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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天的超长会期内，在中央大礼堂构筑了第一座理论大厦——毛泽东思想。中共七大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中央大礼堂。
1945年，抗战胜利的前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这是中共历史上间隔期、筹备期、会期都创纪录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七大是中共第一次独立自主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地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庄严地写入党章。七大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
屡被延宕的特殊历史背景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之后，七大召开时间一延再延，直至1945年才在延安成功召开，中间相隔17年之久。
其实，关于召开七大的动议早已有之，光准备工作就进行了多次，但因严酷的战争环境和主观条件的不成熟等而一再延期。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正式将召开七大等列为“最不可延迟”的主要任务，全會决定“委托新的政治局展开必须的准备工作”。之后，由于国民党军队连续大规模地“围剿”红军和根据地，中共要以主要精力集中于战事。这样，召开七大自然无力顾及，准备工作被迫中断。
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召集七大的决议，并成立七大准备委员会。次年1月，准备委员会给各地方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方党组织立即进行召开七大的准备工作。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召开七大的问题。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加紧从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进行大会的准备工作，在较短时期内召集七大，同时决定了七大的议事日程。
1939年6月、7月，中央书记处先后两次发出关于七大的通知，规定各地要于1939年9月1日前选举完毕。但是，从这年冬天起，战事迭起，国民党在华北挑起反共高潮，接着日本侵略者又加紧对抗日根据地进攻。在纷至沓来的敌情面前，筹备七大的工作只能停止。然而，各地根据1939年通知的精神，选出了出席七大的代表，1940年部分代表陆续到达延安。由于战争环境的恶化，代表人员不能到齐，会议具体日期未定。代表们有的进党校学习，有的暂时分配了工作。
到了1941年3月，局势稍稍有所缓和，中央政治局才再次把七大的筹备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审查了七大代表的名单，并重新指定了若干代表。
但不久，处于筹备阶段的七大不得不再一次延期，这一次不是因为战事。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整风的主要对象是党的高中级干部。
1943年7月17日，中央书记处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在8个月到9个月内召开七大的建议。8月1日，又发出了《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决定七大改在年底举行。后因中央政治局重新召开整风会议，已经启动的七大会议进程再次中断。
在准备召开七大的过程中，经过艰难曲折，党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毛泽东在抗战时期以及在此之前撰写的大量文章和中共中央发布的许多文件，对党的历史经验从各方面进行了总结。特别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和整风运动的成功开展，使全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状况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些都为七大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44年5月，召开七大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5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立即着手召开七大的各方面准备工作。这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这是我党历史上会期最长的一次会议，为七大的召开做了进一步的准备，并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4月21日起，召开为期两天的七大预备会议。
代表“小长征”到红色圣地前后
处于战争年代，党员的组织系统较为复杂，中共七大代表的选举产生存在多种情况。要对情况不一、几经变动的各地代表进行审查，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加之根据地分散，且受日军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有的同志还曾遭受过国民党的逮捕关押，这就使得审查工作更加困难。为使中共七大能够集全党最优秀的代表于一堂，会前中共中央组成了以彭真为主任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莫文骅回忆说：“审查工作是非常严格的，每人都写了自传，讨论通过。”
不过，七大缺席一位无法抵达现场的特殊代表，他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陈潭秋。早在两年前，陈潭秋被军阀盛世才在迪化秘密杀害。由于消息隔绝，他仍被选为七大代表，并在党的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由于战乱，代表们去延安的路程险象环生。其中有不少人是来自沦陷区，需要通过敌人的封锁区，且交通不便，有的骑马，更多的是步行；因为路途遥远，环境险恶，有的化装成商人、小贩或乞丐，甚至提前几年出发，靠一双脚板昼夜兼程；有的是由游击队护送来的，有的则是通过伪军的内部关系护送而来；有的是从国外辗转归来。有的同志在路上遇到敌人袭击时身负重伤，甚至牺牲在途中。据档案资料记载，新四军和皖南地区代表们的遭遇最为惨烈。他们一行24人，在到达安徽无为时，被国民党扣押起来，最后全部被杀害。
