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四个治理”原则，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框架确定了关键要素。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上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对风险社会中各类具体风险、矛盾的治理。社会矛盾治理不仅是社会治理的特殊面，更是其基准面，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基础。当前三期叠加，利益分化，又加之疫情影响，衍生着一系列社会矛盾，给我国社会治理能力带来极大挑战。“四个治理”的践行是否能有效应对各种矛盾挑战，促进治理创新？因此有必要研究“四个治理”与治理效果的逻辑关系，探究相应的模式创新。
　　文章在“四个治理”原则下，通过定量、定性比较分析、案例研究相互补充结合的方式，对社会矛盾治理状况、治理绩效影响因素、变量间组态关系以及治理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索。首先在“四个治理”框架下分析，对C市治理社会矛盾的基本状况进行考察，了解C市在“四个治理”原则下多元主体参与水平、法治保障水平、综合手段运用能力、事前预防和化解、社会治理效果的表现。然后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实证了“四个治理”对应的变量与治理绩效的作用关系。发现多元参与水平、法治保障水平、事前预防和化解能力显著影响治理效果，而且法治保障水平、事前预防和化解能力在多元参与水平与治理绩效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在明晰关键变量与治理绩效净效应和路径关系的基础上，聚焦具体矛盾进一步探究关键变量之间的组合效应，总结有效治理的组态模式。构建多元参与、法治保障、事前预防和多种手段四个条件变量框架，以城管治理具体案例为研究对象，借助fsQCA探索实现有效治理的条件组态。发现三个有效条件组态，分别以多元参与、法治保障、多种手段为核心条件，参照组态并结合实践情况，将三种条件组态总结为多元合作治理模式、法治主导模式、技术主导模式，并对三种模式对应的重庆五长制、淮安法治城管、杭州智慧城管三个代表案例进行案例分析，进一步呈现治理过程，发现治理机制。
　　最后文章基于上述研究发现，对创新社会治理的可行之道进行探索，提出：建立以具体社会矛盾为导向的多元协商合作机制；依法强化主体间监督与沟通，提升法治保障水平；构建基于公平、公正、公开的源头治理机制；要因事施策，探索针对治理模式；基于大数据智能化，挖掘数据规律实现精准治理，以进一步提升社会矛盾治理能力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