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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头大、格局大、视野大
任正非是今天中国商界最能立得住的一个名字。
从我听说到了解任正非这个人，快20年了。第一次听说任正非的时候，我对他了解很浅。因为他总是很低调，而且不怎么见媒体。直到有一天，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任正非要约我聊聊，他看过我的书《野蛮生长》。
老任能找我聊什么？他在电讯、制造业，是年龄比我还大的企业家。而我呢？我是一个做房地产的。当时我觉得这个事好像有点不搭调。
那次和任正非聊天，印象就一个字：大。
第一个，块挺大，他个子高，身形比较大;第二个，格局大。我们做房地产那会儿，只盯着一块地、一件事，他说的是全世界的事;第三个，视野大。他讲事情横着讲、纵着讲，讲了很多历史，也讲了很多国外见闻。
他讲的事，跟别人聊天不一样。很多时候碰到企业家也好，商人也好，做买卖的也好，聊的事都小，比如说说自己怎么赚钱，怎么厉害。任正非讲得很宽，喜欢谈一些辽远、空旷的事，或者说纵向垂直很深的事。
轴、较真
一件事一定要做透
之后我们没有再多交集。后来有一天，华为的人突然给我电话，告诉我，任总一定请我要参加一个活动。这很少见，因为华为的活动跟房地产业没有什么关系。任总也不太喜欢论坛之类的事。
正因为这样，我一定要去。活动是在北京西边的一个地方办的。当时进了胡同，一看是个院子，摆了两个横排对坐，像吃西餐的桌子。
突然抬头，看到柳传志下车。我很好奇，我说柳总，今儿这是什么活动啊？柳传志也不知道，“老任说来我就来了”。
现场有中关村老领导，有教育部领导，有党工委领导，还有文化人。这是个非常奇怪的组合，我不知道这局攒的什么事。
就像之前讲的，我对他第一印象是“大”，所以当时我以为任正非不会去做生意上的小事儿。找我们，一定是大事儿。
那会儿是初春，天气特别好，树开始发芽了。当时他们在院子里临时挂了一个幕布，循环播放片子，有时候像战火、烽火硝烟;有时候又有很多年轻人在街头演讲、唱歌。
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活动。任总过来了，谁也不好意思问，几十个人就在那寒喧。
开会以后，任正非开始说，今天请大家来，就是为一件事。在场的人都以为是特大一件事，找来这么多各种各样的人。结果没想到，他是请朋友们来帮忙想校训。
任正非母校在贵州都匀。一个很老的学校，叫都匀一中，老到嘉靖年间就能找到这个学校的起源。任正非的父亲曾在这个学校当过校长。都匀一中出了任正非这么一个大企业家，现任校长希望他捐款支持。
捐钱可以，但老任非要问校训是什么。校长答不上来，没人想这个事。老任跟校长说：“如果你不把校训搞清楚，不讲清楚为什么要办学校？怎么样办学校？办成什么样的学校？你不说清楚这个事，我不能给你钱。”
校长也说不清楚。于是老任告诉校长：“你要说不清楚，我找朋友来帮你说清楚，然后你们都认可，就按这样做，我就支持你。”
当时大家听了这次活动的缘由，都特别兴奋。这是一个私事，但又是一个公事，是自己的事又是别人的事。关键是大家从来没想过这个角度：捐一笔钱给学校，一定要学校把校训讲清楚。
我事后想了想，确实很有道理。一件事不在于钱，在于理，不在于事，在于它的起源和发心。
大家三三两两激动起来，拿起桌子上的资料看，才发现资料特别多。中国著名学校的校训全齐了，甚至还有民国时候的校训。
这下把在场的人给难住了。任正非还播了一段视频，讲的是一中的历史。大家看完视频看资料，边看边写。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校训挺有意思，挺有讲究。有的往大里写，有的往小里写;有的写给学生，强调品格;有的写给校长，讲的是办学宗旨;有的写给时代，爱国、敬业。写的真是不一样。
