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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副县长放下讲稿，抓住“发展效益农业”这个中心介绍报告内容，汇报效果肯定要好得多。可惜这位年轻的副县长还不具备临场发挥、归纳总结的本事，秘书也只能急得手心冒汗却无法施以援手。
不堪回首的往事
上世纪70年代，我在公社里担任代课教师。
当时在公社拿得了“大材料”的寥寥无几，党委有材料找到我，于是学校就得为我这个代课教师找个“临时代课的”，让我到镇里忙上几天。就在这时，县里的一次宣传会议救了我的驾。去参加会议的是一位姓石的党委副书记，刚提拔上来，干好工作的心气很旺。因为通讯报道抓得不好，挨了批评，他抱怨镇上没有这方面人才。县广播站的同志将了他一军：“李云亭是优秀通讯员，你们不给他机会写稿。他要转干了，我们就调来当编辑。”因为不是正式干部，进不了党政机关，石副书记一句话，就把我调到“教育革命办公室”，仍然挣37元的代课金。
工作环境变了，拿大材料的机会多了。我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出色完成工作，但是现实中却往往事与愿违。在一次筹备教育工作会议时，我负责起草领导讲话稿。为了摸清各村小学情况，我骑着自行车起早贪黑地跑。哪所学校有危房，哪个大队拖欠教师工资，哪所学校加重学生负担，我都了如指掌。在支部书记的讲话稿中，我用很长篇幅指出了问题，还点名批评了一个大队。可能在台上念稿的党委书记事先没看讲稿，会议进行中，领导才想起来要核实情况：“小李子这么写，我就这么念，是真的吗？”会后这位支部书记找到我，骂我个狗血喷头。
干活难哪，我盼望有一个名副其实的“秘书名分”。
机会终于来了。1983年初，县党政机关又一次进行机构改革。领导到位后，政府办公室要配备四名秘书，我是人选之一。当时我刚刚转为正式教师，从县教师进修学校转到教育局任秘书。后来我才知道，为了把我调进政府办公室，主管政务的副主任在县长面前巧妙周旋：他在完成一份县长讲话稿时，没改好就递给了县长，县长很不满意。他借机说道：“调不上来秘书。”按惯例调进政府办的秘书都是党员，我那时只是个“积极分子”。他对县长说：“选中的人还没入党。”县长同意不是党员也可调入。这位副主任是从教育口出来的，深知老局长的厉害，怕碰钉子，又对县长说：“选中的人在教育局，局长不放啊！”县长当即拨通局长的電话说：“让你那里的李云亭来当秘书，明天报到。”局长接完电话目瞪口呆，以为我和县长是亲戚关系，想不放我也不行了。
秘书有三怕
在县政府当秘书，我一干就是十来年，没想到县政府机关的秘书同样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我和同行们归纳为秘书有三怕。
一怕领导不讲理。领导的水平参差不齐，其中真有水平不高却很难伺候的。那时我们写出的讲话稿给领导送审都是“手抄本”。有的领导上台念稿之前要检查有无涂改，哪怕你只改了一个词，他也要问：“你这是初稿啊？”也让你去重抄一遍。一次我在领导讲话稿用了个“亟待解决”，领导熟悉稿子时点着“亟”字问我：“这是什么字？”我告诉他读音，他又问什么意思。我告诉他：字典上解释是“急迫地”。他说：“有现成的急字你不用，怎么非用个古字呢？”提笔就改成了“急”。印材料的工作人员不知“急待解决”这个词的来龙去脉，以为是秘书笔误，重新改回了“亟待解决”。
那天领导在台上念稿时突然停下来了，原来他又忘了“亟”字读音。旁边有人告诉他，他恍然大悟，接着脸色突变：“想起来了，我说小李，你真固执，我已经改对了，你怎么又改错啦？”在这样的领导手下工作，做秘书的只有自认吃亏。
二怕领导不“懂行”。写完了稿子还得教给领导怎样念，一不留神就“前功尽弃”，这是秘书们最操心、最上火的事情。有一年换届选举后领导岗位上补充一批新人，县委要求分管领导向县委常委会报告工作思路。政府办秘书班子配合副县长行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我的家乡是全国商品粮基地县，土地面积大、粮食产量高，但是农民并没从粮食高产中获得高收入，是黑龙江省七个贫困县之一。经过深入调研，我们在报告中提出了要解决“高产穷县”问题，必须让农民当土地的家，发展效益农业，让农民增产增收。
调查报告完工后，由主管农业的副县长到县委常委会报告工作。不承想，会议临时限定汇报时间40分钟，而副县长手中那份报告照稿念至少也要90分钟，怎么办？副县长明显紧张了，“隔二片三”地念完了，让所有参会人员不得要领。
