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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志毅的困惑，刘江南的纠结，白强的未知，市场和市场背后看不见的手正在激烈地调配各种资源。社会进入新一轮的洗牌，寄望于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有根基的足球之路
“去年，我见了大量的世界顶尖球星，那真的是，我人生最崇拜的球星中，只剩里杰卡尔德和贝肯鲍尔没见过，什么鲁梅尼格、罗本、罗纳尔多，现役的退役的，都见了。你问他们，你从几岁踢的，为什么开始踢？这么简单的问题，把人家问愣了。”
白强在足球领域创业一年半，合作伙伴是解说员黄健翔、现役的荷兰球星10号斯内德。
老外们吞吞吐吐，像在回想什么记忆中被忽略的尘埃：“About 4，5，6years old… It just started.（可能是4、5、6岁吧……就那么开始了）”
对于中国人苦苦思考的问题，外国天才们只道是自然而然。当踢球成为个人基因和社会行为中的自觉，那种力量不言而喻地强大。
“基数大了以后，就会有人成为罗本，就会有人成为斯内德。”白强说。
“范，你们人呢？”
小时候的范志毅也没想过怎么才能开始踢球，他是体校时代出产的最优秀产品。
2015年2月23号，大年初四，他正式出任老东家上海申花俱乐部的青训总监。“申花”几经易主，历经波折才把“申花”二字保留在俱乐部名称中。
上任当天，申花97、98梯队成立。
“这个梯队某种程度上应该在6年以前就形成的。”范志毅说，人员构成极不理想，“从校园足球来的几个，和所谓的1997、1998年龄段的所有中超、中甲的俱乐部挑剩的不要的这些孩子。”
范大将军突然感到无用武之地。
“无从入手。”他说。
2011年，申花足校关张。最后升入申花预备队的球员基本停留在91、92年龄段。当年到康桥基地探访的上海《青年报》记者看到的是“一线队和预备队加起来的三十多人，也成了硕大的康桥训练基地内唯一需要每日训练的球员”。
申花足校的经历具有个案性，但偌大的上海滩尚且如此，人才济济年代的风光无法不引人怀想。
足球市场化改革后，上海市体校从1999年起停止招入男足运动员，转由足校培养。二十多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大地上兴起的足校达到5000所。中国足协也规定各个俱乐部必须建设好自己的梯队，但俱乐部本身就更易频繁，没有长久建设。随着资金来源枯竭、社会声誉下跌、市场前景迷茫，再加上练体育荒废学业，导致无法成为优秀运动员的体育从事者回归正常的职场面临巨大困难，人才也断档了。
做青训很难赚钱，这是圈内人的共识。没人是指望发财进入这一行的，但机构的运转质量与钱挂钩，投入与回报是否能良性互动起来，在足校这个层面来说，问题一直存在。既有政府和俱乐部层面的权责分配问题，也有成才变现过程中回报方式是否合理的问题。回报机制是否理顺、回报规定能否落实，从而起到末端激励前端的作用，需要多位一体的制度理顺和管理配套。
范志毅们当年的轨迹是校园足球—区体校—市体校—体工队—青年队—成年队的清晰路径。现在他回头去选拔球员，不知道人应该从哪来。
“我现在到学校去弄，人家是校园足球的，由教委分管。校园足球培养出来的小孩是干什么的？他说是强身健体的。（如果）我（要）引进这个孩子，家长也愿意，就不让他读书了，为什么？外省市来的。”
在既有的教育体制下，省际间的孩子的流动，还无法解决学籍的问题。
“北京来的，或者是山东来的，我看中这个孩子了，我想把他带到上海，小学可以借读，到中学就没法给你学籍，甚至于给你中考的名额。”
学籍问题，在不同地方、不同足校会有不同的变通，比如恒大足校目前可以争取到外地学生在广东中考，但高考时怎么办？
以前的孩子练体育，就像走上了华山一条路，不成功就要ABC从头再来，学习储备和考试选拔一定要让步于竞赛成绩。但现在的家长，不会拿孩子的前途去赌博。
在大上海，问题可能更细致。“区转区的学籍都已经很难，牵扯到一个输送的问题。比如说我这个人是杨浦出来的，（出了成绩）应该是归属杨浦，那要是（中途被选拔）跑到虹口了呢？”未来的培养回报和功劳，应该计到哪个区头上？
“现在说白了是寸步难行。”
