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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年逾78岁的她长发披肩，依然精神矍铄，侃侃而谈。
她被称为“美国女权主义的阿凡达”，并被看成美国女权运动的面孔，当然这是一张美丽而有尊严的面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的传奇经历就是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历史。
当记者问她“你的美貌对女权主义运动有什么影响”时，她说：“我高兴我有这样的面孔，我也为我的身材高兴，但是，我们这个社会过度关注女性的面孔和性感身材，而忽视了很多影响今日女性生活的问题。女性仍然仅仅被看成是身体。”
桀骜不驯的“兔女郎”
美国俄亥俄州一个贫穷的社区，斯泰纳姆出生并成长的地方。
她的母亲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曾是俄亥俄州地区女权运动的领袖之一。10岁的时候，斯泰纳姆的父亲抛弃了她的母亲，沉重的打击使得母亲患上了严重的精神衰弱并最终失去了工作。母亲的这段遭遇让斯泰纳姆从很小的时候就目睹了女性的悲惨命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她对婚姻嗤之以鼻的原因。
尽管年轻的斯泰纳姆反对婚姻，但这并不妨碍她交男朋友，她的一生中有着一连串的恋爱关系，也曾跑到印度以躲避即将降临的婚姻。婚姻的约束是她无法接受的，事业永远是她生命的主旋律。
斯泰纳姆在大学时主修新闻专业，当看到从事这一行业的大多是男性时，她选择做一名自由撰稿人。“避孕药物发展的真正危机，可能是在妇女角色变化加剧的同时，没有相应的男性对这种角色的态度变化。”她在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贝蒂女生的道德两难》中写道。
20世纪60年代初的美国，几乎不存在性别平等，当时的斯泰纳姆撰写了一篇引发全国关注的文章——《兔子的故事》，探讨女性如何被逼迫在家庭和职业之间进行艰难的选择。这是她首次向性别歧视和女权问题发起进攻。
为了得到更加翔实可靠的调查结果，她亲自应征做了三个星期的“兔女郎”，就是那种需要穿着裸露的紧身衣在男性俱乐部里搔首弄姿的女招待。她说：“我感觉就像是被挂在卖肉的钩子上被人出售一样，这是一段很难受的经历。穿着裸露的、就连男人穿上都会显出乳房的紧身衣走来走去，由于缺少血液循环，大腿很冷，同时还得托着沉重的盘子。你只能赚到两美分，还不得不租服装。这是令人感到屈辱的经历。”
女权主义者的集结号
斯泰纳姆在文章《黑人权力之后，女性解放》中响应贝蒂·弗里丹的号召，“把美国女性带入全面参与主流社会中，行使权利与承担责任，与男性做真正的伙伴”。她说：“从长远看，女性的解放，也是男性的解放。”这篇文章是美国女权主义运动史上的必读篇目。
在斯泰纳姆的畅销书《内部革命》中写着这样一段话：“本书是给每一个人写的，女人，男人，孩子，他们的权力因缺乏自我价值而受到限制。”在这本书中，她详细论述了缺乏自尊是包括她自己在内的大多数女性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我在美国各地及其他国家游历了二十多年，见到很多聪明、勇敢或出色的女性，她们力争完美而不切实际。她们以这句话开头：‘可能只有我这么想，不过……’这句话令我心碎。”
1972年，斯泰纳姆参与创办了女权运动的旗帜性刊物——《女士》杂志，口号是“妇女生，妇女有，妇女为”。这被认为是斯泰纳姆的重要贡献之一。在当时那样一个男女极不平等的社会中，人们认为不会有人看这样的杂志。但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女士》杂志的第一期在短短几天内便宣告售罄。四十年来，这本杂志早已成为女权主义思想的喉舌，而斯泰纳姆也已不再负责具体的编辑工作转而担任杂志的顾问。但是她所制定的编辑方针和发表的文章俨然已经成为美国女权运动历史的一部分。
几十年来，斯泰纳姆活跃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她带头支援合法堕胎、支援增加在政府部门的女性代表等妇女平等的事业。不过，斯泰纳姆说，要达到男女完全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说，我们已经确信女性可以做男性所能做的事情。可是在美国的其他地区，我们还不确信男性可以做女性所能做的事情。因此女性还要身兼两职。你一天要做三顿饭，你还有几个完美的孩子，你要管家，还要穿戴打扮，以便在事业上取得成功。‘超级女性’就是这么来的。”
