度变迁的利益诱导，故政府失败很难避免。 (3)政策效果和影响：相关数字指标或实现预定目标，或向预期发展，初步达到了政策的既定目标。生态效益显著，但也有负面作用。违禁放牧尚未威胁生态，但其示范效应潜在破坏生态的后果。禁牧和违禁放牧的双重作用对生态影响机制复杂，与诸多因素相关。禁牧政策对农户生计影响深远，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和总收入提高，舍饲技术提高，劳动时间和强度加大，传统放牧观念的转变将积极引导制度创新的探索，干群矛盾的加剧增加了政策的政治成本，违禁放牧推动了邻里合作化趋势，触发了农户对草场利用方式的探讨和尝试。随着草场恢复和禁牧时间拉长，政策执行的难度和成本都在加大，各方对草场制度创新的需求都日益强烈。 (4)草场管理：个人管理能够促成农户理性的要素投入和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但因围栏成本和条件、规模效益等受限。社区能够发挥小团体监督管理的优势，但也困难重重，巨大的组织和谈判成本，缺乏合格有效的领导和社区发展组织，最关键的是日益增长的农户生计需求与有限的草场供给成为制约草场制度变迁的瓶颈。 根据以上探讨和总结，对于草场可持续管理和利用，提出以下建议：按照资源生态经济系统进化和发展的理论，以农户生计为本，将草的概念动态化和科学化，对传统的以草定畜理论和方法丰富、创新和发展，提出解决上述瓶颈问题的新思路：建立动态的草畜平衡机制，以户定畜，以畜定草，以草保生态。在此基础上，寻求政府主导下的宏观统筹和服务监督、以农民为核心、各种方式综合运用的社区和个体全方位参与的草场管理和利用方式。确定不宜放牧区和适宜性草场，前者禁牧，后者季节性休牧，放牧期内实行分类管理：根据草场面积与农户生计需求关系分类选择个体或社区管理方式，对载畜量提出不同要求，实施分级负责的草原动态安全管理，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