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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一：语言是领导者最有力的工具。好的领导者是善于讲故事的人
在美国陷入困境的那段日子里，“炉边谈话”堪称罗斯福的一大“秘密武器”。
在就职后的第二个星期天，罗斯福精心准备的“炉边谈话”便与全国民众见面了。而罗斯福的定位非常清楚：“我一定要让普通工人也能听得懂我的演讲。”
罗斯福第一次“炉边谈话”就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在谈话中他简洁明了地对民众说：“我敢向大家保证；把钱存在重新开业的银行里比放在褥子底下安全。”他还巧妙地告诉人们只要把钱存人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就是一种爱国之举。
6000万人凝神倾听着罗斯福的讲话，就好像与总统面对面聊着家常。
人们显然是被罗斯福的诚恳和亲切打动了，也相信了他的说法。第二天(1933年3月13日)是星期一，无数的美国人排起了长龙，急切地要把钱重新存回银行。而关闭了一周多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也重新开市了，当天股价上涨了15％。创造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单日最大涨幅。
“炉边谈话”后的一个星期之内大多数不久前关闭的银行重新开业了。事实证明，无线电波传出的不仅是亲和力，还有一种经济上的兴奋剂。
让后世许多领导人深为羡慕的是，罗斯福是少有的、民众认为可以与之互诉衷肠的总统。而在那个困难的年代，民众非常渴望相互之间以及同他们的领袖之间能够建立起一种情感上的联系。
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恰恰满足了他们的这个愿望，并且亲切地称他们是“我的朋友们”。据统计，在12年总统任期内，罗斯福通过电波与民众交流时，超过300次以“我的朋友们”的亲切称呼表示对他们的欢迎。
多年后人们才慢慢发现，看上去是罗斯福总统在与民众进行着交谈，在鼓舞着他们的士气，其实，更多的时候罗斯福是在用这一系列特殊的方式倾听着民众的心声。他觉得，要想得到民众的回应，领导者首先要表现出坦诚和耐心。
原则二：电话机放在那里，总要有一方先拿起话筒
在美国和苏联最真诚友好的日子里，人们盛传着富兰克林·罗斯福与约瑟夫·斯大林之间曾经有过的一次电话交谈。
罗斯福接通了明斯克市的总机，他说：“请接平斯克总机。”
电话从明斯克市转到了平斯克，又从平斯克转到了斯大林格勒，最后接通了莫斯科大会堂，找到了斯大林。
富兰克林·罗斯福拿起话筒说：“喂，是约瑟夫吗?我是富兰克林，‘巨人队’三分，‘躲闪队’零分。”
电话机放在那里，总要有一个人先拿起话筒。这正是罗斯福的理论。
从对苏联的承认可以看出罗斯福的眼界。尽管他在新政时期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国内事务尤其是新政上，但他始终认为，美国需要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
事实证明，“罗斯福不像胡佛那样固守僵硬的意识形态阵地，而是一位灵活务实的现实主义者。”这种灵活与务实精神在二战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其实，在人际关系中也存在一个主动接触的问题。当人际关系陷入僵局时，总要有一方率先采取行动，表示诚意，以打开局面。而且，这种主动接触越出乎对方意料，越容易打动人。
原则三：谁与穷人走得近。谁就可能在历史的山坡上站得更高
罗斯福有句名言：“我从未忘记我住在所有美国人共同拥有的房子里。”在他看来，吸引他人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是谈论有关他们的问题。这其中，谈论关乎穷人命运的问题最为重要。
人们都知道，罗斯福曾经身患小儿麻痹症，在病榻上蹉跎多年。但在后世的史学家看来；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却在客观上带给罗斯福重要的政治财富。由于长时间赋闲在家，罗斯福得以与普通人有了更多的接触，对他们的疾苦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不仅使得富兰克林待人接物变得更加有人情味与亲和力，而且也使得他日后的许多主张更接近人心、切中要害。
许多听过罗斯福演讲的人会感慨：“他有惊人的能力，能把一堆枯燥的事实变为一篇激动人心的政治演讲。”殊不知，如果不是深刻地洞悉人性、贴近人心，他又如何能够真正地用朴实的语言和亲切的目光触摸到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尽管罗斯福出身于富贵家庭，但他始终认为那些有钱人占有的资源过多，他们乃至他们所控制的社会忽视了太多中下层民众的利益。
在当选为纽约州州长后，罗斯福也确实在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和增进社会和谐方面很有作为。他很快将这种意识带进了白宫，并“传染”给周围的人。也许正是这种与民众心灵互动的作用力才使得他能够在短短的时间里恢复了这个国家的信心和平静，创造了一个执政的奇迹。