最后任正非让大家把意见都写在纸上，认真搜集起来，说他回去跟学校再研究。过了一段日子，任正非还把这事情的结果跟大家做了反馈，把最终定好的校训告诉了大家。校训是六个字：第一是立志，第二是崇实，第三是担当。
这校训是讲给学生听，也是讲给学校听。他希望学生立志、崇实、担当。他对学校有期许，要办一个长远的一百年、两百年的学校;要踏踏实实办学校，别务虚;最后学校要担当起时代、社会给的责任。
挺有意思。其实这六个字里面，也有他自己的身影。作为一个企业家，以及今天华为所做的事，就是立志、崇实、担当。
今天我想起这件事还是很感动。任正非为了给一个学校捐一笔钱，这么大动静，请这么多朋友，花这么多精力，就为了研究学校的办学宗旨、校训，要赋予这个学校一个灵魂，明确学校发展的愿景和方向，同时再给一笔钱，让一中按照这个方向把学校办好。
原来，老任除了我认识到的“大”，其实还“轴”。这个“轴”就是坚持，在一个理儿上较劲。一旦较上劲了，就倾所有之力把这件事搞定、做透。我还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哪怕大学校长在校训上花这么大精力。
今天我翻过来，理解我们跟任正非的差距，就是我们在一些理儿上，不够较劲，不够往深里凿，不够当真，不够坚持，不够用心。
所以他能够30多年如一日，坚持把一个企业按他自己内心的理、那个劲，然后埋头、低调，就像他研究校训一样，把这件事做好。这么较劲的事，不大容易做出来，任正非真是挺厉害的一个人。
“占便宜”的事从来不做
我第三次跟任正非打交道，是间接交道。当时中央提出混改，有一个大央企的领导联系我，他们希望华为参加混改，华为想要什么条件给什么条件，各方面都很多优惠，绝对给足利益。
我给华为最重要的顾问打电话。那人和任总有很多交集，也写了不少讲华为的书。他听了一半就说，你别谈了，这事不行。
原来，老任定了一套华为原则，“占便宜”的事不做：
1、占别人便宜才做事，一定是机会主义。一个机会导向的商人，不可能有自己的事业。
2、天天“占便宜”，怎么发展战略？所以“占便宜”的事儿华为不做，只按自己的战略去做。
3、一件事首先上来就给好处，让华为去做平时不干的事，去做不重要的事，肯定不行。
几年前，美国有一家公司，这家公司不赚钱，但是想卖，希望以4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华为。当时这家公司和华为做的业务一点都不沾边，没什么收购的必要。
任正非看完后，却在400万美元的基础上又加了50万美元，买下了这家公司。为什么呢？因为他研究后认为，这家公司的业务和未来华为的业务会在战略上有重合。
果然，几年之后，当华为的战略发展到那个阶段的时候，这家公司足足帮华为赚了好几亿美元。
那個顾问说，这就是华为，归结起来一点，就是“占便宜”的事不做，只做跟战略、业务相关的事。
从这件事和前面校训那件事，我感觉到，一个真正好的企业家，一定是有原则的，有一个他自己的“理”。而这个理、这个原则，就是他发心的开始，也是立志的根据，更是他站稳脚跟的理由，同时也是他一生追求的理想，最后也是他做事的方法以及判断是非的边界。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叫价值观，是一个企业立身的根本，也是它的护身符。
今天，“任正非”这三个字之所以赢得这么多尊重，华为之所以做到今天的市场地位，跟任正非的这些理念和特质是分不开的。
正是这样一个独特的品质，使华为在通信、消费电子及5G等领域，站到了行业前端，进入到全球竞争的制高点。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任正非。
（注：冯仑参加的四合院聚会，是2013年9月25-26日的“华为与教育”内部会议，参会者包括柳传志、冯仑、陈东升等企业家，与政界、教育、媒体领域的要员，共计30位大咖。）
