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与此同时,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较为突出,各省份之间以及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仍然较大。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一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既是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作为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一直都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工具,并被广为使用。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地区崛起等都是这样的思路。但财政转移支付的效果如何,目前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那么,如何利用好财政转移支付这个工具,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研究对象,在梳理总结国内外相关文献和理论的基础上,剖析财政转移支付的经济效应,阐明财政转移支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接着,分别阐述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与财政转移支付状况。然后,基于财政转移支付总量和结构的双重视角,利用2010—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财政转移支付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综合指数及其异质性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探讨地方财力约束下的效应变化。再接着,分别从水平、差距和异质性三个角度,实证分析财政转移支付对区域经济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人民生活等四个分领域的影响效应。最后,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基于新时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提出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相关对策建议。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我国30个省份的区域协调发展综合指数均值由2010年的0.301提高到2019年的0.328,其中21个省份的区域协调发展综合指数有所增加,9个省份的区域协调发展综合指数有所降低。2010—2019年,我国四大区域的协调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变异系数CV由2010年的0.516降低至2019年的0.406,泰尔指数T由2010年的0.106降低至2019年的0.069,σ系数由2010年的0.155降低至2019年的0.133,且三项差异指标的变动方向大致相同。整体而言,我国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得到明显增强。第二,财政转移支付总量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区域协调发展综合指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财政转移支付总量每增加1%,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综合指数约会提高0.0333%;一般性转移支付每增加1%,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综合指数约会提高0.0170%。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财政转移支付总量每增加1%,东中西部地区的区域协调发展综合指数分别约会提高0.0130%、0.0685%、0.0529%,而东北地区的区域协调发展综合指数约会降低0.0264%;一般性转移支付每增加1%,东中西部地区的区域协调发展综合指数分别约会提高0.0061%、0.0362%、0.0355%。财政支出分权度、地方财政自给率等调节变量均可以显著提高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水平,但在地方财力因素约束下,财政转移支付总量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区域协调发展综合指数的正向促进作用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第三,财政转移支付总量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对人均GDP、产业结构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显著缩小人均GDP差距、产业结构差距;专项转移支付对人均GDP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产业结构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财政转移支付总量对我国四大区域的人均GDP、产业结构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显著缩小了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人均GDP差距与东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差距;一般性转移支付对我国四大区域的人均GDP、产业结构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缩小了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人均GDP差距以及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差距;专项转移支付对我国四大区域的人均GDP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产生了负向影响,同时显著缩小了东北地区的人均GDP差距。第四,无论是财政转移支付总量,还是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都对区域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专项转移支付对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财政转移支付总量对我国四大区域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般性转移支付对我国四大区域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促进了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专项转移支付对我国四大区域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第五,财政转移支付总量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基础设施密度都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专项转移支付对基础设施密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一般性转移支付显著扩大了基础设施密度差距,而专项转移支付则显著缩小了基础设施密度差距。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财政转移支付总量对我国四大区域的基础设施密度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一般性转移支付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密度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并显著扩大了东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密度差距;专项转移支付对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基础设施密度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显著缩小了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密度差距。第六,财政转移支付总量和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对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财政转移支付总量、一般性转移支付均显著拉大了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财政转移支付总量对我国四大区域的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拉大了东北地区的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一般性转移支付对我国四大区域的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却显著拉大了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专项转移支付对我国四大区域的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显著缩小了东北地区的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第七,根据理论研究和实证结果,本文从新时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相关对策建议。一是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顶层设计。二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构成体系。三是提高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配置有效性。四是提升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法治化水平。五是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运行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