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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先生(号选堂)乃我国文史学界一代大学者,毕生在学术与文化事业中努力不懈,硕果累累。笔者追随先生37年,因此机缘,对先生种种大小故事颇知一些。此文所记,乃先生轶事史事数则,并略做研究和考证。
8岁始作诗
选堂先生曾亲口告知,谓其8岁已能写诗,而且写得不少。他爱好诗词,少即懂比兴之义,因此颇能作诗填词,可惜该时期的作品,大多已散佚了。现在找得到的选堂先生最早的一首作品,是1932年所作的《咏优昙花诗》:
优昙花,锡兰产。余家植两株,月夜花放,及晨而萎;家人伤之,因取荣悴无定之理,为诗以释其意焉。
异域有奇卉,植兹园池旁。
夜来孤月明,吐蕊白如霜。
香气生寒水,素影含虚光。
如何一夕凋,殂谢滋可伤。
岂伊冰玉质,无意狎群芳。
遂尔离尘垢,冥然返太苍。
太苍安可穷,天道邈无极。
衰荣理则常,幻化终难测。
千载未足修,转瞬讵为逼。
达人解其会,保此恒安息。
浊醪且自陶,聊以永兹夕。
选堂父亲饶锷,是岭南一位杰出的学者文人,其天啸楼藏书,在民国时期的潮汕地区,名气最大,合计约有六七万卷。1932年年中,饶锷先生不幸去世,年仅42岁。此时,选堂先生刚16岁。我相信,先生的《优昙花诗》,表面上是咏优昙花的荣悴无定,其实是一首悼念其父亲英年早逝、自我超越悲伤和开解家人的悼亡、感怀之作。
当时的名宿温丹铭先生,有《广优昙花诗》并序,作为和应,以嘉勉先生。温氏,乃先生父亲饶锷的老师。此诗于1934年发表后,先生即诗名大噪,有才子之称。其实大家都忽略了先生已有浸淫于诗词之学十年八载的功夫。此后,先生的诗词创作至今不辍。
另有一事,可以更加证实和说明选堂先生少即熟读诗词,而且聪颖过人,极能融会贯通。先生在泰国的老表亲、诗人王诚先生,生前曾津津乐道先生的一桩童年逸事:“邑中有文坛老宿以城内特产‘姑苏香腐’出谜,求猜唐诗一句,时年6岁的饶宗颐即答以‘吴宫花草埋幽径’(出自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语惊四座。”以“吴宫花草埋幽径”来对“姑苏香腐”这一诗谜,不能不说是巧妙绝伦。而此事又恰恰可以证明先生孩童时之诗学已有极深厚的根底。估计先生之被称为神童,应自此事起。
少年写小说
选堂先生十余岁时,曾写过一部白话章回小说,名叫《后封神榜》或《后封神传》。当时已完成十余万字,可惜稿子现已失佚了。先生尝告,谓其当时极爱读小说,包括武侠小说,如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先生是全部读过的。
先生又告谓其兴趣后来转向史学,乃嫌小说想象虚构(imagination,此乃先生原话所用之词语)太多,不及史学著作,需要利用史实。因此他便放弃了写小说。他后来研究殷代史及上古史,其渊源亦与他当年曾写《后封神榜》或《后封神传》有一定的关系。
先生对自己的老师念念不忘,感恩戴德,多曾写成文字,以作纪念,如其少年时的绘画老师金陵杨栻先生、引导饶先生学习北碑书法的父执蔡梦香先生、中学一年级时的古文老师王慕韩先生(即佛教密宗大学者王弘愿)和国文老师丘玉麟先生、古琴老师容心言先生、研习印度婆罗门教经典和深造古梵文《梨俱吠陀》时的老师白春晖先生父子二人、60岁后学习古巴比伦文的老师蒲德侯先生等,先生皆曾在相关的文章中,绻绻怀缅,崇敬有加。
易卜救命
选堂先生从来不是一位迷信的人,但他在年轻的时候,曾在非常危难的关头,以《易经》占卜,救了自己和朋友们的命。孙立川博士在《避难蒙山的文人们——饶宗颐、简又文、梁羽生的一段难中轶事》一文中曾这样提及此事:
与饶公谈到这些往事,他颇有不堪回首之慨。他说曾在蒙山以易经卜卦,得离卦,卦云突如焚如。果不其然,日军入蒙山实行三光政策,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其中以此桥所在的文墟街的“五·一六”血案尤为血腥……《瑶山集》中有诗句记云:“余生悬虎口,尽室寄龙头(村名)。万户多荆杞,孤村有戍楼。”《文墟早起》又云:“支颐万念集萧晨,独立危桥数过人。一水将愁供浩荡,群山历劫自嶙峋。平时亲友谁相问,故国归期倘及春。生理懶从詹尹卜,荒村只是走踆踆。”逃难之中,饶公又牵挂国事,《哀桂林》《哀柳州》《交墟行》等诗中,都因战火下的国破山河在,生灵涂炭的惨景而每每执笔而起,忧患诗篇,读之催人泪下。
