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阎连科
　　记者：你最初是如何与文学结缘的？
　　阎连科：30多年前，在我老家那块偏穷之地，读书有些荒诞、奢侈和异类。因为我大姐常年有病卧床，不能下地劳动，不能到校读书，为了消磨时光，她的床头就总有小说压在枕下。她那块被窗光和油灯照着的床头，就成了我最早的书架和书库。《艳阳天》《金光大道》《青春之歌》《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经典，那个年代能够在乡村出现的书籍，都会神奇地出现在她的床头，都会被我一页页翻阅，当然还有《西游记》《三国演义》这类古典文学。这是我阅读的开始，每每回忆起来，都倍感温馨。比如《红楼梦》，看到黛玉葬花、黛玉之死，我也会黯然伤神；看到贾宝玉出走，我也会觉得活着真没意思。
　　记者：在你看来，文学作品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你的作品具备这些品质吗？
　　阎连科：最可贵的品质就是绝对的个性化，用自己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目前我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以后的写作还要进一步努力。
　　记者：对于同年代一些作家的作品，你看得多吗？你判断作品好坏的标准是什么？
　　阎连科：看了不少，但不会那么及时去看，一般都是喧闹之后找来看。我喜欢看那些我的写作无法表现和无法达到的作品。我认为，我无法完成的作品，对我来说，都是好作品。莫言、余华、王安忆、贾平凹、韩少功等，他们在艺术上都有不可取代的地方。莫言的《酒国》，里面红烧小孩当然是虚幻的想象，但他这种充满了奇特欢乐景象的想象，我做不到；看《长恨歌》，字里行间那种简洁、准确和适宜，以及扑面而来的诗意，我是做不到的；《许三观卖血记》那种悲痛下面的温暖我也做不到……这些作家你就得尊敬他。因为在他的作品里有你无法完成的元素。我判断作品好坏只有这一个标准，就是他能做到，我不能做到。
　　记者：你平时写作，是整体框架构思好才动笔，还是一边写一边想？
　　阎连科：无论长篇、中篇、短篇，对我来说最初就是一个念头，仿佛星星之火，漫长的构思就是燎原的过程，没有什么规矩可言，一般也没有写作提纲，但是会有一个大概的方向和路线图，在脑子里的呈现，这个路线图更多的时候是故事和人物。
　　记者：相比很多作家，你的作品很少被改编成影视，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遗憾吗？
　　阎连科：关于改编，我没有任何遗憾。这恰恰说明了你的某种鲜明的写作个性。说明你的作品根本不适宜改编。不是说不适宜改编就是好作品，而是说，不适宜改编，也是作家写作的个性之一。
　　记者：有人称您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阎连科：我作品中的情节虽然都是我们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它也不能说是完全的魔幻和荒诞，在阅读的时候，相信读者能够感受得到。把现实中看似永远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结合历史和现实，写进小说，并让它们在小说中读起来合情合理，我称之为“神实主义”——在创作中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被现实主义掩盖了的真实。《炸裂志》就是在这样的积累下诞生的。《炸裂志》里面的想象其实是生活中“不存在的存在”，而那是一种“新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