2006年8月23日，美国知名商业杂志《福布斯》发表了题为《千万别娶职业女性》的文章，引发女性抗议。斯泰纳姆尖锐回击，在网站上讽刺：“《福布斯》免去了不少女性去应付那些不能忍受的不平等关系、不能照顾自己健康、不能自我清洁的男性的麻烦。”
“不婚主义者”终成眷属
半个多世纪以来，斯泰纳姆像个男人一样在职场中搏杀，她为自己赢得了事业的成功，社会的尊重，她用自己的信用卡，住在自己买的漂亮房子里，过着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的令人羡慕的单身女性生活。她光芒四射地站在聚光灯下，无需躲在某个成功男士的身后。众多新女性封她为自己的偶像。
“一个女人需要一个男人，就像一条鱼需要一辆自行车”，这是斯泰纳姆宣称自己永不结婚时说的一句名言。她称婚姻为“一种法西斯主义专政”，“一个奴隶制庄园”，女人不再是自己，而只是“半个人”。
1972年，她被《麦考尔》杂志封为“年度女性”，1983年被列入“美国十大杰出女性”， 1993年被选入“全国女性名人堂”……
然而，斯泰纳姆最终让她的崇拜者失望了。2000年9月6日，她嫁给了大卫·巴勒——一个她认识仅仅10个月的男人。这位66岁的新娘亲手终结了自己坚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单身生活，让昔日的追随者们大跌眼镜。她也因此成为世人的笑柄，无情地撕毁了她作为新女性代表的尊严，媒体更是把这场千禧之年的婚姻当成嘲讽的对象，一家媒体宣称：“这件事证明鱼需要一辆自行车。”
面对争议，斯泰纳姆稳定如泰山。婚礼之后面对记者采访时，她这样说：“26岁结婚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做的事，而66岁结婚则是一个反叛者干的事。”女权主义者同样需要婚姻，只不过是在她认为合适的时候，在她无需站在那个男人背后而仍然能够执著地追求自己信念的时候。这或许是对斯泰纳姆这位女权运动历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女性的最佳诠释。
她被称为“美国女权主义的阿凡达”，并被看成美国女权运动的面孔，当然这是一张美丽而有尊严的面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的传奇经历就是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历史。
当记者问她“你的美貌对女权主义运动有什么影响”时，她说：“我高兴我有这样的面孔，我也为我的身材高兴，但是，我们这个社会过度关注女性的面孔和性感身材，而忽视了很多影响今日女性生活的问题。女性仍然仅仅被看成是身体。”
桀骜不驯的“兔女郎”
美国俄亥俄州一个贫穷的社区，斯泰纳姆出生并成长的地方。
她的母亲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曾是俄亥俄州地区女权运动的领袖之一。10岁的时候，斯泰纳姆的父亲抛弃了她的母亲，沉重的打击使得母亲患上了严重的精神衰弱并最终失去了工作。母亲的这段遭遇让斯泰纳姆从很小的时候就目睹了女性的悲惨命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她对婚姻嗤之以鼻的原因。
尽管年轻的斯泰纳姆反对婚姻，但这并不妨碍她交男朋友，她的一生中有着一连串的恋爱关系，也曾跑到印度以躲避即将降临的婚姻。婚姻的约束是她无法接受的，事业永远是她生命的主旋律。
斯泰纳姆在大学时主修新闻专业，当看到从事这一行业的大多是男性时，她选择做一名自由撰稿人。“避孕药物发展的真正危机，可能是在妇女角色变化加剧的同时，没有相应的男性对这种角色的态度变化。”她在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贝蒂女生的道德两难》中写道。
20世纪60年代初的美国，几乎不存在性别平等，当时的斯泰纳姆撰写了一篇引发全国关注的文章——《兔子的故事》，探讨女性如何被逼迫在家庭和职业之间进行艰难的选择。这是她首次向性别歧视和女权问题发起进攻。