上引文字,有些地方说得不够清楚。离卦乃《易经》中的第三十卦,主吉:“离:利贞。亨。畜牝牛,吉。”意即利于卜问,大事顺利、吉利。卦体上离下离,离为火,象征遭遇光明,因此属一吉利的卦。但老先生当时占得的其实是离卦的九四爻:“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此乃居离卦第四位的阳爻,意即遭遇突袭,烧抢杀戮,尸横遍野,实乃大凶之预言。先生乃毅然决定立即离开蒙山。离开后翌日,他原来居住的地方,即被日军夷为平地。先生的易学学问,救了自己一命,当时相信他而跟着一起走的朋友们,都因此侥幸避过了一劫。又据黄伟《阎、饶两教授避难蒙山追忆》一文所记载:
1944年冬(原历十二月初二)蒙山县城沦陷,饶宗颐老师避居文圩乡龙头村李家……不过三四个月,日寇已由蒙山县城撤退,不久日寇宣布投降,饶老师即南下广州……
因此可考知,先生此事,应该发生在1944年冬前后。
与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一段故事
选堂先生于1958年游意大利。他本来是要去开一个汉学会议的。当时飞机停贝鲁特,乃得顺道晤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先生。二人见面后相谈极欢,畅论琴学。高罗佩一高兴起来,随手就送了金陵人杨抡所辑的、明万历版的古琴谱《伯牙心法》给先生。此书在序文首页右下方,还钤有高罗佩的藏书印,乃弥足珍贵的学术史文物。它见证了20世纪中后叶,一段中荷文化学术交流的情谊。而先生亦将之珍藏了近50年(直至2003年9月,香港大学创立饶宗颐学术馆,先生乃将他的大部分藏书,也包括这一古琴谱,捐赠予学术馆),更不时会在与朋友聊天的时候提及此事。 先生曾说,高罗佩最特别的是尊崇明朝的学术文化,高罗佩书斋即曰“尊明阁”。先生更指出,他接手赵尊岳先生未完成的工作,编《全明词》,就或多或少受到了高罗佩的影响,而《全明词》亦终于在2004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成就斐然的敦煌学研究
当代著名敦煌学家荣新江教授,曾在先生95歲华诞的研讨会上以“敦煌:饶宗颐先生学与艺的交汇点”为题发言。他把向来主张和提倡学艺双携的饶师,在学术研究和书画艺术创作两大方面的许多因缘,归结于敦煌和敦煌学,虽说或尚未能涵盖饶师的全部,但已十分慧黠地得其十之七八了。饶师95岁时选择在敦煌以展览和学术研讨会的形式来过生日,或即要显示敦煌和敦煌学——这个最为突出的交汇点。
饶宗颐先生在敦煌学方面的成就,主要在敦煌道教研究、敦煌文学研究、敦煌乐舞研究、敦煌书法研究、敦煌绘画研究、悉昙学研究、敦煌历史学研究、创建广义敦煌学的理论等几个方面。
先生自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了对敦煌道教的研究。这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对《老子想尔注》一书的长期研究里。从1956年4月先生出版《敦煌六朝写本张天师道陵著老子想尔注校笺》,至1991年11月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此书,名为《老子想尔注校证》为止,前后研究此一课题垂40年。其间数度修订其学说,影响欧洲汉学家、我国道教史学者(特别是研究天师派的学者)超过半世纪。他的《老子想尔注》成书“汉末说”的学说,至今仍为学术界两大流派之一。
先生对唐代敦煌曲子词进行了长期研究。1971年出版《敦煌曲》,对词的起源及敦煌曲子词的各种问题,提出了讨论和自己的看法,于敦煌曲子词的年代、作者、词之起源及其与佛曲之关系等领域,皆有所主张。尤于词之起源于唐代一说,贡献良多,在国际间的学术影响极大。此书虽受到学界批判和质疑,但并未影响饶先生继续对敦煌曲子词,包括对《云谣集》及若干唐词的研究。1996年12月,先生结集出版了《敦煌曲续论》一书,奠定了唐词派的优势。先生也曾对敦煌本《文选》以及其他敦煌本子的文学作品做过研究,有所发表。
