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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托马斯·库恩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自出版以来就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与讨论，也受到了众多的批评。这些批评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范式”经过科学革命的转换就完全不同了，另一个是库恩对科学革命时期科学爆发式发展的强调。批评者认为库恩把科学发展史割裂了，但笔者认为，这些批评仅仅说明了库恩在写作《科学革命的结构》时所面临的困境；即：虽然库恩将科学和哲学做了明确的区分，但在论述时却未能完全把二者分离开。这是《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受到相关批评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哲学
一、托马斯·库恩与《科学革命的结构》
1962年，库恩所著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本文此后均简称为《结构》）一书出版。在书中，作者首先创造性地引入了“范式”的概念，然后用这一概念对科学发展的历史和规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那之后，“范式”这一概念成了人们讨论科学发展的重要工具，对于《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讨论也从未停止过。吊诡的是，“范式”虽然被众多领域的学者所借鉴、应用并讨论，但在《结构》一书所探讨的科学领域，却少有科学家对其抱有足够的重视。连库恩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虽然很多科学家包括很多物理学家都阅读了本书并给予好评，但“这本书并没有被科学家广泛阅读。我过去常说，如果你在大学里学得是科学和数学，那么你可以非常顺利地拿到学士学位而不需要读过《科学革命的结构》。如果你大学里学的是任何其他领域，你将至少读一遍此书”；作者又强调，“整个来说，那并不是我以前的愿望”。
在笔者看来，从《结构》一书中我们就能找到造成这一困境的缘由，库恩在谈及他从物理研究转向哲学研究的原因时说：“我并不是说我想要知道什么是真的；我是说我想知道成为真的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不是人们能够通过物理来达到的。”既然不是通过科学能够达到的，那科学家对本书缺乏足够的热情也是自然而然的。更重要的是，这句话不仅表明了作者在《结构》一书中所关注的根本问题是哲学问题，而且也简明地将通常意义上的科学与作者书中的哲学做了彻底的区分。
二、托马斯·库恩的困境
《结构》一书出版后引起了诸多关注，也受到了相当多的批评。这些批评多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范式”经过科学革命前后的转换就完全不同了，另一个是对科学革命时期科学爆发式发展的强调；二者都使科学发展史看上去被割裂了。由此，《结构》一书也被很多人批评为“非理性”的和“相对主义”的。面对这些批评，库恩又写了一部《结构之后的路》（本文此后均简称为《路》）进行回应。将《结构》与《路》一起阅读，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库恩思想的深度与发展历程。
首先必须看到，库恩即便不是一个彻底的实在论者，但也在很大程度上秉持实在论的观点。在谈到因果论的局限时，作者在《路》中提到：“在缺乏因果理论所试图提供的桥梁时，就没有基础来谈论科学对所有世界的逐步消除（除了唯一真实世界之外）”。括号中短短一句话，至少证明作者是承认存在一个真实的世界的。库恩又说：“对实在论的威胁是我心里最重要的问题，在这里它能代表全部问题。”但在承认真实世界的同时，他又强调：“本文（《科学史中的可能世界》）所反复重申的主题在于，词典给出了通向一组可能世界的通道，但它也阻断了通往其他可能世界的通道。”由此可见，在承认真实世界的前提下，库恩关注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认知一个真实的世界。这样一个看上去是弱实在论的立场，恰恰代表了他在同时面对科学与哲学时的纠结。从根本上来说，科学要求其研究者至少在科学研究中是个实在论者；尽管科学并不反对其研究者在其他方面是个非实在论者——正如很多科学家同时也是个神秘主义者。
