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达四十年的持续稳定增长赢得了世界的瞩目。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也陆续展开,政府在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财政分权与官员政治激励的双重作用下,强化了地方政府通过举债融资的无序竞争,使得地方债务急剧增加也塑造了中国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特别地,本文在官员“弹性任期”制度下,研究中国官员将如何进行地方国有企业债规模和期限选择来创造政绩,并由此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造成何种影响。以2009-2017年地级市宏观经济数据、地方国有企业债务数据匹配地级市市长数据,本文将地方政府、地方国有企业债发行和经济增长置于官员任职制度视角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市长在任时间越长,发行新增地方国有企业债的规模越大。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市长新到任初期带来政策不稳定性以及政府工作的“断档期”,导致发债主体对政策环境的犹豫以及政府项目的耽搁和延迟,所造成的发债需求下降,规模减小。二是当市长任期处于后半阶段时,将不需要对新发行的长期限地方国有企业债券的偿还责任进行负责。在没有偿还负担压力的情况下,对地方国有企业举债规模的把握程度开始模糊。其次,本文考察了地方国有企业债发行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灯光密度和全要素生产率两个指标,实证结果发现地方国有企业债发行规模从整体上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通过提高市政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而对于经济发展质量,市长任职后期的发债规模越大,越不利于区域经济高效、高质量的发展。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客观看待国有企业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地方国有企业债本身不存在利害关系,关键在于地区债务存量、债务偿还能力以及新增债务规模的把握是否适度、正确。第二,不断完善官员激励治理机制。设置科学合理的企业、环境、人文、经济等多维度考核体系,从制度源头扭转地方过度依赖举债投资做大规模的发展理念,从而在事实避免债务发行的“权责分离”现象。第三,加强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管控,防范国有企业重大债务风险,必须重视国有企业债务问题背后的政治制度逻辑,必须关注政府官员行为动机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引入“权责发生制”打破地方主政官员任职调整与地方国有企业债务偿还责任的分离。第四,督促指导地方国有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研究出台地方国企债务的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制度,强化权力行使的约束机制,促进国有企业根据财务承受能力和投资项目回报率科学确定融资规模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