先生精通乐理,能操缦。1960年即已发表论文《敦煌琵琶谱读记》,1962年又发表论文《敦煌舞谱校释》。两文皆突破前人,创获颇多。其后20余年不辍研究,屡有成果发表,至1990年12月及1991年8月,先后编撰、结集出版了《敦煌琵琶谱》及《敦煌琵琶谱论文集》两部重要著作,为敦煌音乐和舞蹈研究树立了一块耀目的里程碑,对后来的研究者影响深远。
1965年2月,先生发表论文《敦煌写卷之书法》,其后又不断深入探讨。自1983年起至1986年间,先生于日本二玄社先后编撰、出版《敦煌书法丛刊》共29册系列丛书,1993年11月,又再编纂《法藏敦煌书苑精华》(8册本)。先生开创了敦煌书法研究的先河,从挑选敦煌遗书中的精品,到每一件被选作品的内容考证,再到建构以书法史为目标的艺术鉴评角度等各个方面,皆为后来学者树立了一个良好的规范。
先生研究在敦煌发现的画稿,于1978年出版了著名的《敦煌白画》一书,揭示了唐人画稿中所呈现的绘画技法。
先生自20世纪60年代起,从未间断对梵学的研究。他尤其关注梵语拼音与古汉语之间的文化关系,花了约20年时间,写了一系列的论文,在1990年4月结集出版为《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 语文篇——悉昙学绪论》,为我国学者系统研究悉昙学的第一人。他填补了汉语史和中国语言学史中至关重要的一页——自东汉末印度梵学传入中国,中国语言学曾受其影响。这一点是连我国最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所著的《中国语言学史》都未见提及的。
先生精研史学,于敦煌历史研究方面,也曾有一系列的学术论文,在它们各自的题目范围内,作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其中,如1964年发表的《神会门下摩诃衍之入藏兼论禅门南北宗之调和问题》、1968年发表的《维州在唐代蕃汉交涉史上之地位》、1971年发表的《论敦煌陷于吐蕃之年代——依顿悟大乘正理决考证》等论文,皆能理清一些敦煌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具见先生治史功力,足为后辈楷模。此外,先生自20世纪90年代起,又于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主持大型项目“补资治通鉴史料长编稿系列”,以近十余年出土简牍、石刻等材料,补过去史书记载的阙漏,至今已经刊行著作8种。在这个系列里,他先后与李均明教授合作,在1995年9月出版了两部书:《新莽简辑证》和《敦煌汉简编年考证》。这其实也就是他后来所提出的“广义敦煌学”主张中一个最具体的表现。
先生于2006年,以近90岁高龄,依然在为敦煌学拼搏。他在自己任主编之一的《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九卷上发表了由他口述、笔者整理成篇的《敦煌学应扩大研究范围》一文,明确指出“目前敦煌学界只注重以敦煌经卷和敦煌石窟的图像史料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这是有缺憾的”,主张首先要研究早期的敦煌,研究的材料对象也应扩大等。先生将敦煌的历史重新分期,并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性理论,这是很值得敦煌学界注意的。
先生长期主编《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至今已岀版论著十一二种了,并且透过自己所主持大型研究项目的机会,先后聘请内地不少中青年一代的敦煌学学者来港参与计划,从而开拓了一些人的视野,也可算是先生对后辈的栽培之功。因此,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郝春文教授称誉先生说,这是他在敦煌学方面一个重要的行为成就。
开创西北宗山水画