在弄清了库恩与绝大多数科学家对科学研究本身都持实在论的观点之后，再来探讨作者对科学发展所持的态度才是有价值的。他在《结构》一书中，无论是对“常规科学”还是对“科学革命”，都特别强调了“现象”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这源于库恩的实在论主张，也证明了库恩的实在论主张。针对“常规科学”，他说：“这三类问题——确定重要事实、理论与事实相一致、阐明理论——我认为已经涵盖了常规科学的文献，不论是经验科学的还是理论科学的文献。”其中的事实在科学研究中就是通过对现象进行抽象所得到的。而针对“科学革命”，库恩尤其强调了现象的重要性，“原则上，只有三类现象可以引发新理论。……”同时，“……这样只要后来的理论能对某些同样的现象作出相同的预言，就可以说这两个理论互不冲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在“常规科学”还是“科学革命”中，“现象”都是极为重要的。
事实上，正如很多科学哲学著作所强调的，也像绝大多数科学家在科研过程中所实践的，对于现象的观察与解释是科学研究最本质的特点之一。在《结构》一书中，科学研究同样是一个不断地对现象进行观察，并在观察的基础上对科学命题进行证明或证伪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为了对现象进行解释，理论不断完善，而理论的发展推动技术的进步，技术的进步又使得更多的现象被观察到。当被观察到的现象无法用现有的理论解释时，就推动了理论整体性的飞跃——用库恩的话说，就是“科学革命”。从科学研究的实践来说，这是一个不断延续的连续过程，即便科学理论的发展从历史角度来看呈现出一个个脉冲的形态，但科学理论并不是科学的全部。科学家以其自身的科学实践与创造力维系着科学的连续性。因此，不能从《结构》一书就得到科学的发展是断裂的、爆发式的结论，这也不是库恩的本意。他所反对的是“科学是一种累积知识的活动这种观点”。在笔者看来，库恩所提倡的科学恰恰是一种不断发现与创造的活动。
库恩在《结构》一书中被诟病的问题暴露了其本身的困境，“非理性”与“相对主义”更多的是针对库恩在对科学发展的论述过程的批判，而他的立场与自我辩护则立足于哲学。在《路》一书中库恩承认：“如果我现在重写《科学革命的结构》，我会更多地强调语言的变化，而减少对常规型/革命型区别的强调。”
库恩在《结构》的最后将科学的发展比作生物的演化，这个思想在《路》中得到了深入的阐释。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个类比大大地调和了《结构》中他的思想因科学与哲学视角的冲突而产生的困境。在《结构》一书中，作者说：“如果确实这样，那么科学的发展就像生物的演化一样，是一个单向性的不可逆的过程。后期的科学理论在一个常常大不相同的应用环境中，较其先前的理论表现出更好的解密能力。这并非一个相对主义的立场，在它所显示的意义上，我是一个科学进步的真正信仰者。”在此基础上，作者在《路》中又表示：“我把它们（《结构》中被称为‘危机’事件的重要特征）看成类似物种形成过程的关键症状，通过这个过程，新的学科出现了，每一个新学科都有自己的词典，都有其自身的知识领域。我认为，正是通过这些分裂，知识得以增长。而且正是维持对话的需要，使声明式陈述的游戏得以继续进行下去的需要，促进了这些分裂，并导致了知识的裂殖。”作者甚至提出：“科学领域、专业和附属专业在时间上的进化图表看上去与一个外行所画的生物进化树状图表惊人地相似。”由此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出作者在两本书中所展现出来的从科学视角向哲学视角的转向，而无论何种视角，这样的类比都更能形象地描述科学与知识发展的实际状况。
三、结论
自笛卡尔后，科学从哲学中脱离出来，在逐渐完善了自己鲜明而特有的立场与方法后，科学与哲学已经越来越成为两个各自拥有鲜明——用库恩的话说——“范式”的领域。库恩对于“科学革命”的论述，将人的创造力推向了前台，但因其案例的选择，使得其笔下的“科学革命”多多少少呈现出英雄主义色彩，仿佛“科学革命”的发生是因为牛顿、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之神”的降临而一锤定音的。由此《结构》一书难免使人产生一种科学发展史被割裂的错觉。
库恩在《结构》一书中明确了自己的研究是哲学领域的问题，但在论述过程中未能完全将科学与哲学分离开，这是《结构》一书受到批评的主要原因。但笔者认为，至少针对库恩笔下的科学研究而言，他并没有将科学发展的历史割裂开。创造并运用“范式”这一概念去分析科学进步的历史，仍然是库恩最为杰出的贡献之一。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回头看《结构》一书时，也许其最大的现实价值——也是其在科学进步这一问题上最为实用的观点——正如哈佛大学的学者戴维·温伯格所言：“《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的雄伟思想也许不像50年前那样宏大和明晰，但它仍然冲击着我们的文化。在对科学的历史记述中，我们现在期望听到人的性格、社会因素的影响，貌似无私、理性的行为背后维持和行使权力的企图。”无论对于任何学科，警惕类似对于“权力的企图”，大概是《结构》一书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进步的先决条件是不受限制地交换一切结果和意见的可能性——在一切脑力劳动领域里的言论自由和教学自由。”
参考文献：
