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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文学的报章研究始于90年代,相关成果、论著斐然,但贵州现代文学的报章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由贵州近代报章入手,通过对贵州现代文学发生的原生态图景的展现,从整体面貌、创作者、作品题材三个方面,揭示了贵州现代文学的发生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的共时性特征。
关键词:贵州现代文学 发生 原生态图景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现代文学自发生之日起就与现代传媒共生共存,现代传媒不仅为现代文学提供了存在的物质基础,而且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着现代文学的命运。研究现代文学的发生,必然要从现代传媒切入,两者的内部关系包含着现代文学自身的特征,包含着现代文学发生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中国现代文学的报章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相关的研究成果、论著斐然,但研究大多数是以上海和北京为中心展开的,贵州现代文学的报章研究则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从贵州近代报章入手,走进历史现场,通过对现代文学发生环境的描绘和验证,勾勒出贵州现代文学发生的原生态图景。
一 贵州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报章研究是一个兼及物质与精神、文化与文学、内容与形式的研究方向,按北京大学陈平原先生的报章研究体会,近代报刊的出现是整个晚清文学与文化变革的重要基石。(陈平原先生对“晚清”这一历史范畴的界定大致在1840年鸦片战争起至1911年辛亥革命止。)从明清版刻到近代报章,文学的变革已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变化,还牵涉到文学的生产方式、传播形式、写作技能、写作者的趣味等层面。本文将侧重于考察特定历史、文化氛围中近代报刊的出现与贵州现代文学的发生之间的联系。
众所周知,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贵州和全国一样,面对巨额赔款、苛重的封建剥削和腐败的吏治,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状态,爆发于咸丰和同治两朝的咸同大起义以及1861年的青岩教案就是贵州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最好例证。为了维护统治,清政府在镇压起义后,采取了招抚流亡,鼓励垦荒等政策措施,被战乱破坏了的农村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农村家庭手工业有所发展。到了19世纪80年代以后贵州开始出现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虽然生产部门还不完全,发展也不充分,主要集中在酿酒、丝织、印刷、造纸、矿冶等行业,但毕竟开始了起步阶段。1890年创办的清溪铁厂是贵州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近代企业,也是国内近代钢铁工业中较早的企业。1887年,贵州出现了由海关总署管理的近代新式通讯邮电事业,相继开通了电报、邮政等业务,邮路可通到广州、汉口、上海等大商埠,便利了各种信息的传递。1910年12月2日起,贵阳邮局还曾发行过《贵州公报》,对该报扩大在贵阳地区的影响起到一定作用。
这一时期,贵州近代民用工业也得到长足发展,筹创于1908年的贵阳文通书局由开明绅士华之鸿先后投资白银20余万两创办,投资之巨、设备之精良在当时国内都是首屈一指的。文通书局创办时间仅比商务印书馆晚11年,比国内其他著名的书局如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局都早4—18年不等。文通书局最初虽然只印制本省乡贤、名流、官宦的著述,但它的“文以载道,通达心灵”的创办理念和实业救国的实践还是促进了民风的开通。有了造纸、印刷业的支撑,贵州赶上了国内第一波办报、办刊热潮,这股热潮是由维新派掀起的。继康有为、梁启超等组织的强学会先后于1895年创办的《中外纪闻》和《强学报》,梁启超于1896年8月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1898年9月)、《新民丛报》(1901年冬),继续宣传维新思想。在贵州知识界,由于严修、李端等人大力倡导新学和维新思想,贵州沉闷保守的学术风气也为之改变,维新思想渐次深入人心。1907年7月17日,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进步人士周培艺的推动和建议下,贵州第一份报纸《黔报》创办。随后,贵州自治学社创办《自治学社杂志》(1908年7月)、《西南日报》(1909年6月)。1909年下半年《贵州公报》创刊,1911年贵州商务总会创办《商报》,再加上1906年贵州省第一份月刊《贵州省教育官报》、报纸型期刊《白话报》以及创办于1909年的《贵州官报》,到辛亥革命前,贵州主要发行这八种报纸、期刊。尽管贵州近代报刊的出现与近代中国出现的第一份报纸相比,晚了近五十年,但这些报纸、杂志在创办宗旨、栏目设置、印刷发行等方面,为贵州现代文学的发生开拓了传播空间、表现空间以及潜在的读者空间。贵州近代报章的出现,为贵州现代文学的发生提供了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也展现了大变革时代贵州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共时性特征。
