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儒家思想贯穿杜甫终生，且占有重要地位，诗人史笔与儒家“诗圣”固然得其主流。不过，若认定“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则其继往开来的诗艺来源似乎单薄，而其精深的思想和博大的情怀亦缺乏足够的支撑。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若以杜甫的思想仅在儒家范畴，则是非常片面的，“因为这样狭隘的理解，既不能对杜甫作出恰当的评价，也不能说明那个时代的思想对杜甫的影响，更不能说明杜诗怎样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现实。”事实上，生长于三教融合、佛道盛行的盛唐时期，作为一名才学慧力特出的优秀诗人，杜甫深受宗教（道教、佛教等），尤其是大乘佛教思想的影响，亦是不争的事实。杜诗中援引化用了大量的佛典故事、佛经术语、佛禅意象等，可见诗人非同一般的佛学造诣。在其“一系列富有宗教意味”的禅诗中，诗人亦屡以慧远、支遁、汤休比道行非凡的佛教高僧，并有追随之意，而诗人自言其早年即“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秋日夔府咏怀》），晚年更“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诠”（《秋日夔府咏怀》），见诗人向佛之心日久。凡此皆透露了其与佛禅关系的种种消息。在流传至今的一千四百多首杜诗中，明确涉及佛禅的作品四十八首。其与大乘佛教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一，杜集中所涉释典，主要为《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楞严经》、《大般涅槃经》等大乘经典；二，其求“第一义”，“看不住心”的精神诉求，表现了“性空幻有”之般若空性思想；三，“金篦空刮眼，镜象未离铨”的佛法阐发，对“空”有了进一步认识，体现了离“空”离“有”、不落两边的大乘中观思想；四，其“回向人生”的现实态度，与自利利他、弘济众生的大乘精神主张不谋而合，亦是未必自觉地践行着实相涅槃学说。杜甫田园山水诗中蕴涵禅理、禅机、禅趣的不下百首。其所展示的“安静明秀境界”、“萧散自然特色”，直是清静幽寂、生机盎然、圆融无碍的禅境，充分体现了诗禅互参的精神实质。这些并未谈禅论道的诗（句），散发着灵性的气息，反而有着更浓厚的佛禅意味，是研究杜诗与佛禅关系不可或缺的一节。此外，杜诗的人性关怀和生命意识彰显出爱及天下的悲悯情怀。杜诗的爱与同情不只局限在儒家忠君爱民、忧国忧民这一狭小的阐释范畴，其所展现的为民请命无缘大慈、热爱生灵同体大悲的品格，以及一生执着的济世之心和一贯所走的现实之路，深契大乘佛教不住涅槃、关注人间、饶益众生、利乐有情的精神主张，亦未必自觉地揭示了大乘佛教慈悲平等、悲智双修的解脱之道。而宋人叶梦得将云门宗之“云门三句”与老杜诗法同参，也颇堪回味。固然，未有确凿资料可征杜甫有意识地运用禅法做诗，然，既知杜甫早年即学习东山法门，后又深受南宗禅的影响，则其与云门禅之契合盖亦不可只看作纯然的巧合。诗法与禅法之感触交融，既始自汉晋以降，则杜甫诗法与云门禅法之内在勾连，或可作为杜诗与佛禅关系的表征，或可视其为内在的文字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