[1] （美）托马斯·库恩著，《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2] （美）托马斯·库恩著，杰姆斯·柯南特编，《结构之后的路》，邱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3] （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著，《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
关键词：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哲学
一、托马斯·库恩与《科学革命的结构》
1962年，库恩所著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本文此后均简称为《结构》）一书出版。在书中，作者首先创造性地引入了“范式”的概念，然后用这一概念对科学发展的历史和规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那之后，“范式”这一概念成了人们讨论科学发展的重要工具，对于《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讨论也从未停止过。吊诡的是，“范式”虽然被众多领域的学者所借鉴、应用并讨论，但在《结构》一书所探讨的科学领域，却少有科学家对其抱有足够的重视。连库恩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虽然很多科学家包括很多物理学家都阅读了本书并给予好评，但“这本书并没有被科学家广泛阅读。我过去常说，如果你在大学里学得是科学和数学，那么你可以非常顺利地拿到学士学位而不需要读过《科学革命的结构》。如果你大学里学的是任何其他领域，你将至少读一遍此书”；作者又强调，“整个来说，那并不是我以前的愿望”。
在笔者看来，从《结构》一书中我们就能找到造成这一困境的缘由，库恩在谈及他从物理研究转向哲学研究的原因时说：“我并不是说我想要知道什么是真的；我是说我想知道成为真的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不是人们能够通过物理来达到的。”既然不是通过科学能够达到的，那科学家对本书缺乏足够的热情也是自然而然的。更重要的是，这句话不仅表明了作者在《结构》一书中所关注的根本问题是哲学问题，而且也简明地将通常意义上的科学与作者书中的哲学做了彻底的区分。
二、托马斯·库恩的困境
《结构》一书出版后引起了诸多关注，也受到了相当多的批评。这些批评多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范式”经过科学革命前后的转换就完全不同了，另一个是对科学革命时期科学爆发式发展的强调；二者都使科学发展史看上去被割裂了。由此，《结构》一书也被很多人批评为“非理性”的和“相对主义”的。面对这些批评，库恩又写了一部《结构之后的路》（本文此后均简称为《路》）进行回应。将《结构》与《路》一起阅读，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库恩思想的深度与发展历程。
首先必须看到，库恩即便不是一个彻底的实在论者，但也在很大程度上秉持实在论的观点。在谈到因果论的局限时，作者在《路》中提到：“在缺乏因果理论所试图提供的桥梁时，就没有基础来谈论科学对所有世界的逐步消除（除了唯一真实世界之外）”。括号中短短一句话，至少证明作者是承认存在一个真实的世界的。库恩又说：“对实在论的威胁是我心里最重要的问题，在这里它能代表全部问题。”但在承认真实世界的同时，他又强调：“本文（《科学史中的可能世界》）所反复重申的主题在于，词典给出了通向一组可能世界的通道，但它也阻断了通往其他可能世界的通道。”由此可见，在承认真实世界的前提下，库恩关注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认知一个真实的世界。这样一个看上去是弱实在论的立场，恰恰代表了他在同时面对科学与哲学时的纠结。从根本上来说，科学要求其研究者至少在科学研究中是个实在论者；尽管科学并不反对其研究者在其他方面是个非实在论者——正如很多科学家同时也是个神秘主义者。
在弄清了库恩与绝大多数科学家对科学研究本身都持实在论的观点之后，再来探讨作者对科学发展所持的态度才是有价值的。他在《结构》一书中，无论是对“常规科学”还是对“科学革命”，都特别强调了“现象”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这源于库恩的实在论主张，也证明了库恩的实在论主张。针对“常规科学”，他说：“这三类问题——确定重要事实、理论与事实相一致、阐明理论——我认为已经涵盖了常规科学的文献，不论是经验科学的还是理论科学的文献。”其中的事实在科学研究中就是通过对现象进行抽象所得到的。而针对“科学革命”，库恩尤其强调了现象的重要性，“原则上，只有三类现象可以引发新理论。……”同时，“……这样只要后来的理论能对某些同样的现象作出相同的预言，就可以说这两个理论互不冲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在“常规科学”还是“科学革命”中，“现象”都是极为重要的。