二 贵州现代文学发生的原生态图景描述
1 图景之一:整体面貌
纵观整个20世纪,绝大部分的文学作品都是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然后才结集出版的,贵州现代文学的发生也唯有到报纸、杂志上寻找其脉络。从初步掌握的资料来看,贵州一直没有出现专门的文学刊物,报纸也没有增设专门的文艺副刊,只依靠报纸、杂志的几个文学性栏目发表作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40年代抗战中后期才有所改观。如《黔报》上辟有发表文学作品的“杂俎”、“谐谈”和“短篇小说”栏目,按笔者查阅到的贵州省图书馆收藏的宣统三年(1911年)9月30日—10月20日的《黔报》推算,截止到其终刊时间1912年(民国元年)3月期间,《黔报》大致发表各类评论、散文、短篇小说、诗歌4000余篇。《自治学社杂志》在创刊号上仅发表了白话小说《越南亡国史》,而这份杂志到底出版过几期目前已无可考,贵州省博物馆馆藏文物中仅收藏了第一、二、三期,每期上也只有一篇短篇小说。《贵州公报》上设有“杂俎”、“文苑”、“小说”等栏目,自1909年下半年创刊,至1920年11月停刊,粗略估计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为8000余篇。至于《贵州省教育官报》和《贵州官报》两份官报则不发表文学作品,《西南日报》、《商报》、《白话报》已散佚无可考。贵州现代文学发生期出现的文学作品从数量上来说已不算少,但能称得上真正文体意义的现代诗歌、散文、小说却很少,更遑论话剧。诗歌绝大多数是旧体诗,散文、小说则既有白话、文言,也有文白相间相杂的。
2 图景之二:创作者情况
如前所述,贵州现代文学发生期出现的文学作品数量比较多,可以推知创作者队伍也比较庞大。由于掌握的资料有限,可以大致将创作者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报刊、杂志的主创人员,如张百麟。在《自治学社杂志》第三期上连载的小说《社会》,作者署名“景福”,即张景福,是贵州自治学社主要创始人之一张百麟的又名。这类创作者秉承办报宗旨,为开启民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批评时政,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政治理想,小说等文学形式也是其宣传工具;第二类是记者兼职,如正公。《黔报》曾在1911年八月初十一至十四、十七至二十三、二十八日的报纸上连续发表署名“正公”的五篇小说,分别是《政客》、《李代桃僵》、《张冠李戴》、《野猪猢狲香獐之因缘》和《平地风波》。在《平地风波》中,正公称自己写的这篇小说是“记者于某友处闻之其详,略记事实,以为刑律减轻、司法独立之肖像小照。”文中自称“记者”,这类创作者已初具自觉创作意识,并能将所听真实故事加以文学描述,文末往往仿照《聊斋志异》等传统小说写法,直抒胸臆,揭露社会的黑暗、官场的腐败、百姓的疾苦,具有鲜明的批判精神及人道主义特征;第三类应是社会有识之士或文学爱好者,或针对社会现象有感而发,或为报章新闻所触动生发联想而作。例如《黔报》1911年8月24“文苑”栏目刊登署名“遗民”的《模范监狱》,标题下有声明:“顷闻模范监狱禁止点灯,查章程并无此例,故作歌以示之。”应是对统治当局无道、制造冤狱,导致监狱人满为患有感而发的。再如1919年6月27日《贵州公报》“小说”栏目连载的署名“一岑”的《一个爱国的小学生》,小说素材是刊登在当年3月23日《每周评论》的一则新闻,经过艺术加工,成了一篇很感人的文学作品。这类创作者应该是代表了大多数爱国的有识之士,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中能挺身而出、摇旗呐喊的知识分子阶层。
3 图景之三:作品题材
贵州近代报章文学的取材是广泛的,涉及大变革时代的方方面面,既有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关注,也表现了社会各阶层的众生相。作品刻画的人物有底层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各类官绅,既正面表现了各种社会矛盾,又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关注现实、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传统。著名文学理论家阿英曾在《晚清小说史》中概括了晚清小说的几个特征:
“第一,充分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社会情况,广泛的从各方面刻画出社会每一个角度。第二,当时的作家,意识的以小说作为了武器,不断对政府和一切社会恶现象抨击。”