先生又是当代杰出的书画艺术家,他的许多书法创作中,都含有敦煌书法的元素,例如他很早便已尝试将流沙坠简的书法,结合石门铭而创出自己的一种写法。至于他所绘的敦煌人物、马等,其脱胎自敦煌画稿就更明显了。他在90岁后又开创了西北宗山水画,于南北二宗之外另辟新理论与新技法,来写我国西北塞内外的河山,堪称前无古人。先生尝言:艺事亦即学问。如何将学术成果转化和应用到一己的艺术创作里,相信也是他一直关注的课题。他的好学深思,的确是汇合于敦煌学之中,可以无疑。学艺双携,天人互益,是先生近年常常强调的两句话,其实他自己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佳例。 有关“西北宗”山水的画法,先生曾于2006年《敦煌研究》总第100期上发表理论文章,提出新三远法的初步构想和皴法的出新可能。先生的西北宗山水画,由创建理论到绘画技法的实践,都有所建树,绝对名副其实地当得起我国绘画史上一代开宗立派的宗师这个称号。
先生心目中的Petite Ecole
香港大学于2003年的秋天,创立了饶宗颐学术馆,以表彰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和成就。先生将其20世纪50年代起在香港、新加坡等地任教时购藏所得的全部藏书4万余册(其中线装古籍700余种,共2500册左右),捐赠予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
学术馆的外文名字,叫The Jao Tsung-I Petite Ecole。常常有关心学术馆的朋友问我们Petite Ecole是什么意思,甚至有来自欧洲的汉学家,也曾就这个外文名字质疑过。借此难得机会,我想把15年前学术馆开始运作前,有一次先生跟我谈起这个名词,撮要忆述如下:
1.先生说他主张为学者应该谦虚,现在很多人都说他是国学大师、一代大学问家等等,但他却自觉学问很小;刚好petite是小的意思,ecole是学校,合起来是小学校、小学的意思,他就是要以此自喻所知不多,学问小,所以他的学术馆,只是一个petite ecole而已。
2.先生很喜欢法国巴黎附近的一所在17世纪中叶时,供一些沉醉于宗教和教育事业、而又愿意棄绝尘世、过着隐士般生活的人们修道和做学问的场所:皇门静室及其小学,所以就把学术馆命名为Petite Ecole了。我们现在一般把这地方译作皇港修道院(Abbeye du Port Royal des Champs),法国人简称这里为小学校(Petite Ecole)。先生以此命名学术馆,是有他极深层的用意的。
3.法国的皇门静室及其小学提倡学习研究上古希腊、拉丁古典文字和文化,尤其以修辞学为教材,并提倡古典学和新方法。先生十分喜欢其做学问的范围和作风,认为相当于我国古代学术史上的小学传统,而先生也希望在当代中国可以提倡传统的古文字学、小学。因此,他命名学术馆为Petite Ecole,其实在学术上也自有他的志趣和期许。
顺带在这里一提的是,也正因为上述三点原因,先生和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都希望能在我国的传统文化的研究范畴内,有所作为,做出自己的贡献。看来,以先生为精神领袖的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也将真正以皇门静室小学为楷模,开展它的学术文化使命。
余论
先生是位有家学渊源,且天分极高的学者,虽然他也经历过生离死别、战争的洗礼乃至于毁谤攻击,但先生身体力行,从不消极,一直把自己安顿得极稳妥,无怨无艾地做着钻研、交流、传承和宣扬中华文化的工作,至今不懈。面对人生中的曲折乃至于不平,往往规劝学子要超越这些困扰,不要把精力浪费在不愉快不健康的情绪里。我想,先生的精神和人品,比他的学术、文学和书画艺术更高明,有更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2017年6月,饶宗颐先生以百岁高龄,与家人、医生、朋友和笔者一起壮游巴黎,与老学生、老朋友,著名的西方汉学家汪德迈先生、侯斯孟先生等重叙旧谊,并与汪德迈、李晓红和笔者等同门重到皇港修道院,再访该所小学校,流连忘返,不胜情深。也许先生一直向往的是得一座独立而幽静的小屋,与三两同道的门人一起,孜孜不倦埋首于古典之学,就于愿足矣。
(摘自2017年8月8日《北京日报》)
8岁始作诗
选堂先生曾亲口告知,谓其8岁已能写诗,而且写得不少。他爱好诗词,少即懂比兴之义,因此颇能作诗填词,可惜该时期的作品,大多已散佚了。现在找得到的选堂先生最早的一首作品,是1932年所作的《咏优昙花诗》:
