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0年后的今天，2003年的那场非典依旧是很多中国人心头无法挥去的记忆。
　　据统计，10年前的非典，中国内地累计病例5327例，死亡349人；香港特区累计病例1755例，死亡300人；中国台湾累计病例665例，死亡180人。
　　但是，非典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伤痛。
　　改变“重医疗、轻预防”的观念
　　对很多普通老百姓而言，非典客观上促进了我国公共卫生系统的完善。上个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在改革的推进过程中，本来就基础薄弱的公共卫生设施，比如乡镇医院、卫生所的撤并甚至是私营化也成为一种比较流行的趋势。而这种状况也给预防流行性疾病留下了很大的漏洞。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教授告诉记者，非典以后，我国的公共卫生投入大幅增加，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共卫生管理体系、流行性疾病监测体系和应急管理体系。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首席专家曾光告诉记者，其实，就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我国就开始了公共卫生系统的重建和完善工作。例如，所有的医院都设立了发热门诊，所有的学校、机关和单位都开始每日上报疫情，信息从开始的遮遮掩掩到公开透明……
　　但是当时也给我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由于准备不足，初期大家没有共识，甚至还有不少人心存“重医疗、轻预防”的陈旧观念，在信息披露上也严重滞后。
　　后来披露的信息显示，尽管早在2002年11月广东佛山就出现了第一例非典病人，但是由于对其病情的不了解和防疫系统的不完善，而没有及时作出妥善的处置，从而导致非典开始在广东省内蔓延开来并最终形成世界范围的疫情。
　　疫情网络直报系统形成
　　“非典成为中国公共卫生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和里程碑。”曾光说。非典以后，全国公共卫生系统开始了空前的大规模建设。例如，政府投入117亿元解决国家、省疾控中心的硬件问题。而在非典的这十年，各地对公共卫生的投入都有几十倍、甚至成百倍的增长。
　　在非典后的几年中，由卫生部牵头，在全国组建了公共卫生监测预警系统，形成了一套严谨的信息报告制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疫情网络直报系统。这套覆盖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行政机构的信息系统，可以将我国内地32个省份包括传染病疫情在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通过网络直接报告给中央政府，这样，国家最高层就可以在公共卫生事件发生之初及时了解相关情况并采取相应的对策。“这种系统当前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广东省疾控中心首席专家、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何剑锋说。
　　毛寿龙表示，非典对我国其他领域的公共事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推动了政府重大信息披露和社会应急管理机制的完善，我国后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玉树大地震等一些自然灾害也都充分吸取了非典的经验和教训。
　　非典以后，我国政府的治理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非典中的问责逐步形成了比较固定的问责机制，对责任官员产生了很大的约束和震慑作用。此外，政府信息的透明度也开始不断上升，很多来自政府方面的基本信息越来越公开化和透明化，这对推动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做了良好的铺垫。
　　应对危机时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我国在信息公开方面，这10年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和西方很多发达国家比较依旧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毛寿龙认为，2003年应对非典危机，我国动用了前所未有的国家和社会资源，在应对危机的时候也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后来在应对2009年的甲流危机中，这种问题再次出现。政府存在反应过度的情形。
　　“其实应对流行性疾病等这类大型公共卫生问题，应该思考更为科学的应对方式。在这些事情的处理上我们不能总是强调不惜一切代价。”毛寿龙说。
　　曾光也表示，未来在遇到流行性疾病之时，有关部门在处理危机时首先应该听听公共卫生专家的意见和建议。2003年非典时的一个教训是，当时公共卫生专家的声音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