任正非是今天中国商界最能立得住的一个名字。
从我听说到了解任正非这个人，快20年了。第一次听说任正非的时候，我对他了解很浅。因为他总是很低调，而且不怎么见媒体。直到有一天，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任正非要约我聊聊，他看过我的书《野蛮生长》。
老任能找我聊什么？他在电讯、制造业，是年龄比我还大的企业家。而我呢？我是一个做房地产的。当时我觉得这个事好像有点不搭调。
那次和任正非聊天，印象就一个字：大。
第一个，块挺大，他个子高，身形比较大;第二个，格局大。我们做房地产那会儿，只盯着一块地、一件事，他说的是全世界的事;第三个，视野大。他讲事情横着讲、纵着讲，讲了很多历史，也讲了很多国外见闻。
他讲的事，跟别人聊天不一样。很多时候碰到企业家也好，商人也好，做买卖的也好，聊的事都小，比如说说自己怎么赚钱，怎么厉害。任正非讲得很宽，喜欢谈一些辽远、空旷的事，或者说纵向垂直很深的事。
轴、较真
一件事一定要做透
之后我们没有再多交集。后来有一天，华为的人突然给我电话，告诉我，任总一定请我要参加一个活动。这很少见，因为华为的活动跟房地产业没有什么关系。任总也不太喜欢论坛之类的事。
正因为这样，我一定要去。活动是在北京西边的一个地方办的。当时进了胡同，一看是个院子，摆了两个横排对坐，像吃西餐的桌子。
突然抬头，看到柳传志下车。我很好奇，我说柳总，今儿这是什么活动啊？柳传志也不知道，“老任说来我就来了”。
现场有中关村老领导，有教育部领导，有党工委领导，还有文化人。这是个非常奇怪的组合，我不知道这局攒的什么事。
就像之前讲的，我对他第一印象是“大”，所以当时我以为任正非不会去做生意上的小事儿。找我们，一定是大事儿。
那会儿是初春，天气特别好，树开始发芽了。当时他们在院子里临时挂了一个幕布，循环播放片子，有时候像战火、烽火硝烟;有时候又有很多年轻人在街头演讲、唱歌。
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活动。任总过来了，谁也不好意思问，几十个人就在那寒喧。
开会以后，任正非开始说，今天请大家来，就是为一件事。在场的人都以为是特大一件事，找来这么多各种各样的人。结果没想到，他是请朋友们来帮忙想校训。
任正非母校在贵州都匀。一个很老的学校，叫都匀一中，老到嘉靖年间就能找到这个学校的起源。任正非的父亲曾在这个学校当过校长。都匀一中出了任正非这么一个大企业家，现任校长希望他捐款支持。
捐钱可以，但老任非要问校训是什么。校长答不上来，没人想这个事。老任跟校长说：“如果你不把校训搞清楚，不讲清楚为什么要办学校？怎么样办学校？办成什么样的学校？你不说清楚这个事，我不能给你钱。”
校长也说不清楚。于是老任告诉校长：“你要说不清楚，我找朋友来帮你说清楚，然后你们都认可，就按这样做，我就支持你。”
当时大家听了这次活动的缘由，都特别兴奋。这是一个私事，但又是一个公事，是自己的事又是别人的事。关键是大家从来没想过这个角度：捐一笔钱给学校，一定要学校把校训讲清楚。
我事后想了想，确实很有道理。一件事不在于钱，在于理，不在于事，在于它的起源和发心。
大家三三两两激动起来，拿起桌子上的资料看，才发现资料特别多。中国著名学校的校训全齐了，甚至还有民国时候的校训。
这下把在场的人给难住了。任正非还播了一段视频，讲的是一中的历史。大家看完视频看资料，边看边写。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校训挺有意思，挺有讲究。有的往大里写，有的往小里写;有的写给学生，强调品格;有的写给校长，讲的是办学宗旨;有的写给时代，爱国、敬业。写的真是不一样。
