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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媒体在被赋予重要权利的同时也对公众承担了一定的义务，其中一项重要的义务就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知情权，又称获知权、知晓权、知悉权等，是公民获取有关社会公共领域信息以及与本人相关信息的权利，具体可包括政府知情权、司法知情权、社会知情权和个人知情权（如出生情况、亲生父母等）。在新闻传播领域，特指受众通过媒介获取上述信息的权利。①
知情权是平衡政府权力的一种形式，它是一种法律构建，而非伦理构建。新闻工作者有合法权利获得公众中的其他成员可以获得的同样信息，但知情权信息中可以出现伦理问题。②例如，在一般的事件里，固然有些民众（比如政治人物或明星）不愿意某些事情对大多数的公众公开，但是权衡公众的知情权，媒体工作者报道这些事件是履行其对于公众的义务，比较没有争议；而有些事件固然公众有知情权，但是媒体的报道，可能会侵害到少数民众重大的利益，甚至是生命利益，这种情况媒体究竟应不应该报道，就成了有争议的问题。
当公众知情权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
公众知情权与事件当事人的利益，尤其是生命权发生冲突最典型的问题，就是绑架勒索案的报道问题。
1963年4月，日本东京下谷县一位名叫“标越吉展”的4岁小孩遭歹徒绑架撕票，歹徒后来在落网后表示，因为从媒体上看到相关的报道，分析警方也会采取行动，因此将人质杀害。这起事件加上另一起类似的儿童绑票案雅树事件，使得日本新闻界与警方痛定思痛，日后针对绑架勒索的案件，双方采取签订绑架报道协定的方式，来约束大众媒体的采访及报道行为。
台湾的白晓燕绑架案也是一个知名案例。1997年4月14日，台湾艺人白冰冰之女白晓燕遭歹徒绑架勒索，当案件发生之初，部分媒体在人质安全未卜之前就抢先报道，大张旗鼓的动作引起非常大的争议。白冰冰的女儿白晓燕后来不幸遭到歹徒杀害，媒体在这件案子里的行动，对人质安全造成的巨大危害，明显地反映出公众知情权和当事人生命权的重大矛盾。
当公众知情权与当事人群体利益发生冲突
在公众知情权与当事人群体权利，尤其是生命权和工作权等发生冲突的典型问题时，则是千面人案的报道问题了。
1984年3月18日晚上，当时的固力果公司社长江崎胜友被绑匪绑架，并要求十亿日元及金块一百公斤的赎金。3天后，江崎自行逃脱向警方报案，当时这件新闻轰动了全日本；但是事件并没有因此结束，两个月后，一封署名“怪人廿一面相”的勒索信被送到日本各大电视台和新闻媒体，信上表示歹徒将把“放了氰化物的古力果制品，将放在名古屋到冈山之间的地区”，消息由媒体报道之后，引起了全日本的恐慌。歹徒后来又陆续在固力果总公司纵火，并且陆续针对丸大食品、森永等公司进行恐吓，威胁要在这些公司的產品里下毒，勒索赎金。
这样的案子牵涉到不同的民众利益，就一般的民众而言，歹徒在食品或饮料里下毒，如果因为不知道而误食，就可能丧失生命。这是对民众生命权的重大威胁，媒体工作者当然应该报道、提醒民众，以维护民众的生命权利。但是对那些食品、饮料生产商的员工来说，当这类事情被报道时，就意味着公司生产的商品必须暂时从市场上下架，他们将失去他们的工作权，很可能对这些员工的家庭生活带来重大的影响，这就形成了公众知情权与当事人群体利益的矛盾。
突发事件中公众知情权与当事人利益间的权衡
在公众知情权与当事人个人利益冲突方面。日本在吉展事件和雅树事件发生之后，媒体和警方之间就有了共识，那就是公众知情权不应该凌驾于个人生命利益之上。因此后来再遇到绑架勒索的案件时，警方都会和媒体依据“绑架报道协定”，约束媒体工作者的采访和报道行为。
自1997年白晓燕绑架案后，由台湾新闻记者协会、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媒体改造学社、公民参与媒体改造联盟、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台湾人权促进会共同讨论后，于2005年年底完成了《绑架新闻报道及采访公约》，并推动了各大媒体共同签署遵行。③
