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往往看到这样的现象：正规就业者工作形式稳定,享受着单位较高的福利待遇,具有职位升迁、教育培训的优先权,而非正规就业者工作不稳定,福利待遇较差有的甚至没有,在职位升迁与教育培训方面也不具有优势。导致两者具有不同的工资水平。一般来说,两者的工资差异可能是由于以下两个方面造成的：第一,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个体特征不同,例如,正规就业的工作经验年限高于非正规就业。第二,非正规就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就业歧视。它具体的是指即使正规就业者拥有与非正规就业相同的个体特征(如教育水平、工作年限等),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依然低于正规就业的工资。而这两种情况所对应的政策含义是不同的。第一种意味着可以通过改善非正规就业的个体特征,来缩小工资差异。第二种,则意味着必须通过降低对非正规就业人员的歧视来缩小工资差异。因此研究就业歧视对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差异影响,不仅能让我们认识和了解导致两者工资差异的主要因素而且还能为我们“有的放矢”的制定对策提供参考和依据。尽管国内少量的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但是前人的在研究工资差异时采用的是工资对数差的形式,研究方法上过度注重均值分析,对策建议上比较简单笼统,针对上述的不足,本文引入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对数工资比率的概念,将其作为研究两者工资差异的标准指标。这样更清晰、简明的表示出非正规就业工资水平占正规就业工资的比重,更具有比较的意义。研究方法上采用了分位数回归以及M-M(2005)工资分解模型,通过这两种方法研究了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整个工资分布上的工资差异情况,最后根据研究结论,分别从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三个方面提出了降低就业歧视的措施和建议。本文在CHNS数据库的基础上,按照常一定的标准将样本分为了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两类,同时给出了两者平均工资、平均经验、教育水平分组以及经验年限分组等信息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运用了OLS回归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给出了2009年的两种就业人群的工资决定方程(其中分位数回归给出了10分位数、25分位数、50分位数、75分位数以及90分位数的回归结果),并对工资方程的系数(回报率)做了简要的说明和分析。利用Machado和Mata(2005)提出的构造反事实工资分布的模型(M-M模型),研究了我国城镇地区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歧视的存在性、相同年份不同分位数市场歧视变化规律以及不同年份相同分位数上市场歧视的时间变化趋势。通过OLS回归、分位数回归以及M-M模型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OLS回归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地区存在着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教育回报率、工作经验年限回报率不对等以及性别工资系数差异、户籍身份工资差异。第二,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正规就业还是非正规就业教育回报率的估计系数都达到了1%的显著水平。两者之间差距的绝对值,先升后降再升的趋势；正规就业中工作经验的回报率要明显高于非正规就业的回报率;性别工资差异普遍存在,且女性要受到工资歧视；婚姻变量无论是在正规就业人群还是在非正规就业人群中大多数显著为正,表明未婚者在工资收入上明显低于已婚者。第三,由Machado-Mata(2005)分解结果从两个方面得出了相应的结论。其一截面数据分析表明2009年城镇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对数工资差异随着分位数的提升,有不断缩小的趋势；就特征差异来说,在总差异中所占的比重随着分位数的不断提高,也在不断的提升；系数差异却恰恰相反,随着工资分布的提高,总差异中系数差异的占比在不断的降低。其二时间序列数据分析表明总差异的变化基本上都是由于系数差异引起的,总差异和系数差异从低分位数到高分位数单调递减,说明在工资分布低端受到的市场歧视要高于工资分布的高端,工资差异值也表现出同样的变化规律。相同分位数不同年份的变化趋势表明：系数差异(市场歧视)方面,低分位数要明显高于高分位数上的水平,且低分位数上的市场歧视年际变化幅度较大。而高分位数上市场歧视年际变化幅度较小。就业歧视现象在工资收入的低端较为明显,因此政府方面,除制定相应的反歧视法律外,还应当注重提高工资收入较低的非正式就业者的教育水平,提高对他们的政策倾斜和补贴等；企业方面要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无论是在招聘还是用工方面要本着“公平、公正”的态度对待每一位员工,能够让每一位员工按照自己能力的大小,公平的竞争工作岗位,而不是因为用工形式的不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劳动者方面要认清形势,通过多种渠道和方法不断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同时注重培养自己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