优昙花,锡兰产。余家植两株,月夜花放,及晨而萎;家人伤之,因取荣悴无定之理,为诗以释其意焉。
异域有奇卉,植兹园池旁。
夜来孤月明,吐蕊白如霜。
香气生寒水,素影含虚光。
如何一夕凋,殂谢滋可伤。
岂伊冰玉质,无意狎群芳。
遂尔离尘垢,冥然返太苍。
太苍安可穷,天道邈无极。
衰荣理则常,幻化终难测。
千载未足修,转瞬讵为逼。
达人解其会,保此恒安息。
浊醪且自陶,聊以永兹夕。
选堂父亲饶锷,是岭南一位杰出的学者文人,其天啸楼藏书,在民国时期的潮汕地区,名气最大,合计约有六七万卷。1932年年中,饶锷先生不幸去世,年仅42岁。此时,选堂先生刚16岁。我相信,先生的《优昙花诗》,表面上是咏优昙花的荣悴无定,其实是一首悼念其父亲英年早逝、自我超越悲伤和开解家人的悼亡、感怀之作。
当时的名宿温丹铭先生,有《广优昙花诗》并序,作为和应,以嘉勉先生。温氏,乃先生父亲饶锷的老师。此诗于1934年发表后,先生即诗名大噪,有才子之称。其实大家都忽略了先生已有浸淫于诗词之学十年八载的功夫。此后,先生的诗词创作至今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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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事,可以更加证实和说明选堂先生少即熟读诗词,而且聪颖过人,极能融会贯通。先生在泰国的老表亲、诗人王诚先生,生前曾津津乐道先生的一桩童年逸事:“邑中有文坛老宿以城内特产‘姑苏香腐’出谜,求猜唐诗一句,时年6岁的饶宗颐即答以‘吴宫花草埋幽径’(出自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语惊四座。”以“吴宫花草埋幽径”来对“姑苏香腐”这一诗谜,不能不说是巧妙绝伦。而此事又恰恰可以证明先生孩童时之诗学已有极深厚的根底。估计先生之被称为神童,应自此事起。
少年写小说
选堂先生十余岁时,曾写过一部白话章回小说,名叫《后封神榜》或《后封神传》。当时已完成十余万字,可惜稿子现已失佚了。先生尝告,谓其当时极爱读小说,包括武侠小说,如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先生是全部读过的。
先生又告谓其兴趣后来转向史学,乃嫌小说想象虚构(imagination,此乃先生原话所用之词语)太多,不及史学著作,需要利用史实。因此他便放弃了写小说。他后来研究殷代史及上古史,其渊源亦与他当年曾写《后封神榜》或《后封神传》有一定的关系。
先生对自己的老师念念不忘,感恩戴德,多曾写成文字,以作纪念,如其少年时的绘画老师金陵杨栻先生、引导饶先生学习北碑书法的父执蔡梦香先生、中学一年级时的古文老师王慕韩先生(即佛教密宗大学者王弘愿)和国文老师丘玉麟先生、古琴老师容心言先生、研习印度婆罗门教经典和深造古梵文《梨俱吠陀》时的老师白春晖先生父子二人、60岁后学习古巴比伦文的老师蒲德侯先生等,先生皆曾在相关的文章中,绻绻怀缅,崇敬有加。
易卜救命
选堂先生从来不是一位迷信的人,但他在年轻的时候,曾在非常危难的关头,以《易经》占卜,救了自己和朋友们的命。孙立川博士在《避难蒙山的文人们——饶宗颐、简又文、梁羽生的一段难中轶事》一文中曾这样提及此事:
与饶公谈到这些往事,他颇有不堪回首之慨。他说曾在蒙山以易经卜卦,得离卦,卦云突如焚如。果不其然,日军入蒙山实行三光政策,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其中以此桥所在的文墟街的“五·一六”血案尤为血腥……《瑶山集》中有诗句记云:“余生悬虎口,尽室寄龙头(村名)。万户多荆杞,孤村有戍楼。”《文墟早起》又云:“支颐万念集萧晨,独立危桥数过人。一水将愁供浩荡,群山历劫自嶙峋。平时亲友谁相问,故国归期倘及春。生理懶从詹尹卜,荒村只是走踆踆。”逃难之中,饶公又牵挂国事,《哀桂林》《哀柳州》《交墟行》等诗中,都因战火下的国破山河在,生灵涂炭的惨景而每每执笔而起,忧患诗篇,读之催人泪下。
