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现代多元合理性的纷乱局面以及认知-工具合理性的片面扩展所造成的种种现代性危机,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合理性理论。这一理论不仅极富影响力,而且对之也存在诸多争议。本文认为,在当前的合理性状况中,作为一种现代的实践合理性,交往合理性起到的是“枢纽性发动机”的作用,即一方面是不同合理性相互联结的中介,另一方面又为不同合理性之间良性互动提供了动力、内容。为证明此论点,本文将结合交往合理性理论的历史背景,以交往合理性自身结构为基础,重点阐发它同道德-实践、审美-表现和认知-工具这三种基本合理性之关系,以明晰它如何在现代合理性谱系中发挥作用,并于最后对该理论做一总结性评判。据此,本文主要思路如下。首先,探讨西方理性观念发展史。第一,古希腊至近代前康德时期理性观变化,这围绕着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逐渐主题化展开。第二,德国实践理性传统中的双重化道路,即作为统一基础的、一般的实践理性与狭义的实践理性,这是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为理性统一问题所提供的理论资源。第三,在现代合理性话语背景下,关于理性及其统一问题的讨论出现了新的特征,即在合理性研究中,出现了转向后形而上学的哲学与关注合理化问题的社会学。第四,简要描述哈贝马斯所提供的新可能性:主体间性范式与交往合理性理论。其次,从元理论、方法论与理论-现实三个层面出发,结合哲学意义与社会学意义,探讨交往合理性的内在结构。元理论层面:哲学意义上,交往合理性是不放弃整体性关联的、同时反对基础主义的语言学转向后的程序合理性;在社会学意义上则是,与形式的世界概念相关联的交往行为中的合理性,其特征为有效性的兑现或可辩护性,并以达成沟通与共识为取向。方法论层面:哲学意义上,作为示范者与解释者的哲学的合理性;社会学意义上,既是社会学的意义理解问题的合理性、也是交往行为者关于行为意义之解释的合理性。理论-现实关系层面:哲学意义上,对理论与实践关系做出重新规定的、以解放为兴趣的批判的合理性;社会学意义上,随着生活世界结构分化而产生的、将生活世界殖民化主题化,并试图克服这种病态的合理化。再次,依然从元理论、方法论与理论-现实三个层面出发,分别阐述交往合理性同三种基本合理性的关系。一是交往合理性与道德-实践合理性的关系。针对后者中出现的混乱现象以及合法领地被侵蚀的状况,前者为后者的恢复重建提供了恰当的空间与动力;同时,根据哈贝马斯所继承的德国实践理性传统,后者是前者的主要实现通道,而这又为生活世界殖民化状态的消除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突破口和措施。这一关系具体体现在道德-伦理、法律-政治和宗教三个领域中。二是交往合理性与审美-表现合理性的关系。针对审美-表现合理性对自身定位不清的问题,交往合理性纠正其对自身的定位,使之能够真正发挥其解放潜能,从而在现代性进程中、特别是在生活世界重建中与之合作。三是,交往合理性与认知-工具合理性的关系。针对认知-工具合理性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交往合理性将之限制在合理范围内,并引导它与其它合理性实现良性互动,从而使系统在克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状态的过程中做好准备。最后,根据前文论述,对交往合理性理论做总结性评判。在回顾交往合理性理论逻辑的总体逻辑之后,从元理论、方法论与理论-现实这三个层面,展开对交往合理性理论得失的具体分析。理论之得包括,重新规定了实践合理性,更新了批判理论的方法,重构了现代多元合理性关系。理论之失包括,对认识论及相关问题的削弱,对内在批判道路的遮蔽,理论掌握现实时遭遇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