这样的约束并不是限制，更不是控制媒体，实际上，媒体在签署了“绑架报道协定”之后，还是要靠自律来维护“绑架报道协定”的效力：除了警方必须定时向媒体签报侦查的进度之外，在确定人质平安之后，媒体就可以立即针对案情进行报道，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在适当的时间报道，应该是公众知情权与当事人个人利益最基本的平衡点，但是在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里要怎样做到这一点，媒体自律是关键。日本除了媒体无形的自律之外，还采取了明文约束的方式，也就是签订“绑架报道协定”，这是值得参考的方式。
在公众知情权与当事人群体利益发生冲突方面。以投毒案为例，其实发生冲突的不仅是公众知情权和群众利益，也有当事人群体的工作权、财产权和民众生命权的冲突。毋庸置疑，生命权是高于工作权和财产权的，当民众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媒体提醒民众警惕是责无旁贷的事情。但是媒体报道遇上公众知情权与当事人群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还是应该注意报道的尺度，以及衡量更高利益的标准。
另外在报道的内容方面，媒体应该注意到报道不应该仅限于信息的提供，也应该提醒民众如何注意及警惕，否则就容易造成民众的恐慌，进而最大限度地履行好媒体的社会责任。
收视率、市场，是媒体工作者必须面临的压力，但是不应该为了这样的压力而忽略了本身应负的责任和义务。另外，很多媒体工作者因为赋予他们的权力太大，滥用公众知情权而轻视个人的权利，这也是形成突发事件中公众知情权与当事人利益冲突的原因。
如果用法律、法规的方法来约束媒体工作者的行为，规范突发事件中公众知情权和当事人利益的平衡点的话，很容易造成新闻自由受到限制与打压；但如果不做规范，那么当事人的利益就会被置于媒体工作者的良心之上，随时可能受到侵害。唯有媒体工作者加强自律，或是通过媒体同业间的互相监督，才能在公众知情权与当事人利益上找到平衡点。随着我国媒体的开放和市场化，其他地区的错误范例正好是极具参考价值的学习对象，及早在这方面形成自律规范，在开放的过程中才能真正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利益。
注释：
①肖燕雄、尹熙：《政府信息公信力与传媒话语影响力》，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菲利普·帕特森、李·威尔金斯：《媒介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邱奕嵩：《有罪无罪媒体说了算？——令人不能卒睹的新闻人权》，财团法人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
编校：张红玲
知情权是平衡政府权力的一种形式，它是一种法律构建，而非伦理构建。新闻工作者有合法权利获得公众中的其他成员可以获得的同样信息，但知情权信息中可以出现伦理问题。②例如，在一般的事件里，固然有些民众（比如政治人物或明星）不愿意某些事情对大多数的公众公开，但是权衡公众的知情权，媒体工作者报道这些事件是履行其对于公众的义务，比较没有争议；而有些事件固然公众有知情权，但是媒体的报道，可能会侵害到少数民众重大的利益，甚至是生命利益，这种情况媒体究竟应不应该报道，就成了有争议的问题。
当公众知情权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
公众知情权与事件当事人的利益，尤其是生命权发生冲突最典型的问题，就是绑架勒索案的报道问题。
1963年4月，日本东京下谷县一位名叫“标越吉展”的4岁小孩遭歹徒绑架撕票，歹徒后来在落网后表示，因为从媒体上看到相关的报道，分析警方也会采取行动，因此将人质杀害。这起事件加上另一起类似的儿童绑票案雅树事件，使得日本新闻界与警方痛定思痛，日后针对绑架勒索的案件，双方采取签订绑架报道协定的方式，来约束大众媒体的采访及报道行为。
台湾的白晓燕绑架案也是一个知名案例。1997年4月14日，台湾艺人白冰冰之女白晓燕遭歹徒绑架勒索，当案件发生之初，部分媒体在人质安全未卜之前就抢先报道，大张旗鼓的动作引起非常大的争议。白冰冰的女儿白晓燕后来不幸遭到歹徒杀害，媒体在这件案子里的行动，对人质安全造成的巨大危害，明显地反映出公众知情权和当事人生命权的重大矛盾。
当公众知情权与当事人群体利益发生冲突
在公众知情权与当事人群体权利，尤其是生命权和工作权等发生冲突的典型问题时，则是千面人案的报道问题了。
