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运用文艺学、美学、语用学、文化人类学以及民俗学的相关理论，以东北民俗喜剧(包括二人转、东北喜剧小品、东北影视剧)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东北民俗文化叙事中的传承关系。　　 本文由前言、东北民俗喜剧的生成、东北民俗喜剧的文化因子传承、东北民俗喜剧文化传承的形式要素、东北民俗喜剧的文化诗学阐释四个部分组成。　　 前言部分首先阐述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而后对“民俗”、“喜剧”等概念进行梳理和界定，并进行了文献综述。第一编对东北民俗喜剧的生成和发展进行梳理，首先论述二人转生成的文化背景和艺术土壤，指出二人转产生于东北特定的自然条件和文化环境，而流民文化是二人转生成、发展的重要契机。二人转生成的艺术土壤很复杂，包括对口莲花落、东北大秧歌等，本文认为二人转起源于以秧歌为核心的多种民间艺术样式。二人转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清代小秧歌的游走江湖、民国时期的生存抗争和建国后庙堂化的发展过程，在当下又主要以其变异了的形式--东北喜剧小品和影视剧存在。东北喜剧小品诞生在20世纪80年代，既有戏剧性，又秉承了二人转的文化衣钵，在近二、三十年的中国民间文化和大众文化舞台上长演不衰，其中以赵本山的喜剧小品最为突出，黄宏和潘长江的喜剧小品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东北影视剧伴随着喜剧小品的升温开始崭露头角，近十年来不断在央视热播，占据了一定的大众文化份额。第二编分析东北民俗喜剧的地域文化传承，具体分析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原型--傻子和悍妇。东北民俗喜剧中的傻子根源于东北特定的民俗和文化想象，也与流民文化紧密相关，并显示出独特之处：粗、丑、俗、怪、浪。东北民俗喜剧中的傻子不能简单地定位为“弱智”，还有与地域文化相关的后天因素的激发，所以傻子原型可分为“弱智型”、“憨厚型”以及“带有傻子因素的傻子”三种类型。傻子原型在陌生化效果的凸显、充分释放心灵以及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全新解读方面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悍妇原型和东北女性的生存状况紧密相联，在文化习俗和文化想象中，东北女性被叙述为大胆、泼辣、直率、俗浪的形象，和中原女性的内敛性格形成鲜明对比。在东北民俗喜剧中，女性形象表现出戏里戏外的矛盾性格，其戏外性格正是东北文化精神的写照。这两个文化原型生存于东北的乡土文化空间，同时这一文化空间在两个文化原型身上以符号的形式展示出来，本文具体分析了三种符号：实体符号、虚拟符号、语言符号。实体符号如演员的服装、道具等，虚拟符号如演员的动作、表情等都能从东北民俗变化中找到依据。东北民俗喜剧语言的土俗、凶悍、感情色彩浓厚等，迎合了东北人情感宣泄的强烈需求。第三编论述构成东北民俗喜剧特征的形式要素，具体分析地域语言文化特征、表演特征和结构特征。这部分关于语言的论述侧重从审美角度对词汇和修辞的深度分析。在词汇方面具体分析命名的粗俗和具象思维所体现出的地域文化特色；在修辞方面从语音和语义两个角度入手，指出东北方音的独特气韵和反叛机制。在表演上，东北民俗喜剧采用“二人模式”，它在二人转中主要表现为“夫妻模式”，在小品和影视剧中又分化为各种角色关系。“二人模式”的功能具体表现为展示人类原始的生命力、便于游戏的展开、推动情节发展、易于引发戏剧性冲突、制造想象空间等。在结构上，东北民俗喜剧以“跳进跳出”为基本特征，分为故事内部的跳进跳出和跳进故事、跳出故事两种情况，后者将东北民俗喜剧分为两个世界：故事世界和游戏世界。第四编从文化诗学的角度分析东北民俗喜剧的生存矛盾：既向往都市的高雅，又眷恋乡土文化之根；既想在主流意识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又无法摆脱民间情结；既想在当代大众文化中博得满堂喝彩，又想保持自己的传统特色。当代东北民俗喜剧就在这一系列的生存悖论中挣扎。　　 结论：东北喜剧与东北民俗文化共生、互证。从二人转到东北喜剧小品和影视剧的嬗变过程也是东北民俗文化因子的传承过程。东北民俗喜剧通过“傻子”和“悍妇”两大文化原型并调动语言、表演、结构等形式要素，言说着东北地域文化。东北民俗喜剧一面在多种文化的交锋中寻求生存空间，一面维系着自己的本土特色，使之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林中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