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后,“税收法定原则”已成为税制改革和立法完善的指引。为贯彻该原则,全国人大一方面启动“立法提升计划”,将诸多税收暂行条例列入立法计划;另一方面对现行立法启动修法程序,重新审视既有条款。二者殊途同归,均旨在通过制度建构,使税收治理迈向“法律之治”。反观现实,行政机关依政策治税是我国当下存在的普遍现状,即便是在已颁布立法多年的所得税法中,轻法律、重政策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长期以来,出台税收政策一直是缓解课税规则供给不足的首选路径,各类具体问题都依靠政府的规范性文件来指导,使法律丧失了可预测性,一方面难以被广大纳税人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成本;另一方面也难以被税务机关把握,降低了税务机关的行政效率。本文除引言和结论外,分成了四个部分来探讨我国应税所得之实现面相。第一部分阐释了对所得征税的理论基础,以及应税所得认定应考虑的因素。所得的应税性包括效率性,可确定性和既存性,其中既存性即是对所得实现的要求。最后通过对美国实现原则经典案例的介绍,论述只有实现的所得才能被认定为应税所得的原因。第二部分以应税所得为视角,根据是否符合实现原则对所得税法的法律与部颁税法中涉及实现的条款进行分类梳理。并主要对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所得、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转增股本这三个涉税规则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第三部分分析了应税所得突破实现原则的弊端与根源。理论层面上,突破实现原则违背了量能课税原则,降低了纳税人税收遵从度。实践层面上,突破实现原则使得税务机关无法准确计算税基,也使得纳税人缺乏纳税必要资金。由于国库主义立法思维,导致在面对税源流失以及税基侵蚀的情况下,立法机关选择突破实现原则以保障税收。另外,税收征管水平落后也是实现原则在我国难以实行的原因之一。第四部分结合部分所得税规则突破实现原则的根源,提出回归到实现原则的建议,即通过其他途径避免遵循实现原则可能存在的税收流失等问题。一是立法理念由国库主义转向纳税人主义;二是建立预先核定征收原则,以解决税基计算和纳税资金问题;三是完善涉税信息共享制度;四是要完善纳税人信用评价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