上引文字,有些地方说得不够清楚。离卦乃《易经》中的第三十卦,主吉:“离:利贞。亨。畜牝牛,吉。”意即利于卜问,大事顺利、吉利。卦体上离下离,离为火,象征遭遇光明,因此属一吉利的卦。但老先生当时占得的其实是离卦的九四爻:“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此乃居离卦第四位的阳爻,意即遭遇突袭,烧抢杀戮,尸横遍野,实乃大凶之预言。先生乃毅然决定立即离开蒙山。离开后翌日,他原来居住的地方,即被日军夷为平地。先生的易学学问,救了自己一命,当时相信他而跟着一起走的朋友们,都因此侥幸避过了一劫。又据黄伟《阎、饶两教授避难蒙山追忆》一文所记载:
1944年冬(原历十二月初二)蒙山县城沦陷,饶宗颐老师避居文圩乡龙头村李家……不过三四个月,日寇已由蒙山县城撤退,不久日寇宣布投降,饶老师即南下广州……
因此可考知,先生此事,应该发生在1944年冬前后。
与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一段故事
选堂先生于1958年游意大利。他本来是要去开一个汉学会议的。当时飞机停贝鲁特,乃得顺道晤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先生。二人见面后相谈极欢,畅论琴学。高罗佩一高兴起来,随手就送了金陵人杨抡所辑的、明万历版的古琴谱《伯牙心法》给先生。此书在序文首页右下方,还钤有高罗佩的藏书印,乃弥足珍贵的学术史文物。它见证了20世纪中后叶,一段中荷文化学术交流的情谊。而先生亦将之珍藏了近50年(直至2003年9月,香港大学创立饶宗颐学术馆,先生乃将他的大部分藏书,也包括这一古琴谱,捐赠予学术馆),更不时会在与朋友聊天的时候提及此事。 先生曾说,高罗佩最特别的是尊崇明朝的学术文化,高罗佩书斋即曰“尊明阁”。先生更指出,他接手赵尊岳先生未完成的工作,编《全明词》,就或多或少受到了高罗佩的影响,而《全明词》亦终于在2004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成就斐然的敦煌学研究
当代著名敦煌学家荣新江教授,曾在先生95歲华诞的研讨会上以“敦煌:饶宗颐先生学与艺的交汇点”为题发言。他把向来主张和提倡学艺双携的饶师,在学术研究和书画艺术创作两大方面的许多因缘,归结于敦煌和敦煌学,虽说或尚未能涵盖饶师的全部,但已十分慧黠地得其十之七八了。饶师95岁时选择在敦煌以展览和学术研讨会的形式来过生日,或即要显示敦煌和敦煌学——这个最为突出的交汇点。
饶宗颐先生在敦煌学方面的成就,主要在敦煌道教研究、敦煌文学研究、敦煌乐舞研究、敦煌书法研究、敦煌绘画研究、悉昙学研究、敦煌历史学研究、创建广义敦煌学的理论等几个方面。
先生自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了对敦煌道教的研究。这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对《老子想尔注》一书的长期研究里。从1956年4月先生出版《敦煌六朝写本张天师道陵著老子想尔注校笺》,至1991年11月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此书,名为《老子想尔注校证》为止,前后研究此一课题垂40年。其间数度修订其学说,影响欧洲汉学家、我国道教史学者(特别是研究天师派的学者)超过半世纪。他的《老子想尔注》成书“汉末说”的学说,至今仍为学术界两大流派之一。
先生对唐代敦煌曲子词进行了长期研究。1971年出版《敦煌曲》,对词的起源及敦煌曲子词的各种问题,提出了讨论和自己的看法,于敦煌曲子词的年代、作者、词之起源及其与佛曲之关系等领域,皆有所主张。尤于词之起源于唐代一说,贡献良多,在国际间的学术影响极大。此书虽受到学界批判和质疑,但并未影响饶先生继续对敦煌曲子词,包括对《云谣集》及若干唐词的研究。1996年12月,先生结集出版了《敦煌曲续论》一书,奠定了唐词派的优势。先生也曾对敦煌本《文选》以及其他敦煌本子的文学作品做过研究,有所发表。
先生精通乐理,能操缦。1960年即已发表论文《敦煌琵琶谱读记》,1962年又发表论文《敦煌舞谱校释》。两文皆突破前人,创获颇多。其后20余年不辍研究,屡有成果发表,至1990年12月及1991年8月,先后编撰、结集出版了《敦煌琵琶谱》及《敦煌琵琶谱论文集》两部重要著作,为敦煌音乐和舞蹈研究树立了一块耀目的里程碑,对后来的研究者影响深远。