1984年3月18日晚上，当时的固力果公司社长江崎胜友被绑匪绑架，并要求十亿日元及金块一百公斤的赎金。3天后，江崎自行逃脱向警方报案，当时这件新闻轰动了全日本；但是事件并没有因此结束，两个月后，一封署名“怪人廿一面相”的勒索信被送到日本各大电视台和新闻媒体，信上表示歹徒将把“放了氰化物的古力果制品，将放在名古屋到冈山之间的地区”，消息由媒体报道之后，引起了全日本的恐慌。歹徒后来又陆续在固力果总公司纵火，并且陆续针对丸大食品、森永等公司进行恐吓，威胁要在这些公司的產品里下毒，勒索赎金。
这样的案子牵涉到不同的民众利益，就一般的民众而言，歹徒在食品或饮料里下毒，如果因为不知道而误食，就可能丧失生命。这是对民众生命权的重大威胁，媒体工作者当然应该报道、提醒民众，以维护民众的生命权利。但是对那些食品、饮料生产商的员工来说，当这类事情被报道时，就意味着公司生产的商品必须暂时从市场上下架，他们将失去他们的工作权，很可能对这些员工的家庭生活带来重大的影响，这就形成了公众知情权与当事人群体利益的矛盾。
突发事件中公众知情权与当事人利益间的权衡
在公众知情权与当事人个人利益冲突方面。日本在吉展事件和雅树事件发生之后，媒体和警方之间就有了共识，那就是公众知情权不应该凌驾于个人生命利益之上。因此后来再遇到绑架勒索的案件时，警方都会和媒体依据“绑架报道协定”，约束媒体工作者的采访和报道行为。
自1997年白晓燕绑架案后，由台湾新闻记者协会、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媒体改造学社、公民参与媒体改造联盟、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台湾人权促进会共同讨论后，于2005年年底完成了《绑架新闻报道及采访公约》，并推动了各大媒体共同签署遵行。③
这样的约束并不是限制，更不是控制媒体，实际上，媒体在签署了“绑架报道协定”之后，还是要靠自律来维护“绑架报道协定”的效力：除了警方必须定时向媒体签报侦查的进度之外，在确定人质平安之后，媒体就可以立即针对案情进行报道，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在适当的时间报道，应该是公众知情权与当事人个人利益最基本的平衡点，但是在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里要怎样做到这一点，媒体自律是关键。日本除了媒体无形的自律之外，还采取了明文约束的方式，也就是签订“绑架报道协定”，这是值得参考的方式。
在公众知情权与当事人群体利益发生冲突方面。以投毒案为例，其实发生冲突的不仅是公众知情权和群众利益，也有当事人群体的工作权、财产权和民众生命权的冲突。毋庸置疑，生命权是高于工作权和财产权的，当民众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媒体提醒民众警惕是责无旁贷的事情。但是媒体报道遇上公众知情权与当事人群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还是应该注意报道的尺度，以及衡量更高利益的标准。
另外在报道的内容方面，媒体应该注意到报道不应该仅限于信息的提供，也应该提醒民众如何注意及警惕，否则就容易造成民众的恐慌，进而最大限度地履行好媒体的社会责任。
收视率、市场，是媒体工作者必须面临的压力，但是不应该为了这样的压力而忽略了本身应负的责任和义务。另外，很多媒体工作者因为赋予他们的权力太大，滥用公众知情权而轻视个人的权利，这也是形成突发事件中公众知情权与当事人利益冲突的原因。
如果用法律、法规的方法来约束媒体工作者的行为，规范突发事件中公众知情权和当事人利益的平衡点的话，很容易造成新闻自由受到限制与打压；但如果不做规范，那么当事人的利益就会被置于媒体工作者的良心之上，随时可能受到侵害。唯有媒体工作者加强自律，或是通过媒体同业间的互相监督，才能在公众知情权与当事人利益上找到平衡点。随着我国媒体的开放和市场化，其他地区的错误范例正好是极具参考价值的学习对象，及早在这方面形成自律规范，在开放的过程中才能真正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利益。
注释：
①肖燕雄、尹熙：《政府信息公信力与传媒话语影响力》，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菲利普·帕特森、李·威尔金斯：《媒介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邱奕嵩：《有罪无罪媒体说了算？——令人不能卒睹的新闻人权》，财团法人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