1942年夏天，鲁南铁道队忽然接到鲁南军区的紧急通知：护送一个工作队通过津浦铁路，工作队中有一位“0号”首长，务必保证他的绝对安全。鲁南铁道队护送的“0号”首长不是别人，正是要奔赴延安参加七大的刘少奇。刘少奇经过9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穿越103道封锁线，行程3000多里，才安全回到延安。
中共七大代表怀着对党的忠诚、对延安的向往，在汇聚延安的过程中都是便装而行，不能携带武器，又要通过一道又一道的敌人封锁线，一路上充满了危险和艰辛，在途中遇袭牺牲的事时有发生。毛泽东在接见耗时15个月、克服种种艰难险阻才到达延安的浙江等地的中共七大代表时，称他们经历了一次“小长征”。 一时间，延安群星荟萃，几乎中国现代史上所有的革命精英都聚集在这里。延安没有大的招待所，更没有同时可以容纳七八百人的招待所。大批到来的代表们分散住宿，到杨家岭开会有的是走路，有的是坐车。据有的代表日后回忆：“那时延安很少有车……更糟的是路不平，车子颠得非常厉害，把人摇来晃去，抓车边都难抓住。”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欧阳钦风趣地开玩笑说：“要是怀孕的妇女坐这个车子，孩子都会给颠下来。”听到这话的人都笑起来，可他们不知道，陕甘宁边区妇联主任白茜那时恰恰怀着孩子，但未对任何人说过，连妇联的同志都不知道。
粮食、蔬菜、纸张、药品以及其他物资的供应是否充足，直接决定着人员众多、场面宏大、会期较长的七大能不能如期举行。为了不使七大因物资供应不足而再次延期，1944年下半年，党中央就组织有关人员开始了会议所需物资的筹措工作，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筹措物资的基本原则：因陋就简，尽可能就地取材。
为确保大会顺利举行，在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副秘书长李富春领导下，成立了大会秘书处、总务处、临时警卫处。当年，中央保卫部门还从各部队抽调一批军事技能过硬、政治可靠的人员，以补充和加强会议的警卫力量。后来成为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的邬吉成当年便突然接到去某军分区学習的通知，他生前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到了目的地才真相大白：学习是幌子，是为了保密，真实的目的是要送我们到延安，保卫毛主席、党中央。”
抗战胜利前夜的超长盛会
1945年4月23日下午3时，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任弼时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七大的代表共755名，代表全党121万党员。“七大会场布置得庄严朴素。主席台上，悬挂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鲜红的党旗挂在两边。……会场的摆设也非常简陋。主席台上只有几张铺着台布的条桌和十来把木椅，我们代表们坐的是长条靠背椅。”七大代表莫文骅曾这样回忆。
今天，步入中央大礼堂，代表们当年坐过的长木椅已现出斑驳的痕迹，贴在椅背上的名字曾经对应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各个代表。主席台的石拱上，写着红色的七大政治口号——“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一切仿佛还是当年的样子。站在礼堂中间，耳畔恍然听到七大代表们接踵而至的脚步声。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穿着粗布上衣、圆口布鞋的毛泽东站了起来，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七大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召开的。此时，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一种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所坚持的，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反共反人民，继续使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一种是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对此，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即针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写出了《论联合政府》。
结束开幕词时，毛泽东高声领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代表们振臂响应，声震四方。
4月24日，大会举行全体会议，毛泽东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他写了一个书面报告，即《论联合政府》，会前发给代表。这个书面报告，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抗战中两条路线的斗争，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指出了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并首次明确提出要以生产力标准来评判一个政党的历史作用。会上，毛泽东没有照本宣科，而是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就一些问题作了长篇口头报告。
毛泽东的口头报告内容丰富，深入浅出。摄影师吴印咸一边聆听着毛泽东充满智慧的话语，一边不停地忙碌着，既用摄影机又用照相机，多角度拍摄下了毛泽东富有表现力的手势和神情。
4月25日，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总结了党领导武装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经验，阐述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指出今后全国的军事任务是：“八路军、新四军与一切抗日友军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
4月30日，开始讨论政治、军事两个报告。会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长篇发言，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对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统战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科学的总结。