这段话虽然是针对小说而言,但用来评价近代报章文学也是恰当的。翻开晚清报章,读者不仅能在“本省新闻”、“直省近闻”中了解当时社会战乱频仍、盗贼横生、司法黑暗、民不聊生的状况,也可以在“杂俎”、“谐谈”、“小说”中印证新闻内容。《贵州公报》“谐谈”栏目中常出现这样的题目:《黑白不分的官界》、《弄不干净》、《骗术》、《小人的现影》等,对官场的腐败黑暗和社会丑恶现象进行揭露。有些漫谈的文章或关注介绍国外逸闻趣事,如《俄国女子之求婚》、《禁酒旅馆》、《善于泅水之女人》等;或宣传教育的重要性,如《教育研究》。这些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民智。小说和诗歌对现实的批判则更为直接和深刻,前文所列的《李代桃僵》、《张冠李戴》、《平地风波》、《模范监狱》就是众多现实题材的代表,这些作品的人物刻画虽然没有达到一定高度,有些思想的表达也过于直白,但创作者的笔触直指现实,开始关注下层人民的生存状态,对各类官绅的丑恶嘴脸也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批判。
三 结论
贵州现代文学发生的原生态图景还应列入读者情况、作品生产情况、传播情况等,因篇幅有限,暂就上述图景得出以下结论:
结论一:由于没有专门的文艺阵地,也没有出现有影响的文学团体,整个舆论氛围都为配合两大政治团体“自治学社”和“宪政预备会”的政治目标宣传,所以发生期的绝大多数作品质量比较粗糙,无艺术性可言。小说还脱离不了政治小说“说教”和传统文学“文以载道”的窠臼,其他文类在语言形式上也没有获得突破。没有文学的自省,没有开展过“文白之争”的论战,更不会出现《狂人日记》那样的高度成熟的现代白话小说,创作者处于一种单兵作战的状态,从贵州特定的历史、文化氛围来看,相对比较闭塞,文学的渐变确实在发生,但缺少突变的历史、文化氛围。因此贵州现代文学发生期的文学作品虽然在数量上不算落后,但从整体上落后于其他省份。
结论二:贵州近代报刊的种类、数量虽然较少,也缺少全国性影响的报纸、期刊,但仍然开创了现代文学的生存空间,培育了现代文学的创作者、接受者,提供了现代文学生产的阵地,使贵州现代文学的发生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具有共时性特征。
由贵州近代报刊作为切入点,走进历史现场,再现贵州现代文学发生的原生态图景,得出尽量客观的结论,这样的研究仅仅是开始和尝试,期待方家指正,也期待更多的研究者进行深入的挖掘和探索。
注: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研究成果。课题名称:贵州现代文学的发生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青年项目200924。
参考文献:
[1] 陈平原:《文学的周边》,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
[2] 刘学洙:《“华家银子”与文通书局》,《文史天地》,2003年第2期。
[3] 何光渝:《20世纪贵州小说史》,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4] 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作者简介:刘晓华,女,1972—,吉林洮安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贵阳学院。
关键词:贵州现代文学 发生 原生态图景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现代文学自发生之日起就与现代传媒共生共存,现代传媒不仅为现代文学提供了存在的物质基础,而且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着现代文学的命运。研究现代文学的发生,必然要从现代传媒切入,两者的内部关系包含着现代文学自身的特征,包含着现代文学发生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中国现代文学的报章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相关的研究成果、论著斐然,但研究大多数是以上海和北京为中心展开的,贵州现代文学的报章研究则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从贵州近代报章入手,走进历史现场,通过对现代文学发生环境的描绘和验证,勾勒出贵州现代文学发生的原生态图景。
一 贵州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报章研究是一个兼及物质与精神、文化与文学、内容与形式的研究方向,按北京大学陈平原先生的报章研究体会,近代报刊的出现是整个晚清文学与文化变革的重要基石。(陈平原先生对“晚清”这一历史范畴的界定大致在1840年鸦片战争起至1911年辛亥革命止。)从明清版刻到近代报章,文学的变革已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变化,还牵涉到文学的生产方式、传播形式、写作技能、写作者的趣味等层面。本文将侧重于考察特定历史、文化氛围中近代报刊的出现与贵州现代文学的发生之间的联系。