范大将军皱着眉，总结自己这一年的工作：“是没有多大长进的。”他所能做的，是用自己的名声打造一块招牌，用自己的经验去哺育现有的苗子。他觉得“是违心的”，“某种程度上已经暴露出现在青训的弊病——没法和很多关系相连接。”“怎么给俱乐部有一个交代？”
繁华不再，伴随而来的是物是人非的困惑。
5月21日，范志毅碰到了杭州绿城主教练、韩国人洪明甫。洪问了句：“范，你们人呢？”范志毅没听懂。洪接着说：“范、郝海东、黎兵、宿茂臻、李明，你们人都去到哪里了？你们都不搞足球了？我都找过你。”
作为与范同时代的国家队队员，洪明甫不能理解，那批韩国队最忌惮的中国球员在退役之后去了何处。
“我们（那批球员）都在职业队（执教）。”洪说。
范志毅数了一下，除了李铁在风头正劲的河北华夏幸福做主教练，还有谁？谢峰“暂时代理”国安主教练，黎兵、宿茂臻在中甲，李明在带97国青队，姜峰在长春辅佐李章洙，成耀东接了上海要出征全运会的队伍。原来朱炯还在联赛里执教。一代尖刀郝海东，经商去了。
范志毅身上弥漫着一种对资源错配的不平、没有施展舞台的不得志。可是，错配的又何止他们那一代人？
“亏得起”
“你问我（建校4年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不是培养出六七十个进了（U系列）国家队，也不是有些队员已经被恒大俱乐部签了工作协议，更大的成绩我自己揣摩着自己，沿着科学的道路迈进了可喜的一步。”
广东清远恒大足校的校长刘江南，讲起话来还是很学者和官员风范。他曾是广州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对于这位前体育系统官员，退役无出路运动员的家长拉着他下跪的场面实在让他难以面对。而他现在所做的工作，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对自己过去工作的一种否定。
“我们中国的体育局长往往有一种不正确的观念。像经济口的GDP一样，拿冠军这个局长就好。……各级体育局长、体校校长，为了眼前的一些业绩，而剥夺了孩子的学习时间。甚至因为他过度的参加集训和比赛，落下的课程从来没有人去给他补。所以造成了大批体育文盲和半文盲，这个是沉痛的教训。”
传统足校里球员文化课半途而废，知识面狭窄，登不上金字塔塔尖就只能硬着陆，艰难地重新融入社会，恒大足校想客服这些问题。
恒大足校的学生，每周进行4次90分钟的足球训练，周末进行一次比赛，其余的时间都在教室上课，既有与升学考试相关的文化课，也有兴趣类的第二课堂。教学楼走廊里挂着学生的绘画作品，在人物画方面，曾为广州恒大俱乐部开创历史性局面的意大利教练里皮的肖像最常出现。
“我相信这样走下去，是符合国际培养青少年足球潮流的，像拉玛西亚，（像）欧洲国家的青训，都有严格的法律，16岁以下的不能剥夺其文化学习，谁剥夺谁犯罪。”
在当今中国，逢谈青训，必提拉玛西亚。
“拉玛西亚”在加泰罗尼亚语里是农场的意思，现在提起这个词，一般指位于巴塞罗那阿里斯蒂德斯大街左侧的足球青训营，始于1979年。1989年，富有英雄色彩的荷兰人克鲁伊夫亲自主持这个巴塞罗那俱乐部的青训梯队。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这里走出了超过7代人，五百多位球员，梅西、哈维、伊涅斯塔等巨星是其中的代表，因此被视它为世界上最好的足球青训营。
恒大足校也采用西班牙足球的训练方式，只不过训练的体系和人员都来自巴萨的死敌，皇家马德里俱乐部。
从广州开车约两小时，走下清连高速公路，断头路上恒大足校向右，恒大旅游城向左。旅游城2011年6月25日开业，5个月后恒大足校动工开建。恒大集团的这两大产业在地域上形成了半环形的产业生态区。旅游城有公寓也有酒店，足校学员的家长有的租住在公寓里。
旅游城和足校之间的过渡地带有城乡结合部的即视感。小门脸的体育用品铺子，烤肉摊、小菜馆，有外地学生的家长在这里做些小生意补贴家用。转到恒大足校，需要上一个40米左右的大坡，视觉感官也随之大变。
足校的建筑风格，简言之便是一座带着黄色琉璃瓦红色围墙的哈利·波特城堡。楼是欧式的，意寓学习西方足球的先进之处；但墙还是得竖起来，4米高，保证再顽皮的小子也翻不出去。一进校门就能看到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大的寄宿制足球学校”的认证。
“中国足球的‘最’太少了。”恒大足校品牌部的工作人员说。