事实上，正如很多科学哲学著作所强调的，也像绝大多数科学家在科研过程中所实践的，对于现象的观察与解释是科学研究最本质的特点之一。在《结构》一书中，科学研究同样是一个不断地对现象进行观察，并在观察的基础上对科学命题进行证明或证伪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为了对现象进行解释，理论不断完善，而理论的发展推动技术的进步，技术的进步又使得更多的现象被观察到。当被观察到的现象无法用现有的理论解释时，就推动了理论整体性的飞跃——用库恩的话说，就是“科学革命”。从科学研究的实践来说，这是一个不断延续的连续过程，即便科学理论的发展从历史角度来看呈现出一个个脉冲的形态，但科学理论并不是科学的全部。科学家以其自身的科学实践与创造力维系着科学的连续性。因此，不能从《结构》一书就得到科学的发展是断裂的、爆发式的结论，这也不是库恩的本意。他所反对的是“科学是一种累积知识的活动这种观点”。在笔者看来，库恩所提倡的科学恰恰是一种不断发现与创造的活动。
库恩在《结构》一书中被诟病的问题暴露了其本身的困境，“非理性”与“相对主义”更多的是针对库恩在对科学发展的论述过程的批判，而他的立场与自我辩护则立足于哲学。在《路》一书中库恩承认：“如果我现在重写《科学革命的结构》，我会更多地强调语言的变化，而减少对常规型/革命型区别的强调。”
库恩在《结构》的最后将科学的发展比作生物的演化，这个思想在《路》中得到了深入的阐释。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个类比大大地调和了《结构》中他的思想因科学与哲学视角的冲突而产生的困境。在《结构》一书中，作者说：“如果确实这样，那么科学的发展就像生物的演化一样，是一个单向性的不可逆的过程。后期的科学理论在一个常常大不相同的应用环境中，较其先前的理论表现出更好的解密能力。这并非一个相对主义的立场，在它所显示的意义上，我是一个科学进步的真正信仰者。”在此基础上，作者在《路》中又表示：“我把它们（《结构》中被称为‘危机’事件的重要特征）看成类似物种形成过程的关键症状，通过这个过程，新的学科出现了，每一个新学科都有自己的词典，都有其自身的知识领域。我认为，正是通过这些分裂，知识得以增长。而且正是维持对话的需要，使声明式陈述的游戏得以继续进行下去的需要，促进了这些分裂，并导致了知识的裂殖。”作者甚至提出：“科学领域、专业和附属专业在时间上的进化图表看上去与一个外行所画的生物进化树状图表惊人地相似。”由此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出作者在两本书中所展现出来的从科学视角向哲学视角的转向，而无论何种视角，这样的类比都更能形象地描述科学与知识发展的实际状况。
三、结论
自笛卡尔后，科学从哲学中脱离出来，在逐渐完善了自己鲜明而特有的立场与方法后，科学与哲学已经越来越成为两个各自拥有鲜明——用库恩的话说——“范式”的领域。库恩对于“科学革命”的论述，将人的创造力推向了前台，但因其案例的选择，使得其笔下的“科学革命”多多少少呈现出英雄主义色彩，仿佛“科学革命”的发生是因为牛顿、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之神”的降临而一锤定音的。由此《结构》一书难免使人产生一种科学发展史被割裂的错觉。
库恩在《结构》一书中明确了自己的研究是哲学领域的问题，但在论述过程中未能完全将科学与哲学分离开，这是《结构》一书受到批评的主要原因。但笔者认为，至少针对库恩笔下的科学研究而言，他并没有将科学发展的历史割裂开。创造并运用“范式”这一概念去分析科学进步的历史，仍然是库恩最为杰出的贡献之一。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回头看《结构》一书时，也许其最大的现实价值——也是其在科学进步这一问题上最为实用的观点——正如哈佛大学的学者戴维·温伯格所言：“《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的雄伟思想也许不像50年前那样宏大和明晰，但它仍然冲击着我们的文化。在对科学的历史记述中，我们现在期望听到人的性格、社会因素的影响，貌似无私、理性的行为背后维持和行使权力的企图。”无论对于任何学科，警惕类似对于“权力的企图”，大概是《结构》一书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进步的先决条件是不受限制地交换一切结果和意见的可能性——在一切脑力劳动领域里的言论自由和教学自由。”
参考文献：
[1] （美）托马斯·库恩著，《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2] （美）托马斯·库恩著，杰姆斯·柯南特编，《结构之后的路》，邱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3] （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著，《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