5月14日、15日，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七大第一次在党章条文之前增写了总纲。这样，使党章在体例结构上分为总纲和条文两大部分，这在党章史上是一个先例，以后成为惯例。胡乔木在回忆文章中评价说：“整个报告都很好，特别是对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阐述，这在我们党的党章上是第一次，讲得非常精辟，是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七大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
七大原定会期较短，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大会主席团作了专门讨论，决定延长会期。为了指导大会顺利进行，在小组讨论期间，毛泽东经常参加各代表团和各小组的会议。他非常注意听取代表们的发言，发现了问题还作一些启发诱导，让大家进一步去思考。毛泽东参加哪里的会议，哪里的会场上就特别活跃。
七大共举行21次全体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举行全体会议最多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各代表团和小组多次召开会议，就各项报告内容展开热烈讨论，一致通过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这些报告和决议案，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对各条战线的任务和政策提出了具体意见，为夺取抗战胜利、人民解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理论指导。
首次无记名投票选出中央领导集体
七大开幕后，新华社即通过报纸、电台作了公开报道，很快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纷纷举行集会庆祝，许多党政军机关和民众团体向大会发出贺电、贺信，敬献贺幛、锦旗，延安的一些机关单位还向七大代表赠送纪念品。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七大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像一声惊雷，引起强烈震撼。《论联合政府》小册子在重庆就发行了3万份，有人一夜未眠而而读完。蒋介石说这是国民党有史以来最大耻辱，他的侍从室秘书陈布雷看了这本书后说：只有两个字，就是“内战”。但是正在出席国民党六大的代表很多人认为：还是共产党有办法，说得头头是道，别看国民党有几百条，但没有办法。有的沦陷区同胞还发表通电，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论联合政府》等大会文献，还被以伪装的多种版本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广为流传。 抗战后期，美国密切关注着中共的一举一动，在1945年春夏之交召开的中共七大更是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自5月1日至5月21日，美国的外交官们依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监听记录，撰写了7篇分析报告，他们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对《论联合政府》等大会文件及会后中共的发展趋势做了研判，其中有很多正确认识，但也有许多一孔之见，甚至有的内容与事实南辕北辙。
选举中央委员会，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是七大的一项重要议程。在选举中先是小组提名，经过充分讨论后，进行预选，再正式提名，最后進行无记名投票。
七大代表回忆说：“党的七大的选举，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完美典范。在小组会上、代表团会上，任何代表都可以提名候选人，没有任何指定，没有任何限制。在小组会上或代表团会上，对候选名单中的任何一个人有不同意见，可以提；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问；向上问或者派代表到有关代表团去了解情况，都允许，都能有答复。候选名单几上几下，充分讨论，每个代表对投谁的票，不投谁的票，都有自己的主见。”以这样的民主方式进行选举，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经过反复酝酿和预选，6月9日下午进行了中央委员会的民主选举。这天，主席台前摆放着的红色的木质投票箱十分醒目。票箱正面的中央，金色的麦穗围绕着铁锤、镰刀构成的党徽，左右麦穗上分别写着“七”、“大”二字，党徽上方有一颗五角星。整个会场显得格外庄严。
投票开始前，大会宣布并通过选票检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和选举有关事项。有选举权的正式代表共547人，出席大会选举的有533人，因事、因病请假的或不能到会的有14人。下午3时半，大会投票开始。10日，选举结果公布，共选出中央委员44名和候补中央委员33名。
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取消了有关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设置而代之以中央书记处。中央书记处的产生办法及地位、职能第一次在党章上得到明确。
6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出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五人在中共历史上被称为“五大书记”。此次会议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以此为标志，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有代表回忆说，七大上大家喊“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接着说“我52岁”。
中共七大是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还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历史已逝，思想的力量却从未走远。步入延安中央大礼堂，依然能触摸到历史的痕迹，不仅是当年的陈设，还有墙上定格瞬间的历史照片，以及照片之外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在其中蜿蜒展开……