如果副县长放下讲稿，抓住“发展效益农业”这个中心介绍报告内容，汇报效果肯定要好得多。可这位年轻的副县长还不具备临场发挥、归纳总结的本事。秘书科长坐在旁听席上急出一头汗，看看还有3分钟时间，他站起来据理力争，想挽回败局：“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农业大县，不发展效益农业，农民不可能发家致富。迟早要走这条路，早觉悟早主动，晚觉悟肯定被动……”他的话没讲完就被制止了，理由是常委会议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我们“发展效益农业”的意见被否决了，5年之后这个思路才被人们重新提起。从这样一件小事上看，领导不懂行真是害死人。
三怕领导派急活。秘书起早贪黑，没完没了地写，不是他们有创作机关应用文的欲望，实在是身不由己。领导的思想汇报、述职报告，无论大小场合，只要讲话就得“照稿念”，你就得不断地准备讲话稿。
一次，一位副县长要参加基层的一个年终表彰会，本来临场讲讲就可以了，却要求准备讲稿。我给他写了5页稿纸，他用手一捏，说：“就整这么几张纸糊弄我？”没办法我又重写。时间太紧，午饭也没时间吃了。同事老王急中生智，他拿出一本稿纸，说“用这个抄一遍就成。”抄写完毕交给领导，领导满意地说：“这还差不多。”于是带着稿子，坐上小车乐颠颠地开会去了。其实，我原来用的是每页360字的稿纸，后来只是改用150字的重抄一遍呈递上去，急火攻心，当秘书的没有急智是完成不好工作的。
为了应付紧急任务，也让我的秘书同行“减轻劳动强度”，我曾经编写的一篇《万能讲话稿》在同行间流传：灭鼠动员会上用的领导讲话稿，改几个字就可以在灭蟑螂会上用；上一年用过的领导讲话稿，改个时间和人名，还可以拿出来用。我也知道用“万能讲话稿”糊弄人对不起领导信任，但领导靠“照稿念”应付基层不也同样对不起人民群众吗？
峰回路转，终于盼来了一任新县委书记，对“照稿念”当头棒喝，我的秘书生涯也开始出现了一缕曙光。不久，我写了一篇《让“照稿念”的没嗑摸》对书记的做法大加赞赏，发表在《黑龙江日报》上，文章中这样写道：“向上级汇报工作，是常有的事情，虽然没写到岗位责任制里面，但谁不知道自己干的事应该自己心中有数。而我们有些领导同志用惯了现成的，离开了别人代写的汇报稿，连党员数、耕地面积或产值、财政收入都说不上来。怪不得领导汇报之前，秘书们得连开夜车。”
新书记带头不念稿的举措解放了一大批秘书，有的秘书提拔为乡镇党委书记，有的担任局长，我也很幸运地当上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从此告别了长达二十年的秘书生涯。
（作者系黑龙江省绥化市会展办主任）
不堪回首的往事
上世纪70年代，我在公社里担任代课教师。
当时在公社拿得了“大材料”的寥寥无几，党委有材料找到我，于是学校就得为我这个代课教师找个“临时代课的”，让我到镇里忙上几天。就在这时，县里的一次宣传会议救了我的驾。去参加会议的是一位姓石的党委副书记，刚提拔上来，干好工作的心气很旺。因为通讯报道抓得不好，挨了批评，他抱怨镇上没有这方面人才。县广播站的同志将了他一军：“李云亭是优秀通讯员，你们不给他机会写稿。他要转干了，我们就调来当编辑。”因为不是正式干部，进不了党政机关，石副书记一句话，就把我调到“教育革命办公室”，仍然挣37元的代课金。
工作环境变了，拿大材料的机会多了。我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出色完成工作，但是现实中却往往事与愿违。在一次筹备教育工作会议时，我负责起草领导讲话稿。为了摸清各村小学情况，我骑着自行车起早贪黑地跑。哪所学校有危房，哪个大队拖欠教师工资，哪所学校加重学生负担，我都了如指掌。在支部书记的讲话稿中，我用很长篇幅指出了问题，还点名批评了一个大队。可能在台上念稿的党委书记事先没看讲稿，会议进行中，领导才想起来要核实情况：“小李子这么写，我就这么念，是真的吗？”会后这位支部书记找到我，骂我个狗血喷头。
干活难哪，我盼望有一个名副其实的“秘书名分”。
机会终于来了。1983年初，县党政机关又一次进行机构改革。领导到位后，政府办公室要配备四名秘书，我是人选之一。当时我刚刚转为正式教师，从县教师进修学校转到教育局任秘书。后来我才知道，为了把我调进政府办公室，主管政务的副主任在县长面前巧妙周旋：他在完成一份县长讲话稿时，没改好就递给了县长，县长很不满意。他借机说道：“调不上来秘书。”按惯例调进政府办的秘书都是党员，我那时只是个“积极分子”。他对县长说：“选中的人还没入党。”县长同意不是党员也可调入。这位副主任是从教育口出来的，深知老局长的厉害，怕碰钉子，又对县长说：“选中的人在教育局，局长不放啊！”县长当即拨通局长的電话说：“让你那里的李云亭来当秘书，明天报到。”局长接完电话目瞪口呆，以为我和县长是亲戚关系，想不放我也不行了。
秘书有三怕