原则四：时机就是一切。要在恰当的时机做恰当的事
与许多改革家不同的是，罗斯福不会勉强去做事，他一定要在时势需要以及民心所向时采取行动。这样顺势操盘，会取得良好的成效。这一点从罗斯福取消禁酒令一事上就可见一斑。
应该说，罗斯福确实有其过人的精明和对人性的了解。在美国经济超级低落的状态下，罗斯福意识到，在这种民众内心郁闷的当口以往的禁酒令(1919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八修正案，也就是《全国禁酒令》，规定自次年起一切生产、销售、饮用酒类的行为非法。这几乎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笑话)已经不合时宜了。这时候人们需要的是抒发胸臆，是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与希望。
也正是在发表“炉边谈话”之前，罗斯福连续向国会提交了两份咨文，要求修改1919年的禁酒令以使出售轻度啤酒合法化。而参众两院也顺应民意，在一周之内就通过了节约法案和深得民心的啤酒法案。就这样，时隔13年，啤酒第一次在美国可以合法出售了。
对未来的日子不再怀有恐惧的美国人载歌载舞，开怀畅饮，抒发着压抑了多年的郁闷之气，当然也少不了感念罗斯福的苦心。人们不再像是快要被淹死的人那样期盼着救命稻草，如今他们已经抓住了希望。
在恰当的时机做恰当的事——事实上，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乃至生活中，在许多情况下作决策时都应遵循这一原则。
原则五：慰问加面包的效力远远超过只给面包的效力
对于许多领导人来说，给面包是常用的手法，但遗憾的是他们往往缺乏罗斯福的慰问“加餐”。这种慰问既包括精神上的尊重，也包括生活上的充实，而这一切都是处于困境中的人们所瞩望的。
以经济振兴为例。尽管当时美国政府投入了很多钱用以救济民众，但洞悉人性的罗斯福却认为，要给工作者以尊严，要让他们养成工作的习惯。当失业者得以通过工作养家糊口时，他们的人格会比等待救济的人高尚得多。
给大家找事做，反映出罗斯福执政的机智与灵活。
罗斯福最为得意的举措就是组建了庞大的平民造林大军(民间资源保护队)。这不仅使自然资源在客观上得到了保护，而且还使那些游荡在城里无所事事而又内心焦虑的人有事情做，并且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250万青年加入了这个队伍，他们完成了罗斯福设想的防护林带，南起德克萨斯州，北至加拿大，遍种树木2亿株。
昔日的建设者们多年后到森林和风景胜地游览时，走在那些山径和小道上会感到非常熟悉和亲切，因为那是他们年轻时代铺设的“青春之路”。而他们的子孙游玩的公园里的许多游乐设施也是他们的劳动成果。
资本家看到的是钱，而罗斯福看到的是人心深处。这是他尤其值得后世领导者学习的地方。
在美国陷入困境的那段日子里，“炉边谈话”堪称罗斯福的一大“秘密武器”。
在就职后的第二个星期天，罗斯福精心准备的“炉边谈话”便与全国民众见面了。而罗斯福的定位非常清楚：“我一定要让普通工人也能听得懂我的演讲。”
罗斯福第一次“炉边谈话”就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在谈话中他简洁明了地对民众说：“我敢向大家保证；把钱存在重新开业的银行里比放在褥子底下安全。”他还巧妙地告诉人们只要把钱存人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就是一种爱国之举。
6000万人凝神倾听着罗斯福的讲话，就好像与总统面对面聊着家常。
人们显然是被罗斯福的诚恳和亲切打动了，也相信了他的说法。第二天(1933年3月13日)是星期一，无数的美国人排起了长龙，急切地要把钱重新存回银行。而关闭了一周多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也重新开市了，当天股价上涨了15％。创造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单日最大涨幅。
“炉边谈话”后的一个星期之内大多数不久前关闭的银行重新开业了。事实证明，无线电波传出的不仅是亲和力，还有一种经济上的兴奋剂。
让后世许多领导人深为羡慕的是，罗斯福是少有的、民众认为可以与之互诉衷肠的总统。而在那个困难的年代，民众非常渴望相互之间以及同他们的领袖之间能够建立起一种情感上的联系。
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恰恰满足了他们的这个愿望，并且亲切地称他们是“我的朋友们”。据统计，在12年总统任期内，罗斯福通过电波与民众交流时，超过300次以“我的朋友们”的亲切称呼表示对他们的欢迎。
多年后人们才慢慢发现，看上去是罗斯福总统在与民众进行着交谈，在鼓舞着他们的士气，其实，更多的时候罗斯福是在用这一系列特殊的方式倾听着民众的心声。他觉得，要想得到民众的回应，领导者首先要表现出坦诚和耐心。
原则二：电话机放在那里，总要有一方先拿起话筒
在美国和苏联最真诚友好的日子里，人们盛传着富兰克林·罗斯福与约瑟夫·斯大林之间曾经有过的一次电话交谈。
罗斯福接通了明斯克市的总机，他说：“请接平斯克总机。”
电话从明斯克市转到了平斯克，又从平斯克转到了斯大林格勒，最后接通了莫斯科大会堂，找到了斯大林。
富兰克林·罗斯福拿起话筒说：“喂，是约瑟夫吗?我是富兰克林，‘巨人队’三分，‘躲闪队’零分。”
电话机放在那里，总要有一个人先拿起话筒。这正是罗斯福的理论。