众所周知,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贵州和全国一样,面对巨额赔款、苛重的封建剥削和腐败的吏治,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状态,爆发于咸丰和同治两朝的咸同大起义以及1861年的青岩教案就是贵州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最好例证。为了维护统治,清政府在镇压起义后,采取了招抚流亡,鼓励垦荒等政策措施,被战乱破坏了的农村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农村家庭手工业有所发展。到了19世纪80年代以后贵州开始出现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虽然生产部门还不完全,发展也不充分,主要集中在酿酒、丝织、印刷、造纸、矿冶等行业,但毕竟开始了起步阶段。1890年创办的清溪铁厂是贵州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近代企业,也是国内近代钢铁工业中较早的企业。1887年,贵州出现了由海关总署管理的近代新式通讯邮电事业,相继开通了电报、邮政等业务,邮路可通到广州、汉口、上海等大商埠,便利了各种信息的传递。1910年12月2日起,贵阳邮局还曾发行过《贵州公报》,对该报扩大在贵阳地区的影响起到一定作用。
这一时期,贵州近代民用工业也得到长足发展,筹创于1908年的贵阳文通书局由开明绅士华之鸿先后投资白银20余万两创办,投资之巨、设备之精良在当时国内都是首屈一指的。文通书局创办时间仅比商务印书馆晚11年,比国内其他著名的书局如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局都早4—18年不等。文通书局最初虽然只印制本省乡贤、名流、官宦的著述,但它的“文以载道,通达心灵”的创办理念和实业救国的实践还是促进了民风的开通。有了造纸、印刷业的支撑,贵州赶上了国内第一波办报、办刊热潮,这股热潮是由维新派掀起的。继康有为、梁启超等组织的强学会先后于1895年创办的《中外纪闻》和《强学报》,梁启超于1896年8月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1898年9月)、《新民丛报》(1901年冬),继续宣传维新思想。在贵州知识界,由于严修、李端等人大力倡导新学和维新思想,贵州沉闷保守的学术风气也为之改变,维新思想渐次深入人心。1907年7月17日,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进步人士周培艺的推动和建议下,贵州第一份报纸《黔报》创办。随后,贵州自治学社创办《自治学社杂志》(1908年7月)、《西南日报》(1909年6月)。1909年下半年《贵州公报》创刊,1911年贵州商务总会创办《商报》,再加上1906年贵州省第一份月刊《贵州省教育官报》、报纸型期刊《白话报》以及创办于1909年的《贵州官报》,到辛亥革命前,贵州主要发行这八种报纸、期刊。尽管贵州近代报刊的出现与近代中国出现的第一份报纸相比,晚了近五十年,但这些报纸、杂志在创办宗旨、栏目设置、印刷发行等方面,为贵州现代文学的发生开拓了传播空间、表现空间以及潜在的读者空间。贵州近代报章的出现,为贵州现代文学的发生提供了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也展现了大变革时代贵州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共时性特征。
二 贵州现代文学发生的原生态图景描述
1 图景之一:整体面貌
纵观整个20世纪,绝大部分的文学作品都是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然后才结集出版的,贵州现代文学的发生也唯有到报纸、杂志上寻找其脉络。从初步掌握的资料来看,贵州一直没有出现专门的文学刊物,报纸也没有增设专门的文艺副刊,只依靠报纸、杂志的几个文学性栏目发表作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40年代抗战中后期才有所改观。如《黔报》上辟有发表文学作品的“杂俎”、“谐谈”和“短篇小说”栏目,按笔者查阅到的贵州省图书馆收藏的宣统三年(1911年)9月30日—10月20日的《黔报》推算,截止到其终刊时间1912年(民国元年)3月期间,《黔报》大致发表各类评论、散文、短篇小说、诗歌4000余篇。《自治学社杂志》在创刊号上仅发表了白话小说《越南亡国史》,而这份杂志到底出版过几期目前已无可考,贵州省博物馆馆藏文物中仅收藏了第一、二、三期,每期上也只有一篇短篇小说。《贵州公报》上设有“杂俎”、“文苑”、“小说”等栏目,自1909年下半年创刊,至1920年11月停刊,粗略估计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为8000余篇。至于《贵州省教育官报》和《贵州官报》两份官报则不发表文学作品,《西南日报》、《商报》、《白话报》已散佚无可考。贵州现代文学发生期出现的文学作品从数量上来说已不算少,但能称得上真正文体意义的现代诗歌、散文、小说却很少,更遑论话剧。诗歌绝大多数是旧体诗,散文、小说则既有白话、文言,也有文白相间相杂的。
2 图景之二:创作者情况
如前所述,贵州现代文学发生期出现的文学作品数量比较多,可以推知创作者队伍也比较庞大。由于掌握的资料有限,可以大致将创作者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报刊、杂志的主创人员,如张百麟。在《自治学社杂志》第三期上连载的小说《社会》,作者署名“景福”,即张景福,是贵州自治学社主要创始人之一张百麟的又名。这类创作者秉承办报宗旨,为开启民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批评时政,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政治理想,小说等文学形式也是其宣传工具;第二类是记者兼职,如正公。《黔报》曾在1911年八月初十一至十四、十七至二十三、二十八日的报纸上连续发表署名“正公”的五篇小说,分别是《政客》、《李代桃僵》、《张冠李戴》、《野猪猢狲香獐之因缘》和《平地风波》。