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媒介的发展,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作为近代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传播媒介,报刊既能够制造、引导舆论,又能够反映、放大舆论。自报刊媒介在中国传播、发展以来,就开始不同程度地参与到边疆危机事件中。梳理报刊媒介如何参与、介入边疆危机事件的过程,有助于探察报刊舆论如何影响近代中国的历史,从中管窥传播媒介如何推动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本研究通过两条主线展开。一是,以报刊媒介的发展作为主线,选择晚清民国时期发生在西南的典型边疆危机事件,较为系统地考察报刊如何参与其中,如何对事件产生影响,分析不同时期边疆危机事件舆论导向的变化。二是,探讨历次西南边疆危机事件中,舆论参与的过程、阶段性特点,以及不同时期不同群体的媒介运用智慧。综合考察报刊媒介对中法战争、片马事件和班洪事件的参与过程,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首先,认为近代报刊在中国的在地化,大致经历了从“贱民莠业”,到动员改革和革命的“利器”,再到“开启民智”的发展过程。从“中法战争”到“片马事件”再到“班洪事件”,是报刊在逐步发展中,对边疆危机事件的影响逐步强化的过程。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边疆危机事件的舆论导向有所不同。其次,在不同的边疆危机事件中,报刊媒介的作用存在差异。中法战争中,西方报刊的作用占据主导。具体表现为,对中国政府而言,报刊媒介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获取西方信息的渠道、对外交涉,以及潜在的社会动员作用。对法国政府而言,主要是在国内进行社会动员、政治宣传,对外获取情报和进行舆论博弈等几个方面。片马事件中,沿海地区大众报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报纸对片马事件的报道和阐释,将一隅之地的危机上升为关系国家存亡的危机。在班洪事件的传播过程中,云南民众借助报刊强力呼吁,使事件获得政府和民众的关注和重视。借助国内报纸的力量,班洪事件从矿产资源之争,重心转向国防之争。第三,报刊媒介的发展,为民众参与边疆危机事件提供了重要平台。报刊媒介的发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政治参与方式,知识分子阶层可以通过报刊发表政见、表达诉求。从中法战争、片马事件乃至班洪事件的舆论参与过程,可以看出民众对事件参与的程度变化。中法战争中,受信息传播的限制,较难考察边疆地区民众对事件的反应。片马事件爆发时,云贵总督、云南省谘议局通过电文分别将信息传递至各省督抚、各省谘议局,呼吁各级政府关注片马事件。班洪事件爆发时,佤族、云南士绅、知识分子等群体,都通过报纸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政策建议,组织地方外交后援会,为班洪事件奔走呼吁。舆论对中法战争、片马事件,以及班洪事件的参与,体现了边疆地区民众对边疆危机事件的影响由弱至强的过程。第四,报刊媒介的发展,为政府应对边疆危机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近代以来西方报刊在中国的发展,使国内信息的传输模式逐渐发生变革。边疆危机的应对,不仅仅局限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法战争爆发时,国内报刊正处于艰难起步阶段,向清政府施加的舆论压力有限。至20世纪初,大众报刊业激增,民众的政治参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报刊媒介的发展和成熟,是对中国传统权力模式的一种变革,对政府应对边疆危机增加了新的影响因素。同时,随着对报刊媒介重要性认识的不断加深,政府同样也开始运用舆论的力量。如利用报刊进行国家动员,通过国内舆论与西方国家进行交涉,为政府应对边疆危机带来了积极影响。第五,报刊媒介对边疆危机事件的参与过程,也是传播媒介对国民“国家”“区域”观念的培育和固化的过程。西方国家对中国原有的藩属体系的解构,以及对中国边疆领土的蚕食,进一步刺激了政府及国民忧患意识的产生。在历次西南边疆危机事件中,知识分子不断强调边疆与区域、边疆与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借助报刊媒介的传播、教化功能,使这些观念深入人心,为维护国家的边疆安全与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