1965年2月,先生发表论文《敦煌写卷之书法》,其后又不断深入探讨。自1983年起至1986年间,先生于日本二玄社先后编撰、出版《敦煌书法丛刊》共29册系列丛书,1993年11月,又再编纂《法藏敦煌书苑精华》(8册本)。先生开创了敦煌书法研究的先河,从挑选敦煌遗书中的精品,到每一件被选作品的内容考证,再到建构以书法史为目标的艺术鉴评角度等各个方面,皆为后来学者树立了一个良好的规范。
先生研究在敦煌发现的画稿,于1978年出版了著名的《敦煌白画》一书,揭示了唐人画稿中所呈现的绘画技法。
先生自20世纪60年代起,从未间断对梵学的研究。他尤其关注梵语拼音与古汉语之间的文化关系,花了约20年时间,写了一系列的论文,在1990年4月结集出版为《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 语文篇——悉昙学绪论》,为我国学者系统研究悉昙学的第一人。他填补了汉语史和中国语言学史中至关重要的一页——自东汉末印度梵学传入中国,中国语言学曾受其影响。这一点是连我国最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所著的《中国语言学史》都未见提及的。
先生精研史学,于敦煌历史研究方面,也曾有一系列的学术论文,在它们各自的题目范围内,作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其中,如1964年发表的《神会门下摩诃衍之入藏兼论禅门南北宗之调和问题》、1968年发表的《维州在唐代蕃汉交涉史上之地位》、1971年发表的《论敦煌陷于吐蕃之年代——依顿悟大乘正理决考证》等论文,皆能理清一些敦煌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具见先生治史功力,足为后辈楷模。此外,先生自20世纪90年代起,又于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主持大型项目“补资治通鉴史料长编稿系列”,以近十余年出土简牍、石刻等材料,补过去史书记载的阙漏,至今已经刊行著作8种。在这个系列里,他先后与李均明教授合作,在1995年9月出版了两部书:《新莽简辑证》和《敦煌汉简编年考证》。这其实也就是他后来所提出的“广义敦煌学”主张中一个最具体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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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于2006年,以近90岁高龄,依然在为敦煌学拼搏。他在自己任主编之一的《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九卷上发表了由他口述、笔者整理成篇的《敦煌学应扩大研究范围》一文,明确指出“目前敦煌学界只注重以敦煌经卷和敦煌石窟的图像史料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这是有缺憾的”,主张首先要研究早期的敦煌,研究的材料对象也应扩大等。先生将敦煌的历史重新分期,并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性理论,这是很值得敦煌学界注意的。
先生长期主编《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至今已岀版论著十一二种了,并且透过自己所主持大型研究项目的机会,先后聘请内地不少中青年一代的敦煌学学者来港参与计划,从而开拓了一些人的视野,也可算是先生对后辈的栽培之功。因此,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郝春文教授称誉先生说,这是他在敦煌学方面一个重要的行为成就。
开创西北宗山水画
