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40年代女性写作，如果纯粹按政治地域划分对其进行分类研究，并强调其间的巨大差别，将会产生一定的片面性。事实上，从文化整合的视野重新审视，40年代女性写作姿态各异的个性言说中蕴含着整体的意义生成性。 本论文在40年代女性写作“整合性体系”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以文化平等的态度对之进行更为全面的解读。40年代女性写作立足于由女性生命体验和生活实践所决定的观物方式，不断地参与到对时代境遇的理性认知和深度掘进中，由此，又更丰富了女性对世界和自我本体的把握，最终构筑起了一个“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对应交叉的立体空间。目的是廓清当前40年代女性文学研究中一些割裂以至偏颇的思想倾向，从而拓展当代文化视野宽容、对话的崭新姿态。 全文共包括前言、主体、结语三大部分。其中主体部分从“女性写作身份”的建构和“文本意象化空间”营造两个角度切入，解读40年代女作家在时代中嬗变与追寻的文本及心灵空间。 一、文化境遇与身份建构：40年代女作家的三种写作姿态 40年代女作家凭自身身份的寻求和确认，在历史境遇与时代现实的交汇处，托呈了三种写作姿态。 1、历史进程中的女性写作 中国现代女性写作自女性“社会化”进程中诞生、发展。40年代女作家是这一持续进程的集体收益者，同时又努力在战争环境中把握其个人生存与文学规范，昭示了女性自我与时代之间的独特言说关系。 2、现实写作姿态的选择 职业、角色是个人身份的外在体现。40年代女作家依据自身条件和时代语境，对其写作姿态进行了三种自觉选择及定位。其中，“学者作家”身处校园，在相对宁静的书斋或课堂里企望美好人性的提升；“职业作家”直接介入现代文化市场，卖文为生，格外关注个体的现实生存处境；“革命作家”投奔解放区、亲历战场，或间接参与政治斗争，实现其女性自我的政治理想。在彼此对自我身份的坚持与适应中，从不同维度参与并反映了女性身处的“现实世界”所有的历史真相，具有丰厚的文化“整合”意味。 二、多维言说：40年代女性写作文本的意象空间 在40年代女性写作文本中，空间的意象化程度十分突出，隐喻着40年代错综复杂的现实社会关系及女性自身悲欣交集的成长历程。 1、意象之———追寻，在广阔的“路”上延伸“在路上”首先指战争年代中国大地上“行路难”的现实灾难，同时指称着女性忧虑心灵的公共性空间状态。其后她们或踏卜“革命道路”，或“步入世俗”，分别探寻推动中国社会合理化进程的希望之路。各类女作家的主体思索和写作实践，保证了40年代女性写作反映时代现实的完整性。但女性焦虑却因无法把握理想与现实的界限，而时时闪现在“解决”意图的背后。 2、意象之h——回到我们自己的“家” 40年代女性写作迷恋于私人空间的隐密性与稳定性。女作家们首先反抗着本体意义上现代“家庭”的男性迫害，进而致力于寻找女性“自己的房间”。其中，苏青等希望在“现代公寓”里获得女性身心的自由发展；丁玲等从“边区窑洞”里获得了一种革命家庭的集体温暖；萧红则将这种寻觅完全寄托在记忆中“童年家园”的柔情里。她们的个人行为方式深刻地展示了女性在全面参与现实时瞩望于女性自我完善的强烈愿望。而过分依赖于“家”的拟想式沟通，增加了这一目标的难度。 总之，40年代女性写作不同文化向度间的宽容，恰恰显示出了它多元开放的整体性质：在对时代和女性自我关系持续、多方位的关注中，完成了40年代文学的全面整和。我们对之进行整体结构的文化观照，并尊重其文学实践的差异性，就是为了尊重历史的合理性和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