责任编辑 王碧清
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中央大礼堂。
1945年，抗战胜利的前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这是中共历史上间隔期、筹备期、会期都创纪录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七大是中共第一次独立自主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地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庄严地写入党章。七大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
屡被延宕的特殊历史背景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之后，七大召开时间一延再延，直至1945年才在延安成功召开，中间相隔17年之久。
其实，关于召开七大的动议早已有之，光准备工作就进行了多次，但因严酷的战争环境和主观条件的不成熟等而一再延期。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正式将召开七大等列为“最不可延迟”的主要任务，全會决定“委托新的政治局展开必须的准备工作”。之后，由于国民党军队连续大规模地“围剿”红军和根据地，中共要以主要精力集中于战事。这样，召开七大自然无力顾及，准备工作被迫中断。
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召集七大的决议，并成立七大准备委员会。次年1月，准备委员会给各地方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方党组织立即进行召开七大的准备工作。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召开七大的问题。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加紧从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进行大会的准备工作，在较短时期内召集七大，同时决定了七大的议事日程。
1939年6月、7月，中央书记处先后两次发出关于七大的通知，规定各地要于1939年9月1日前选举完毕。但是，从这年冬天起，战事迭起，国民党在华北挑起反共高潮，接着日本侵略者又加紧对抗日根据地进攻。在纷至沓来的敌情面前，筹备七大的工作只能停止。然而，各地根据1939年通知的精神，选出了出席七大的代表，1940年部分代表陆续到达延安。由于战争环境的恶化，代表人员不能到齐，会议具体日期未定。代表们有的进党校学习，有的暂时分配了工作。
到了1941年3月，局势稍稍有所缓和，中央政治局才再次把七大的筹备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审查了七大代表的名单，并重新指定了若干代表。
但不久，处于筹备阶段的七大不得不再一次延期，这一次不是因为战事。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整风的主要对象是党的高中级干部。
1943年7月17日，中央书记处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在8个月到9个月内召开七大的建议。8月1日，又发出了《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决定七大改在年底举行。后因中央政治局重新召开整风会议，已经启动的七大会议进程再次中断。
在准备召开七大的过程中，经过艰难曲折，党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毛泽东在抗战时期以及在此之前撰写的大量文章和中共中央发布的许多文件，对党的历史经验从各方面进行了总结。特别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和整风运动的成功开展，使全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状况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些都为七大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44年5月，召开七大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5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立即着手召开七大的各方面准备工作。这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这是我党历史上会期最长的一次会议，为七大的召开做了进一步的准备，并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4月21日起，召开为期两天的七大预备会议。
代表“小长征”到红色圣地前后
处于战争年代，党员的组织系统较为复杂，中共七大代表的选举产生存在多种情况。要对情况不一、几经变动的各地代表进行审查，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加之根据地分散，且受日军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有的同志还曾遭受过国民党的逮捕关押，这就使得审查工作更加困难。为使中共七大能够集全党最优秀的代表于一堂，会前中共中央组成了以彭真为主任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莫文骅回忆说：“审查工作是非常严格的，每人都写了自传，讨论通过。”
不过，七大缺席一位无法抵达现场的特殊代表，他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陈潭秋。早在两年前，陈潭秋被军阀盛世才在迪化秘密杀害。由于消息隔绝，他仍被选为七大代表，并在党的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由于战乱，代表们去延安的路程险象环生。其中有不少人是来自沦陷区，需要通过敌人的封锁区，且交通不便，有的骑马，更多的是步行；因为路途遥远，环境险恶，有的化装成商人、小贩或乞丐，甚至提前几年出发，靠一双脚板昼夜兼程；有的是由游击队护送来的，有的则是通过伪军的内部关系护送而来；有的是从国外辗转归来。有的同志在路上遇到敌人袭击时身负重伤，甚至牺牲在途中。据档案资料记载，新四军和皖南地区代表们的遭遇最为惨烈。他们一行24人，在到达安徽无为时，被国民党扣押起来，最后全部被杀害。
1942年夏天，鲁南铁道队忽然接到鲁南军区的紧急通知：护送一个工作队通过津浦铁路，工作队中有一位“0号”首长，务必保证他的绝对安全。鲁南铁道队护送的“0号”首长不是别人，正是要奔赴延安参加七大的刘少奇。刘少奇经过9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穿越103道封锁线，行程3000多里，才安全回到延安。