从对苏联的承认可以看出罗斯福的眼界。尽管他在新政时期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国内事务尤其是新政上，但他始终认为，美国需要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
事实证明，“罗斯福不像胡佛那样固守僵硬的意识形态阵地，而是一位灵活务实的现实主义者。”这种灵活与务实精神在二战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其实，在人际关系中也存在一个主动接触的问题。当人际关系陷入僵局时，总要有一方率先采取行动，表示诚意，以打开局面。而且，这种主动接触越出乎对方意料，越容易打动人。
原则三：谁与穷人走得近。谁就可能在历史的山坡上站得更高
罗斯福有句名言：“我从未忘记我住在所有美国人共同拥有的房子里。”在他看来，吸引他人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是谈论有关他们的问题。这其中，谈论关乎穷人命运的问题最为重要。
人们都知道，罗斯福曾经身患小儿麻痹症，在病榻上蹉跎多年。但在后世的史学家看来；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却在客观上带给罗斯福重要的政治财富。由于长时间赋闲在家，罗斯福得以与普通人有了更多的接触，对他们的疾苦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不仅使得富兰克林待人接物变得更加有人情味与亲和力，而且也使得他日后的许多主张更接近人心、切中要害。
许多听过罗斯福演讲的人会感慨：“他有惊人的能力，能把一堆枯燥的事实变为一篇激动人心的政治演讲。”殊不知，如果不是深刻地洞悉人性、贴近人心，他又如何能够真正地用朴实的语言和亲切的目光触摸到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尽管罗斯福出身于富贵家庭，但他始终认为那些有钱人占有的资源过多，他们乃至他们所控制的社会忽视了太多中下层民众的利益。
在当选为纽约州州长后，罗斯福也确实在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和增进社会和谐方面很有作为。他很快将这种意识带进了白宫，并“传染”给周围的人。也许正是这种与民众心灵互动的作用力才使得他能够在短短的时间里恢复了这个国家的信心和平静，创造了一个执政的奇迹。
原则四：时机就是一切。要在恰当的时机做恰当的事
与许多改革家不同的是，罗斯福不会勉强去做事，他一定要在时势需要以及民心所向时采取行动。这样顺势操盘，会取得良好的成效。这一点从罗斯福取消禁酒令一事上就可见一斑。
应该说，罗斯福确实有其过人的精明和对人性的了解。在美国经济超级低落的状态下，罗斯福意识到，在这种民众内心郁闷的当口以往的禁酒令(1919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八修正案，也就是《全国禁酒令》，规定自次年起一切生产、销售、饮用酒类的行为非法。这几乎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笑话)已经不合时宜了。这时候人们需要的是抒发胸臆，是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与希望。
也正是在发表“炉边谈话”之前，罗斯福连续向国会提交了两份咨文，要求修改1919年的禁酒令以使出售轻度啤酒合法化。而参众两院也顺应民意，在一周之内就通过了节约法案和深得民心的啤酒法案。就这样，时隔13年，啤酒第一次在美国可以合法出售了。
对未来的日子不再怀有恐惧的美国人载歌载舞，开怀畅饮，抒发着压抑了多年的郁闷之气，当然也少不了感念罗斯福的苦心。人们不再像是快要被淹死的人那样期盼着救命稻草，如今他们已经抓住了希望。
在恰当的时机做恰当的事——事实上，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乃至生活中，在许多情况下作决策时都应遵循这一原则。
原则五：慰问加面包的效力远远超过只给面包的效力
对于许多领导人来说，给面包是常用的手法，但遗憾的是他们往往缺乏罗斯福的慰问“加餐”。这种慰问既包括精神上的尊重，也包括生活上的充实，而这一切都是处于困境中的人们所瞩望的。
以经济振兴为例。尽管当时美国政府投入了很多钱用以救济民众，但洞悉人性的罗斯福却认为，要给工作者以尊严，要让他们养成工作的习惯。当失业者得以通过工作养家糊口时，他们的人格会比等待救济的人高尚得多。
给大家找事做，反映出罗斯福执政的机智与灵活。
罗斯福最为得意的举措就是组建了庞大的平民造林大军(民间资源保护队)。这不仅使自然资源在客观上得到了保护，而且还使那些游荡在城里无所事事而又内心焦虑的人有事情做，并且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250万青年加入了这个队伍，他们完成了罗斯福设想的防护林带，南起德克萨斯州，北至加拿大，遍种树木2亿株。
昔日的建设者们多年后到森林和风景胜地游览时，走在那些山径和小道上会感到非常熟悉和亲切，因为那是他们年轻时代铺设的“青春之路”。而他们的子孙游玩的公园里的许多游乐设施也是他们的劳动成果。
资本家看到的是钱，而罗斯福看到的是人心深处。这是他尤其值得后世领导者学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