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引起刑法界的变化,让刑法谦抑主义原则在传统刑法中的地位受到冲击,风险社会与刑法谦抑主义的博弈实际上是刑法目的层面保障自由为先和保障安全为先的博弈。面对风险社会的复杂性和紧迫性,保障安全为先占据了刑法变革的上风。但与此同时,风险社会中的保障安全也是保障更紧需自由的一种有力方式。基于此,要重新看待刑法谦抑主义在风险社会中的作用,使其向更有利于防控风险、兼顾自由和安全保障的方向发展。第一部分阐述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风险社会中的风险的内涵以及其对刑法体系的影响;二是通过探究谦抑主义的核心含义来摸清风险社会中谦抑主义的应有态度;三是阐述风险社会和谦抑主义之间的关系,且由于风险社会的特殊风险——制度风险的存在,使得谦抑主义进退两难。而且过于主张谦抑主义也具有一定的弊端。第二部分阐述风险社会中刑法立法的应有立场和实然现状。立法分为犯罪圈立法和刑罚立法,经过不断博弈和对风险的考量,犯罪圈立法应当秉持积极立法与谦抑立法相结合,进行有限度的积极立法。而实然状态下则是更趋近于积极立法。对于刑罚立法而言,去重刑化是其应有立场,实然状态下的刑罚立法则是有严有松的。第三部分阐述风险社会中刑法司法谦抑的应有立场和实然现状。基于刑罚立法应有立场的指引,司法层面的应有立场则是要积极地发挥谦抑主义的作用,并缓和立法的过度严苛,实现刑法整体风险与谦抑均衡。但是通过统计分析发现我国对于出罪免刑、非监禁刑、假释等可以发挥司法谦抑的措施适用率很低,不利于司法谦抑发挥作用。第四部分,从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探索刑法谦抑的实现路径。立法层面要坚持最小化原则立法,同时为司法谦抑留出空间。司法层面则要提高能够发挥司法谦抑措施的适用率,只有这样,才能兼顾安全与自由,整体实现刑法谦抑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