中共七大代表怀着对党的忠诚、对延安的向往，在汇聚延安的过程中都是便装而行，不能携带武器，又要通过一道又一道的敌人封锁线，一路上充满了危险和艰辛，在途中遇袭牺牲的事时有发生。毛泽东在接见耗时15个月、克服种种艰难险阻才到达延安的浙江等地的中共七大代表时，称他们经历了一次“小长征”。 一时间，延安群星荟萃，几乎中国现代史上所有的革命精英都聚集在这里。延安没有大的招待所，更没有同时可以容纳七八百人的招待所。大批到来的代表们分散住宿，到杨家岭开会有的是走路，有的是坐车。据有的代表日后回忆：“那时延安很少有车……更糟的是路不平，车子颠得非常厉害，把人摇来晃去，抓车边都难抓住。”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欧阳钦风趣地开玩笑说：“要是怀孕的妇女坐这个车子，孩子都会给颠下来。”听到这话的人都笑起来，可他们不知道，陕甘宁边区妇联主任白茜那时恰恰怀着孩子，但未对任何人说过，连妇联的同志都不知道。
粮食、蔬菜、纸张、药品以及其他物资的供应是否充足，直接决定着人员众多、场面宏大、会期较长的七大能不能如期举行。为了不使七大因物资供应不足而再次延期，1944年下半年，党中央就组织有关人员开始了会议所需物资的筹措工作，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筹措物资的基本原则：因陋就简，尽可能就地取材。
为确保大会顺利举行，在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副秘书长李富春领导下，成立了大会秘书处、总务处、临时警卫处。当年，中央保卫部门还从各部队抽调一批军事技能过硬、政治可靠的人员，以补充和加强会议的警卫力量。后来成为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的邬吉成当年便突然接到去某军分区学習的通知，他生前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到了目的地才真相大白：学习是幌子，是为了保密，真实的目的是要送我们到延安，保卫毛主席、党中央。”
抗战胜利前夜的超长盛会
1945年4月23日下午3时，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任弼时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七大的代表共755名，代表全党121万党员。“七大会场布置得庄严朴素。主席台上，悬挂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鲜红的党旗挂在两边。……会场的摆设也非常简陋。主席台上只有几张铺着台布的条桌和十来把木椅，我们代表们坐的是长条靠背椅。”七大代表莫文骅曾这样回忆。
今天，步入中央大礼堂，代表们当年坐过的长木椅已现出斑驳的痕迹，贴在椅背上的名字曾经对应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各个代表。主席台的石拱上，写着红色的七大政治口号——“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一切仿佛还是当年的样子。站在礼堂中间，耳畔恍然听到七大代表们接踵而至的脚步声。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穿着粗布上衣、圆口布鞋的毛泽东站了起来，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七大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召开的。此时，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一种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所坚持的，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反共反人民，继续使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一种是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对此，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即针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写出了《论联合政府》。
结束开幕词时，毛泽东高声领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代表们振臂响应，声震四方。
4月24日，大会举行全体会议，毛泽东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他写了一个书面报告，即《论联合政府》，会前发给代表。这个书面报告，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抗战中两条路线的斗争，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指出了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并首次明确提出要以生产力标准来评判一个政党的历史作用。会上，毛泽东没有照本宣科，而是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就一些问题作了长篇口头报告。
毛泽东的口头报告内容丰富，深入浅出。摄影师吴印咸一边聆听着毛泽东充满智慧的话语，一边不停地忙碌着，既用摄影机又用照相机，多角度拍摄下了毛泽东富有表现力的手势和神情。
4月25日，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总结了党领导武装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经验，阐述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指出今后全国的军事任务是：“八路军、新四军与一切抗日友军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
4月30日，开始讨论政治、军事两个报告。会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长篇发言，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对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统战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科学的总结。
