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极快、感染范围极广、防控难度极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严峻的疫情不仅考验我国各级政府的突发应急处置能力,更是检验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和医疗卫生水平的“试金石”。疫情爆发之后,人们恐慌心理加剧,迫切需要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最新疫情信息,媒体作为人们了解疫情的主要渠道,自然发挥着重要的抗疫宣传与舆论引导作用。作为社会未来的中坚力量、媒体信息传播的重要用户与群体,高校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与媒体接触行为,就成为社会治理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因此,教育部门、机构纷纷呼吁各界关注高校学生心理健康并采取有利措施进行干预和疏导,传媒学界也展开了大众传媒与主观心理情绪、情感体验之间的关系研究;不少学者认为大众传媒、媒介接触与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之间直接相关;但这个结论均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媒介用户群体对媒介的信任度和接受度保持稳定不变。但笔者发现,在疫情爆发的现实环境里,媒介接触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会受到媒介信任度的直接影响。因此,本文以江西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究疫情中江西高校大学生媒介信任与主观幸福之间的关联,以期深入了解高校大学生在与媒介互动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心理与情感动态。论文以江西10所高校的问卷数据为基础,借助相关数据软件,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差异分析、回归分析及相关性分析等统计方法,对研究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疫情期间,江西高校大学生媒介信任度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媒介信任与积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媒介信任与消极情感呈现显著负相关。（2）不同媒介渠道的信任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并不都是直接影响;其中发现,当媒介渠道选择官方主流媒体时,媒介信任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正向影响;但是,当媒介渠道选择非官方媒体时,江西高校大学生群体之间的幸福感差异较大;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控制变量会对媒介信任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产生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媒介渠道的信任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并非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其他控制变量（例如,人口统计学变量、媒介接触）与主观幸福感产生作用。（3）信息可信度、信源可信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正向相关。研究发现,高可信度来源的信息,有助于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通过官方渠道及时了解信息动态和科普信息,可以帮助大学生疏导负面情感,并保持情绪稳定。（4）高校男生媒介信任度和主观幸福感都高于女生,其主要原因在于,高校女生社交、情感沟通需求高于男生,女生心思细腻较易受外界影响。在研究中,笔者还发现,疫情期间,由于强制性社交隔离政策,加剧了大学生对媒介的依赖程度;这引发了一系列负面效应,例如,媒介信任“赤字”、同理心“失衡”、网络用户粘性增加、生理损伤及错失焦虑等现象。针对以上现象,本研究在讨论章节提出,为提升和维护主观幸福感,高校大学生可培养、提升数字化生存的素养与能力,逐步回归现实生活,避免过度媒介化,造成与社会大众生活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