先生又是当代杰出的书画艺术家,他的许多书法创作中,都含有敦煌书法的元素,例如他很早便已尝试将流沙坠简的书法,结合石门铭而创出自己的一种写法。至于他所绘的敦煌人物、马等,其脱胎自敦煌画稿就更明显了。他在90岁后又开创了西北宗山水画,于南北二宗之外另辟新理论与新技法,来写我国西北塞内外的河山,堪称前无古人。先生尝言:艺事亦即学问。如何将学术成果转化和应用到一己的艺术创作里,相信也是他一直关注的课题。他的好学深思,的确是汇合于敦煌学之中,可以无疑。学艺双携,天人互益,是先生近年常常强调的两句话,其实他自己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佳例。 有关“西北宗”山水的画法,先生曾于2006年《敦煌研究》总第100期上发表理论文章,提出新三远法的初步构想和皴法的出新可能。先生的西北宗山水画,由创建理论到绘画技法的实践,都有所建树,绝对名副其实地当得起我国绘画史上一代开宗立派的宗师这个称号。
先生心目中的Petite Ecole
香港大学于2003年的秋天,创立了饶宗颐学术馆,以表彰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和成就。先生将其20世纪50年代起在香港、新加坡等地任教时购藏所得的全部藏书4万余册(其中线装古籍700余种,共2500册左右),捐赠予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
学术馆的外文名字,叫The Jao Tsung-I Petite Ecole。常常有关心学术馆的朋友问我们Petite Ecole是什么意思,甚至有来自欧洲的汉学家,也曾就这个外文名字质疑过。借此难得机会,我想把15年前学术馆开始运作前,有一次先生跟我谈起这个名词,撮要忆述如下:
1.先生说他主张为学者应该谦虚,现在很多人都说他是国学大师、一代大学问家等等,但他却自觉学问很小;刚好petite是小的意思,ecole是学校,合起来是小学校、小学的意思,他就是要以此自喻所知不多,学问小,所以他的学术馆,只是一个petite ecole而已。
2.先生很喜欢法国巴黎附近的一所在17世纪中叶时,供一些沉醉于宗教和教育事业、而又愿意棄绝尘世、过着隐士般生活的人们修道和做学问的场所:皇门静室及其小学,所以就把学术馆命名为Petite Ecole了。我们现在一般把这地方译作皇港修道院(Abbeye du Port Royal des Champs),法国人简称这里为小学校(Petite Ecole)。先生以此命名学术馆,是有他极深层的用意的。
3.法国的皇门静室及其小学提倡学习研究上古希腊、拉丁古典文字和文化,尤其以修辞学为教材,并提倡古典学和新方法。先生十分喜欢其做学问的范围和作风,认为相当于我国古代学术史上的小学传统,而先生也希望在当代中国可以提倡传统的古文字学、小学。因此,他命名学术馆为Petite Ecole,其实在学术上也自有他的志趣和期许。
顺带在这里一提的是,也正因为上述三点原因,先生和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都希望能在我国的传统文化的研究范畴内,有所作为,做出自己的贡献。看来,以先生为精神领袖的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也将真正以皇门静室小学为楷模,开展它的学术文化使命。
余论
先生是位有家学渊源,且天分极高的学者,虽然他也经历过生离死别、战争的洗礼乃至于毁谤攻击,但先生身体力行,从不消极,一直把自己安顿得极稳妥,无怨无艾地做着钻研、交流、传承和宣扬中华文化的工作,至今不懈。面对人生中的曲折乃至于不平,往往规劝学子要超越这些困扰,不要把精力浪费在不愉快不健康的情绪里。我想,先生的精神和人品,比他的学术、文学和书画艺术更高明,有更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2017年6月,饶宗颐先生以百岁高龄,与家人、医生、朋友和笔者一起壮游巴黎,与老学生、老朋友,著名的西方汉学家汪德迈先生、侯斯孟先生等重叙旧谊,并与汪德迈、李晓红和笔者等同门重到皇港修道院,再访该所小学校,流连忘返,不胜情深。也许先生一直向往的是得一座独立而幽静的小屋,与三两同道的门人一起,孜孜不倦埋首于古典之学,就于愿足矣。
(摘自2017年8月8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