在县政府当秘书，我一干就是十来年，没想到县政府机关的秘书同样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我和同行们归纳为秘书有三怕。
一怕领导不讲理。领导的水平参差不齐，其中真有水平不高却很难伺候的。那时我们写出的讲话稿给领导送审都是“手抄本”。有的领导上台念稿之前要检查有无涂改，哪怕你只改了一个词，他也要问：“你这是初稿啊？”也让你去重抄一遍。一次我在领导讲话稿用了个“亟待解决”，领导熟悉稿子时点着“亟”字问我：“这是什么字？”我告诉他读音，他又问什么意思。我告诉他：字典上解释是“急迫地”。他说：“有现成的急字你不用，怎么非用个古字呢？”提笔就改成了“急”。印材料的工作人员不知“急待解决”这个词的来龙去脉，以为是秘书笔误，重新改回了“亟待解决”。
那天领导在台上念稿时突然停下来了，原来他又忘了“亟”字读音。旁边有人告诉他，他恍然大悟，接着脸色突变：“想起来了，我说小李，你真固执，我已经改对了，你怎么又改错啦？”在这样的领导手下工作，做秘书的只有自认吃亏。
二怕领导不“懂行”。写完了稿子还得教给领导怎样念，一不留神就“前功尽弃”，这是秘书们最操心、最上火的事情。有一年换届选举后领导岗位上补充一批新人，县委要求分管领导向县委常委会报告工作思路。政府办秘书班子配合副县长行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我的家乡是全国商品粮基地县，土地面积大、粮食产量高，但是农民并没从粮食高产中获得高收入，是黑龙江省七个贫困县之一。经过深入调研，我们在报告中提出了要解决“高产穷县”问题，必须让农民当土地的家，发展效益农业，让农民增产增收。
调查报告完工后，由主管农业的副县长到县委常委会报告工作。不承想，会议临时限定汇报时间40分钟，而副县长手中那份报告照稿念至少也要90分钟，怎么办？副县长明显紧张了，“隔二片三”地念完了，让所有参会人员不得要领。
如果副县长放下讲稿，抓住“发展效益农业”这个中心介绍报告内容，汇报效果肯定要好得多。可这位年轻的副县长还不具备临场发挥、归纳总结的本事。秘书科长坐在旁听席上急出一头汗，看看还有3分钟时间，他站起来据理力争，想挽回败局：“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农业大县，不发展效益农业，农民不可能发家致富。迟早要走这条路，早觉悟早主动，晚觉悟肯定被动……”他的话没讲完就被制止了，理由是常委会议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我们“发展效益农业”的意见被否决了，5年之后这个思路才被人们重新提起。从这样一件小事上看，领导不懂行真是害死人。
三怕领导派急活。秘书起早贪黑，没完没了地写，不是他们有创作机关应用文的欲望，实在是身不由己。领导的思想汇报、述职报告，无论大小场合，只要讲话就得“照稿念”，你就得不断地准备讲话稿。
一次，一位副县长要参加基层的一个年终表彰会，本来临场讲讲就可以了，却要求准备讲稿。我给他写了5页稿纸，他用手一捏，说：“就整这么几张纸糊弄我？”没办法我又重写。时间太紧，午饭也没时间吃了。同事老王急中生智，他拿出一本稿纸，说“用这个抄一遍就成。”抄写完毕交给领导，领导满意地说：“这还差不多。”于是带着稿子，坐上小车乐颠颠地开会去了。其实，我原来用的是每页360字的稿纸，后来只是改用150字的重抄一遍呈递上去，急火攻心，当秘书的没有急智是完成不好工作的。
为了应付紧急任务，也让我的秘书同行“减轻劳动强度”，我曾经编写的一篇《万能讲话稿》在同行间流传：灭鼠动员会上用的领导讲话稿，改几个字就可以在灭蟑螂会上用；上一年用过的领导讲话稿，改个时间和人名，还可以拿出来用。我也知道用“万能讲话稿”糊弄人对不起领导信任，但领导靠“照稿念”应付基层不也同样对不起人民群众吗？
峰回路转，终于盼来了一任新县委书记，对“照稿念”当头棒喝，我的秘书生涯也开始出现了一缕曙光。不久，我写了一篇《让“照稿念”的没嗑摸》对书记的做法大加赞赏，发表在《黑龙江日报》上，文章中这样写道：“向上级汇报工作，是常有的事情，虽然没写到岗位责任制里面，但谁不知道自己干的事应该自己心中有数。而我们有些领导同志用惯了现成的，离开了别人代写的汇报稿，连党员数、耕地面积或产值、财政收入都说不上来。怪不得领导汇报之前，秘书们得连开夜车。”
新书记带头不念稿的举措解放了一大批秘书，有的秘书提拔为乡镇党委书记，有的担任局长，我也很幸运地当上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从此告别了长达二十年的秘书生涯。
（作者系黑龙江省绥化市会展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