为了得到更加翔实可靠的调查结果，她亲自应征做了三个星期的“兔女郎”，就是那种需要穿着裸露的紧身衣在男性俱乐部里搔首弄姿的女招待。她说：“我感觉就像是被挂在卖肉的钩子上被人出售一样，这是一段很难受的经历。穿着裸露的、就连男人穿上都会显出乳房的紧身衣走来走去，由于缺少血液循环，大腿很冷，同时还得托着沉重的盘子。你只能赚到两美分，还不得不租服装。这是令人感到屈辱的经历。”
女权主义者的集结号
斯泰纳姆在文章《黑人权力之后，女性解放》中响应贝蒂·弗里丹的号召，“把美国女性带入全面参与主流社会中，行使权利与承担责任，与男性做真正的伙伴”。她说：“从长远看，女性的解放，也是男性的解放。”这篇文章是美国女权主义运动史上的必读篇目。
在斯泰纳姆的畅销书《内部革命》中写着这样一段话：“本书是给每一个人写的，女人，男人，孩子，他们的权力因缺乏自我价值而受到限制。”在这本书中，她详细论述了缺乏自尊是包括她自己在内的大多数女性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我在美国各地及其他国家游历了二十多年，见到很多聪明、勇敢或出色的女性，她们力争完美而不切实际。她们以这句话开头：‘可能只有我这么想，不过……’这句话令我心碎。”
1972年，斯泰纳姆参与创办了女权运动的旗帜性刊物——《女士》杂志，口号是“妇女生，妇女有，妇女为”。这被认为是斯泰纳姆的重要贡献之一。在当时那样一个男女极不平等的社会中，人们认为不会有人看这样的杂志。但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女士》杂志的第一期在短短几天内便宣告售罄。四十年来，这本杂志早已成为女权主义思想的喉舌，而斯泰纳姆也已不再负责具体的编辑工作转而担任杂志的顾问。但是她所制定的编辑方针和发表的文章俨然已经成为美国女权运动历史的一部分。
几十年来，斯泰纳姆活跃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她带头支援合法堕胎、支援增加在政府部门的女性代表等妇女平等的事业。不过，斯泰纳姆说，要达到男女完全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说，我们已经确信女性可以做男性所能做的事情。可是在美国的其他地区，我们还不确信男性可以做女性所能做的事情。因此女性还要身兼两职。你一天要做三顿饭，你还有几个完美的孩子，你要管家，还要穿戴打扮，以便在事业上取得成功。‘超级女性’就是这么来的。”
2006年8月23日，美国知名商业杂志《福布斯》发表了题为《千万别娶职业女性》的文章，引发女性抗议。斯泰纳姆尖锐回击，在网站上讽刺：“《福布斯》免去了不少女性去应付那些不能忍受的不平等关系、不能照顾自己健康、不能自我清洁的男性的麻烦。”
“不婚主义者”终成眷属
半个多世纪以来，斯泰纳姆像个男人一样在职场中搏杀，她为自己赢得了事业的成功，社会的尊重，她用自己的信用卡，住在自己买的漂亮房子里，过着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的令人羡慕的单身女性生活。她光芒四射地站在聚光灯下，无需躲在某个成功男士的身后。众多新女性封她为自己的偶像。
“一个女人需要一个男人，就像一条鱼需要一辆自行车”，这是斯泰纳姆宣称自己永不结婚时说的一句名言。她称婚姻为“一种法西斯主义专政”，“一个奴隶制庄园”，女人不再是自己，而只是“半个人”。
1972年，她被《麦考尔》杂志封为“年度女性”，1983年被列入“美国十大杰出女性”， 1993年被选入“全国女性名人堂”……
然而，斯泰纳姆最终让她的崇拜者失望了。2000年9月6日，她嫁给了大卫·巴勒——一个她认识仅仅10个月的男人。这位66岁的新娘亲手终结了自己坚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单身生活，让昔日的追随者们大跌眼镜。她也因此成为世人的笑柄，无情地撕毁了她作为新女性代表的尊严，媒体更是把这场千禧之年的婚姻当成嘲讽的对象，一家媒体宣称：“这件事证明鱼需要一辆自行车。”
面对争议，斯泰纳姆稳定如泰山。婚礼之后面对记者采访时，她这样说：“26岁结婚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做的事，而66岁结婚则是一个反叛者干的事。”女权主义者同样需要婚姻，只不过是在她认为合适的时候，在她无需站在那个男人背后而仍然能够执著地追求自己信念的时候。这或许是对斯泰纳姆这位女权运动历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女性的最佳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