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取20世纪60年代在东西方出现的两个艺术流派“贫穷艺术”(Arte Povera)和“物派”(Mono-ha)作为平行比较研究的对象，因为它们是60年代现代艺术转折时期最重要的流派，并与整个社会政治运动和文化思潮相交织。所以，研究和分析它们对于认识和理解自60年代以来的国际艺术发展的谱系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方法对“贫穷艺术”和“物派”艺术观念形成原因进行研究，以平行比较的方法来揭示它们之间观念的差异以及产生差异的根源，即60年代以来出现的反文化、反文学、反艺术和反美学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这个时期，激进的艺术观念和物质泛滥使艺术走进了困境，从而导致了艺术否定了明确意义，否定语言指称功能，否定独创性，否定真理，最终走向消解艺术自身。 本文的中心任务是要论证和解读在20世纪艺术运动中“贫穷艺术”和“物派”运动与它们各自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之间的关系，它们与美国艺术的关系。在掌握具体史料或文献的基础上，通过二者的细致比较展开深入讨论，才能比较科学、全面地澄清它们之间审美的相同性和差异性。 “贫穷艺术”与“物派”比较的意义，发现同一时期东西方艺术之间的相同性和差异性，艺术家的观念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的关系，它们在美学上也反映出了不同传统和不同社会条件下的文化特征。 “贫穷艺术”和“物派”涵盖了比较广泛的领域，除了它们具有达达主义的现成品观念、波普艺术因素，同时，它们又蕴涵反达达的无意义，即在观念穷尽之后寻找物质材料的本质意义，它们反波普艺术的消费性。事实上，它们采用了拼贴和挪用的因素，但作品又不具有商品化。“贫穷艺术”和“物派”不论在观念上，还是空间上，都拓展了艺术的内涵和外延。它们的领域涵盖了建筑、电影、摄影、设计、服装、戏剧等。 作为“贫穷艺术”发生地的意大利与作为“物派”发生地的日本，它们都曾是法西斯国家，也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它们都在战后受到美国的大力扶植。随着50、60年代意大利和日本经济的迅速繁荣，民族自我认同不断提升。它们的共同性就是都期望摆脱美国文化的影响。 “贫穷艺术”更多利用了工业材料，而“物派”则运用了自然材料。“贫穷艺术”反抗工业社会，反传统，超越传统；“物派”也反工业社会，但尊重传统的人和自然，在工业社会条件下放大东方传统文化；“贫穷艺术”的哲学观充满“乌托邦”理想，而“物派”在哲学上是非理性的，更为抽象。“贫穷艺术”与“物派”的共同点就是今天几乎发生的所有艺术现象都与它们的影响有关。可以说，它们在现代艺术发展的转折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因此，我在研究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从正反两方面来研究和梳理它们的美学形成的根源，既要肯定它们在美学观念上开创性，也要分辨它们带来的观念泛滥。这不仅对于剖析当今艺术观念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清醒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创造”价值和得失，这正是比较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