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同意原则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核心原则之一,已为《民法典》所确认。然而在大数据时代下,知情同意原则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进而引发了对该原则的理论质疑。知情同意原则的目的与初衷在于:保障个人对自身事务的自主决策,维护自身权利与尊严。但知情同意原则在实践中遭遇了诸多困境,如因格式条款设置不当造成的告知义务与知情权利的失衡、知情的低效率与高成本带来的知情与自决流于形式、同意的裹挟导致自主决定的丧失、一次同意后的无限制使用等,使得该原则的适用处于“强需求”与“弱效用”的矛盾之下。上述困境引发了学界对知情同意原则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质疑,具体表现为对其存在的必要性之争和可行性之争。之所以存在上述理论争议,其根本原因在于智能系统本身的风险。不透明对外部观察者造成的认知约束、导致因果关联性分析的困难以及系统的高度动态发展性造成解释难题;此外,近似化与标准化的选择菜单进一步强化了自我强化效应,对数据主体的多样选择造成限制;其次,信息不对称造成了权力势差与理解性的缺乏;最后,超轻推对数据主体偏好的预测以及微控制对数据主体偏好潜移默化的塑造,这些困境均引发了对知情同意原则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质疑。但在质疑声中存在两种错误的态度,即对技术不透明和系统高度动态性下个性化的不可预测性等挑战的高估,以及对人类可通过解释、外部的访问审查、反预测偏好等应对挑战的能力的低估。在大数据时代,应坚持知情同意原则,一方面,知情同意原则蕴含的伦理价值与法律意义需予以捍卫,因为该原则事关人之尊严的维护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同样也体现着宪法性权利和实体性的法益;另一方面,也需探索新的风险下维护知情同意原则的法律方式。可通过对数据控制者进行规范性的约束,并制衡其系统权力的集中与垄断;以解释、反预测的随机标准及注意力保护权的设立提升数据主体的自主选择能力,捍卫知情同意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