最后任正非让大家把意见都写在纸上，认真搜集起来，说他回去跟学校再研究。过了一段日子，任正非还把这事情的结果跟大家做了反馈，把最终定好的校训告诉了大家。校训是六个字：第一是立志，第二是崇实，第三是担当。
这校训是讲给学生听，也是讲给学校听。他希望学生立志、崇实、担当。他对学校有期许，要办一个长远的一百年、两百年的学校;要踏踏实实办学校，别务虚;最后学校要担当起时代、社会给的责任。
挺有意思。其实这六个字里面，也有他自己的身影。作为一个企业家，以及今天华为所做的事，就是立志、崇实、担当。
今天我想起这件事还是很感动。任正非为了给一个学校捐一笔钱，这么大动静，请这么多朋友，花这么多精力，就为了研究学校的办学宗旨、校训，要赋予这个学校一个灵魂，明确学校发展的愿景和方向，同时再给一笔钱，让一中按照这个方向把学校办好。
原来，老任除了我认识到的“大”，其实还“轴”。这个“轴”就是坚持，在一个理儿上较劲。一旦较上劲了，就倾所有之力把这件事搞定、做透。我还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哪怕大学校长在校训上花这么大精力。
今天我翻过来，理解我们跟任正非的差距，就是我们在一些理儿上，不够较劲，不够往深里凿，不够当真，不够坚持，不够用心。
所以他能够30多年如一日，坚持把一个企业按他自己内心的理、那个劲，然后埋头、低调，就像他研究校训一样，把这件事做好。这么较劲的事，不大容易做出来，任正非真是挺厉害的一个人。
“占便宜”的事从来不做
我第三次跟任正非打交道，是间接交道。当时中央提出混改，有一个大央企的领导联系我，他们希望华为参加混改，华为想要什么条件给什么条件，各方面都很多优惠，绝对给足利益。
我给华为最重要的顾问打电话。那人和任总有很多交集，也写了不少讲华为的书。他听了一半就说，你别谈了，这事不行。
原来，老任定了一套华为原则，“占便宜”的事不做：
1、占别人便宜才做事，一定是机会主义。一个机会导向的商人，不可能有自己的事业。
2、天天“占便宜”，怎么发展战略？所以“占便宜”的事儿华为不做，只按自己的战略去做。
3、一件事首先上来就给好处，让华为去做平时不干的事，去做不重要的事，肯定不行。
几年前，美国有一家公司，这家公司不赚钱，但是想卖，希望以4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华为。当时这家公司和华为做的业务一点都不沾边，没什么收购的必要。
任正非看完后，却在400万美元的基础上又加了50万美元，买下了这家公司。为什么呢？因为他研究后认为，这家公司的业务和未来华为的业务会在战略上有重合。
果然，几年之后，当华为的战略发展到那个阶段的时候，这家公司足足帮华为赚了好几亿美元。
那個顾问说，这就是华为，归结起来一点，就是“占便宜”的事不做，只做跟战略、业务相关的事。
从这件事和前面校训那件事，我感觉到，一个真正好的企业家，一定是有原则的，有一个他自己的“理”。而这个理、这个原则，就是他发心的开始，也是立志的根据，更是他站稳脚跟的理由，同时也是他一生追求的理想，最后也是他做事的方法以及判断是非的边界。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叫价值观，是一个企业立身的根本，也是它的护身符。
今天，“任正非”这三个字之所以赢得这么多尊重，华为之所以做到今天的市场地位，跟任正非的这些理念和特质是分不开的。
正是这样一个独特的品质，使华为在通信、消费电子及5G等领域，站到了行业前端，进入到全球竞争的制高点。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任正非。
（注：冯仑参加的四合院聚会，是2013年9月25-26日的“华为与教育”内部会议，参会者包括柳传志、冯仑、陈东升等企业家，与政界、教育、媒体领域的要员，共计30位大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