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产生于美国,在美国式人权理念的发展中影响到世界各地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相比于美国的陪审团审判模式,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进行了立足于本国诉讼模式的再创造,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色。如对实物证据的裁量权设置和自白的判定标准。而在我国,尽管学界一直对非法证据排除探讨不断,但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直至2010年才开始受到立法的重视。我国的法律文件中,特别是最高法的两个司法解释,可以说,为新刑事诉讼法的非法证据排除的确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章从程序本位主义视角以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两个基本法出发,以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为目标,在充分论证“非法证据”概念的基础上开始了对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的研究,文章主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非法证据排除的一个基本概述。非法证据本身概念的模糊性导致了对非法证据的研究一直众说纷纭,无法统一。所以,务必要对非法证据的价值和目标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才能深刻的理解非法证据排除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意义。第二部分,通过对非法证据的纵向历史发展的剖析和横向不同法系国家之间的对比,通过对非法言词证据、非法实物证据和毒树之果进行区分讨论来揭开非法证据排除在外国发展的历程。第三部分,对我国非法证据对规则的现状进行分析,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给该制度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生机。然而,西方制度在中国的不能照搬发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第四部分,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提出了建议。一个制度从产生到发展不能是一蹴而就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身需要进一步论证,相关制度也亟待健全。特别是表现在规则的可操作性上,合理怀疑如何认定、举证责任如何分配、法庭调查程序如何设置是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中最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