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催生了城乡生活垃圾治理的二元分治局面,导致农村生活垃圾问题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大治理难题。就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变迁来看,走过了一条从“垃圾自治”,到“国家介入”,再到“介入加强”的漫长道路。本文选取作为全国农村垃圾治理成果较为突出的浙江省宁海县B村作为典型案例,通过文献研究法、个案研究法、访谈法等进行深入研究,旨在厘清改革开放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变迁的内在逻辑。改革开放前,市场经济尚未发展,农村生活垃圾以生物可降解的厨房垃圾为主,可以服务于农业生产,实现村庄内部的“自产自消”。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垃圾围村”问题空前严重,此时农村生活垃圾主要由乡村自治组织自主解决,即村民委员会自行组织在村内找填埋场,最后集中填埋处置,形成了“户集中、村收集、村清运、村处理”的生活垃圾治理模式。鉴于村庄自治资源有限,垃圾治理效果甚微。进入21世纪后,国家明确提出实行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加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力度,城乡环卫一体化是国家介入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开始。“保洁员”、环卫设施开始在农村出现,农村生活垃圾的终端处理上移给乡镇及县一级,形成了“户集中、村收集、镇清运、县处理”的模式。政府资源的嵌入缓解了“垃圾围村”的困局,但也带来了垃圾治理向上依靠政府和向下脱离民众等非预期性后果。“垃圾分类”成为国家介入的强化阶段,在乡村振兴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政策背景下,国家着手改变农户以往“一桶扔”的垃圾处理习惯,要求农户承担起垃圾分类的义务,即“户分类、村收集、镇清运、县处理”的模式。从整个变迁的过程来看,“私事公化”背后是国家权力的渗透。正是农村生活垃圾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国家实现治理目标的双重需要决定了国家介入的必然性,而这种介入逐渐从村庄层面延伸到了个人生活领域,实质上体现了国家对私人生活领域的一种改造的过程。本文从“渗透性权力”的视角出发,深入讨论国家介入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逻辑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