在《平地风波》中,正公称自己写的这篇小说是“记者于某友处闻之其详,略记事实,以为刑律减轻、司法独立之肖像小照。”文中自称“记者”,这类创作者已初具自觉创作意识,并能将所听真实故事加以文学描述,文末往往仿照《聊斋志异》等传统小说写法,直抒胸臆,揭露社会的黑暗、官场的腐败、百姓的疾苦,具有鲜明的批判精神及人道主义特征;第三类应是社会有识之士或文学爱好者,或针对社会现象有感而发,或为报章新闻所触动生发联想而作。例如《黔报》1911年8月24“文苑”栏目刊登署名“遗民”的《模范监狱》,标题下有声明:“顷闻模范监狱禁止点灯,查章程并无此例,故作歌以示之。”应是对统治当局无道、制造冤狱,导致监狱人满为患有感而发的。再如1919年6月27日《贵州公报》“小说”栏目连载的署名“一岑”的《一个爱国的小学生》,小说素材是刊登在当年3月23日《每周评论》的一则新闻,经过艺术加工,成了一篇很感人的文学作品。这类创作者应该是代表了大多数爱国的有识之士,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中能挺身而出、摇旗呐喊的知识分子阶层。
3 图景之三:作品题材
贵州近代报章文学的取材是广泛的,涉及大变革时代的方方面面,既有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关注,也表现了社会各阶层的众生相。作品刻画的人物有底层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各类官绅,既正面表现了各种社会矛盾,又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关注现实、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传统。著名文学理论家阿英曾在《晚清小说史》中概括了晚清小说的几个特征:
“第一,充分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社会情况,广泛的从各方面刻画出社会每一个角度。第二,当时的作家,意识的以小说作为了武器,不断对政府和一切社会恶现象抨击。”
这段话虽然是针对小说而言,但用来评价近代报章文学也是恰当的。翻开晚清报章,读者不仅能在“本省新闻”、“直省近闻”中了解当时社会战乱频仍、盗贼横生、司法黑暗、民不聊生的状况,也可以在“杂俎”、“谐谈”、“小说”中印证新闻内容。《贵州公报》“谐谈”栏目中常出现这样的题目:《黑白不分的官界》、《弄不干净》、《骗术》、《小人的现影》等,对官场的腐败黑暗和社会丑恶现象进行揭露。有些漫谈的文章或关注介绍国外逸闻趣事,如《俄国女子之求婚》、《禁酒旅馆》、《善于泅水之女人》等;或宣传教育的重要性,如《教育研究》。这些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民智。小说和诗歌对现实的批判则更为直接和深刻,前文所列的《李代桃僵》、《张冠李戴》、《平地风波》、《模范监狱》就是众多现实题材的代表,这些作品的人物刻画虽然没有达到一定高度,有些思想的表达也过于直白,但创作者的笔触直指现实,开始关注下层人民的生存状态,对各类官绅的丑恶嘴脸也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批判。
三 结论
贵州现代文学发生的原生态图景还应列入读者情况、作品生产情况、传播情况等,因篇幅有限,暂就上述图景得出以下结论:
结论一:由于没有专门的文艺阵地,也没有出现有影响的文学团体,整个舆论氛围都为配合两大政治团体“自治学社”和“宪政预备会”的政治目标宣传,所以发生期的绝大多数作品质量比较粗糙,无艺术性可言。小说还脱离不了政治小说“说教”和传统文学“文以载道”的窠臼,其他文类在语言形式上也没有获得突破。没有文学的自省,没有开展过“文白之争”的论战,更不会出现《狂人日记》那样的高度成熟的现代白话小说,创作者处于一种单兵作战的状态,从贵州特定的历史、文化氛围来看,相对比较闭塞,文学的渐变确实在发生,但缺少突变的历史、文化氛围。因此贵州现代文学发生期的文学作品虽然在数量上不算落后,但从整体上落后于其他省份。
结论二:贵州近代报刊的种类、数量虽然较少,也缺少全国性影响的报纸、期刊,但仍然开创了现代文学的生存空间,培育了现代文学的创作者、接受者,提供了现代文学生产的阵地,使贵州现代文学的发生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具有共时性特征。
由贵州近代报刊作为切入点,走进历史现场,再现贵州现代文学发生的原生态图景,得出尽量客观的结论,这样的研究仅仅是开始和尝试,期待方家指正,也期待更多的研究者进行深入的挖掘和探索。
注: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研究成果。课题名称:贵州现代文学的发生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青年项目200924。
参考文献:
[1] 陈平原:《文学的周边》,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
[2] 刘学洙:《“华家银子”与文通书局》,《文史天地》,2003年第2期。
[3] 何光渝:《20世纪贵州小说史》,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4] 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作者简介:刘晓华,女,1972—,吉林洮安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贵阳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