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为应对宏观经济下行和内外摩擦加剧,推动经济结构改善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我国出台了许多经济政策,我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在不断提高。而我国债券市场在经历了多年高速发展后开始出现如高评级国有企业债券违约和“逃废债”等乱象。债券违约的数量、规模和种类均越来越多,这使得投资者愈发关注债券信用利差（BCS）的影响因素,债券违约风险定价机制也亟需改进和完善。因此从实践上来看,需尽快明确债券市场乱象、债券违约频发等是否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其影响程度有多大、又该如何治理等。从理论上来看,国内外已有很多学者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投融资、创新、治理等的关系开展了研究,充分验证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够直接或间接对企业产生影响。同时目前国内关于债券信用风利差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微观层面如企业特征、债券特征等方面,但债券信用利差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微观因素还与宏观因素密切相关。因此理论和实践表明,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信用利差的关系是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创新性的。本文选取了2011-2018年A股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不含科创板）所发行的债券的二级市场年度数据作为研究对象,经过实证研究成功探究了EPU和BCS之间的关系;也发现了产权性质和市场化水平对EPU和BCS关系的不同影响,还成功验证了EPU通过影响风险承担和信息透明度进而影响BCS的两条途径。具体研究结论如下:第一,EPU能够正向影响企业BCS。第二,EPU对BCS的影响具有产权异质性,具体来讲EPU提高不能对央企的BCS产生显著影响,但能够对地方国企和其他企业（外资等）产生一定的影响,对民企的影响最强。第三,EPU对BCS的影响具有地区异质性,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企业受到EPU的不利影响更小,EPU升高对企业BCS的影响也更小。第四,风险承担在EPU与BCS的关系中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该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最强,但是在央企和民企中不显著。第五,信息透明度在EPU与BCS的关系中起到一定的遮掩作用,即EPU提高能够促使企业加强信息披露而使得BCS下降。本文的研究有以下创新和特色:一是拓展了债券信用利差的宏观影响因素;二是拓展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产生的微观影响;三是采用了精细化的指标衡量风险承担和信息透明度,并验证了前者的中介效应和后者的遮掩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意义:在理论上首先可以拓展债券信用利差定价方面的研究,对于中国债券市场违约风险定价机制的完善和发展有一定参考价值。其次丰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领域的相关研究,为进一步解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提供了微观解释机制。在实践上:首先能够为各债券相关利益主体更好地参与和建设债券市场提供一定的参考。其次能够促进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管理者充分意识到宏观稳定的重要性,为更好地制定政策、更有效地管理企业、更有力地执行“稳字当头”方针提供思想层面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