5月14日、15日，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七大第一次在党章条文之前增写了总纲。这样，使党章在体例结构上分为总纲和条文两大部分，这在党章史上是一个先例，以后成为惯例。胡乔木在回忆文章中评价说：“整个报告都很好，特别是对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阐述，这在我们党的党章上是第一次，讲得非常精辟，是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七大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
七大原定会期较短，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大会主席团作了专门讨论，决定延长会期。为了指导大会顺利进行，在小组讨论期间，毛泽东经常参加各代表团和各小组的会议。他非常注意听取代表们的发言，发现了问题还作一些启发诱导，让大家进一步去思考。毛泽东参加哪里的会议，哪里的会场上就特别活跃。
七大共举行21次全体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举行全体会议最多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各代表团和小组多次召开会议，就各项报告内容展开热烈讨论，一致通过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这些报告和决议案，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对各条战线的任务和政策提出了具体意见，为夺取抗战胜利、人民解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理论指导。
首次无记名投票选出中央领导集体
七大开幕后，新华社即通过报纸、电台作了公开报道，很快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纷纷举行集会庆祝，许多党政军机关和民众团体向大会发出贺电、贺信，敬献贺幛、锦旗，延安的一些机关单位还向七大代表赠送纪念品。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七大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像一声惊雷，引起强烈震撼。《论联合政府》小册子在重庆就发行了3万份，有人一夜未眠而而读完。蒋介石说这是国民党有史以来最大耻辱，他的侍从室秘书陈布雷看了这本书后说：只有两个字，就是“内战”。但是正在出席国民党六大的代表很多人认为：还是共产党有办法，说得头头是道，别看国民党有几百条，但没有办法。有的沦陷区同胞还发表通电，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论联合政府》等大会文献，还被以伪装的多种版本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广为流传。 抗战后期，美国密切关注着中共的一举一动，在1945年春夏之交召开的中共七大更是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自5月1日至5月21日，美国的外交官们依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监听记录，撰写了7篇分析报告，他们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对《论联合政府》等大会文件及会后中共的发展趋势做了研判，其中有很多正确认识，但也有许多一孔之见，甚至有的内容与事实南辕北辙。
选举中央委员会，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是七大的一项重要议程。在选举中先是小组提名，经过充分讨论后，进行预选，再正式提名，最后進行无记名投票。
七大代表回忆说：“党的七大的选举，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完美典范。在小组会上、代表团会上，任何代表都可以提名候选人，没有任何指定，没有任何限制。在小组会上或代表团会上，对候选名单中的任何一个人有不同意见，可以提；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问；向上问或者派代表到有关代表团去了解情况，都允许，都能有答复。候选名单几上几下，充分讨论，每个代表对投谁的票，不投谁的票，都有自己的主见。”以这样的民主方式进行选举，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经过反复酝酿和预选，6月9日下午进行了中央委员会的民主选举。这天，主席台前摆放着的红色的木质投票箱十分醒目。票箱正面的中央，金色的麦穗围绕着铁锤、镰刀构成的党徽，左右麦穗上分别写着“七”、“大”二字，党徽上方有一颗五角星。整个会场显得格外庄严。
投票开始前，大会宣布并通过选票检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和选举有关事项。有选举权的正式代表共547人，出席大会选举的有533人，因事、因病请假的或不能到会的有14人。下午3时半，大会投票开始。10日，选举结果公布，共选出中央委员44名和候补中央委员33名。
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取消了有关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设置而代之以中央书记处。中央书记处的产生办法及地位、职能第一次在党章上得到明确。
6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出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五人在中共历史上被称为“五大书记”。此次会议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以此为标志，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有代表回忆说，七大上大家喊“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接着说“我52岁”。
中共七大是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还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历史已逝，思想的力量却从未走远。步入延安中央大礼堂，依然能触摸到历史的痕迹，不仅是当年的陈设，还有墙上定格瞬间的历史照片，以及照片之外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在其中蜿蜒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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