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国家(地区)引进 FDI先进技术的初衷是借助 FDI技术溢出效应实现本区域的技术进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但 FDI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是自发产生的,其将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吸收能力作为关键因素之一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而作为典型内陆资源型省份的山西,资源型产业已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的累赘,经济转型、产业升级迫在眉睫,考虑自主研发投入大、风险高、周期长等特点,吸收 FDI技术溢出效应实现技术短期跨越仍为目前山西的理性之举。然而,近年来山西实际利用FDI的规模虽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但仍与东部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距,鉴于东部利用FDI的长期实践,本文将通过对比分析,甄别主次因素,探寻FDI技术溢出效应与山西自主创新能力顺利传导的互动路径。　　首先,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分别以“官产学研”为微观主体、以产业集群和大学城及科研院所为中观主体、以 FDI技术溢出效应、区域吸收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为宏观抽象主体,分层次构架基于不同中介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与自主创新能力互动作用概念框架,并基于山西的典型特征,综合构建适合资源型区域的“微—中—宏”观三层立体理论框架。　　其次,本文基于前述的综合理论框架,构建模型实证对比了山西与东部三省(江苏、辽宁、河北)就FDI技术溢出效应、区域吸收能力的作用程度和影响因素,并聚焦山西探究了 FDI技术溢出效应对自主创新能力的作用程度、吸收能力中介传导作用的发挥以及三者之间的互为因果联系。　　而后,本文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各省均存在正向FDI技术直接溢出效应,山西明显弱于东部各省,对外开放程度、科研集聚和市场结构是其主要因素;其二,各省均具有一定程度的吸收能力,山西的教育、科研和政府的基础支撑作用明显,但吸收能力各影响因素的发展水平程度低下且不均衡是造成与东部差距的根由所在;其三,山西 FDI技术溢出效应对自主创新能力没有明显促进作用,两者之间也不存在良性互动的作用关系,吸收能力未能承担起中介传导角色是关键症结。　　最后,本文将分别针对东部沿海省份、内陆地区、资源型区域和山西就如何高效运用吸收 FDI技术溢出效应、实现 FDI技术溢出效应与自主创新能力的良性互动作用传导得出相应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