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正在努力建设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涉及商务、政务、社会、司法等多方面全覆盖的社会信用体系。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工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失信惩戒制度作为目前信用规制的重要环节,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可以说,失信惩戒制度的实施效果关系着社会整体的信用水平与信用发展。但是从失信惩戒制度的实施来看,目前还存在着立法不明、权责不清、救济无门等问题,尚未形成有内在逻辑的实施体系。作为社会信用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与重点环节,失信惩戒制度在仍处于提升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阶段的当代中国必须在依法治国方略指导之下实施。基于上述背景,有必要对目前失信惩戒制度从实践上与理论上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进而对失信惩戒的整体实施提出规划。从实践上看,失信惩戒制度可依据不同主体、不同领域、甚至不同方式进行多样的划分。从理论上看,不同的划分本质上都是基于相似的理论指导要素。即诚实信用原则是失信惩戒制度实施的根源;正义是失信惩戒制度实施追求的目标;而公民参与则是失信惩戒制度在现代化治理中的追求。基于理论指导与实践摸索,目前我国在失信惩戒制度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主要集中在民商事领域,行政法领域以及立法法中的内容也兼而有之。实施失信惩戒制度是我国目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必然选择,这也是我国为何要在各领域大力实施失信惩戒制度的原因。我国的失信惩戒制度及信用体系建设不同于国外,国外主要局限于民商事领域,我国力求将失信惩戒制度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社会各个领域全覆盖。从自古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治理经验看,我国实施失信惩戒制度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从古代中国到当代中国的治理经验看,首先由于目前所实施的信用规制应满足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国家治理经验,诚信作为最早被提及的传统价值之一,也成为了被广泛提倡的政治文化,而失信惩戒在进行制度化法治化建设中应当兼顾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理特点,缺少制度规制的失信惩戒可能无法达到理想效果;其次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将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略,社会各领域建设都要在法治轨道内进行,并逐步摸索出了法治兴则国家兴的治理之道,而失信惩戒制度建设满足法治化的国家治理要求与治理规律,而缺乏制度规制的失信惩戒可能在立法、实施等多个层面违背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规律。二是从现实条件来看,目前由于信用概念外延的不断扩大,失信行为不断滋生,导致对守信主体的侵害不断扩大,亟需失信惩戒制度予以补救。但同时,失信惩戒权并不是万能的,极容易被滥用,因此需要法治来予以指导,用制度加以规范。目前仍处于探索期的失信惩戒制度其实呈曲折上升趋势,虽然实施失信惩戒制度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必然选择,但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从理论上分析,失信惩戒制度自身在本质、范围、适用对象等方面均存在局限性;从实践上分析,目前失信惩戒制度的实施仍引起了诸多争议,从责任定位、评价标准和实施效果上均未有定论。而引起争议的根源,主要指向是目前失信惩戒制度在条文与实践的各阶段仍缺乏明确的规定,没有加以限制,导致失信惩戒制度在实践中频频“越界”。失信惩戒制度如何不“越界”?根本途径应是在依法治国方略的指导下将失信惩戒制度逐步“法治化”,以统一的上位法为指导,严格把握界限。具体而言,需要从立法限度、失信惩戒权制约限度、基本权利保护限度三方面共同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