足校占地1016亩（“挂牌、招标买下来的，没有任何优惠。”刘江南特别说明），50块不同制式的标准足球场，现有学生约2800人。外媒来到此地，最多的赞叹就是：大。学校的基础建设10个月零12天完工，赶在2012年十八大召开前一个月，开学了。
这样的速度和规模，代表了渴望和迫切。
《金融时报》曾写道，“不仅在亚洲，即使是放到世界范围内，它也是最大的。”
在中国现在的教育体系里，公立学校九年义务教育，私立学校师资强大或接轨国际，青训营会大量补贴学苗，传统足校则更像专业体校，梯队建制，但不重视文化课。恒大足校，每个都像一点，但又不全像。
在中国的环境下，超常规发展似乎已经成了常规。西方人无法理解这种迫切，我们自己也无法克服这种焦虑。
按照恒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主席的设想，这里要建成“万人足校”。学校一期建成时，规划中还有30块球场待建。但刘江南说，规模至此，够了，如若再扩，只能扩展到其他省市建分校了。在清远本地实现“万人”目标，不现实。
管理2800个孩子是种什么体验？
比方说组织学生去广州天河体育中心看球，一行60辆大巴，早上9点开始，大巴入校，车先排队，摆布好了，学生再排队，到达天河体育中心后，安排学生吃饭、休息、上厕所、入场。观赛完毕后，倒着再把这个流程走一遍，一个不丢地带回清远，放回到每一间宿舍里。一年有两三次这么折腾的机会，每次光大巴的费用就超过10万。
“这一点许老板是支持的，甚至在中超一票难求的情况下，还专门拿出了3000个位置免费给恒大足球学校的学生，老板说一切为了我们的后代。”刘校长说。
学校管理制度严格。中午时分到校门口来见父母，取衣物的孩子必须先跟门卫交上假条。而所有从学校里开出的汽车，须在查验了后备箱后才能放行。
刘江南对体罚学生也是零容忍，先后辞退了8名教练和老师。
对于西班牙教练，刘校长秉持着信任、学习、监督、管理的态度。
学校刚成立的时候，打其他队伍曾大比分输过，家长会质疑：皇马行不行？为什么跟以前的足校比，练得这么少？
皇马训练的理念是，训练不在于绝对的时长，而是在相对有限的时间内全情投入；尊重孩子的创造力，引导学生自己寻找解决方法而非由教练直接灌输；比赛时，主力、替补球员都要多上场体验。对于观念、意识、技术、身体都还在成长期的孩子来说，上升空间比暂时的胜利更重要一些。
刘江南要去说服家长，也要规范中方教练，“谁不按皇马的教案做，请你离开。”选员时充分放权给皇马教练，也尽量规避中方渠道的各种人情打招呼。关键比赛一定要皇马教练执教。
在足球以外，作为西班牙人的雇主，校方也会制定一套评估体系，考核他们的“德勤能绩”——工作态度、训练质量、对学校意图的领会、对学校下达任务的完成情况等。一向松散、欢快的西班牙人起初不接受这种中式考核。还有一些学生管理的具体细节上的分歧，例如刘江南认为，上下课学生应该列队出入，到球场上，所有队员的装备应该摆放整齐，西班牙人当然不认为有这个必要。校长也要进行一番疏通开导工作。 因为在这里陪读而开“黑车”赚钱（“这哪能叫工作”）的家长尹师傅载过我很多次，他的孩子现在进退两难，足球可能踢不出来，而这里还没有解决高考户籍的问题。回到家乡，由于教材不同，师资水平不同，前景也不乐观。
“这里终归还是一所中国的学校。” 尹师傅说。
关于学籍，学校做过努力，曾写信、登门求助省市教育部门，省考试院领导曾专门来学校了解情况。但异地高考问题在全国探讨多年，依然还是难题。
皇马体系带来的新观念，对中方人员来说，需要学习和适应，许老板也是其中一员。按照传统观念，“三从一大”，只有多练才能出人才。刘给许讲了皇马教练的思路，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来足校的时候也说：“许主席，我的一线队C罗也就是练一个半小时。”
按照恒大俱乐部的成功经验，三年四冠，这种豪情和期许，许老板曾经也想移植到足校上。但毕竟青少年的训练体系和成功标准与成人队不同，保持训练的整体性和可延续性更为重要。西班牙和中国、体育学者刘江南和商人许家印，各方在理念上不断磨合。
许家印和刘江南，两个人角色关系的转变是件颇可玩味的事情。前者是民营企业家，后者（曾）是体育官员。许家印提出办万人足校时，刘江南代表组织去跟他谈话，主要意思是两点：希望足校留在广州；希望足校从实际出发，没必要搞那么大。
这两点都没有实现。刘江南从主管领导变成了职业经理人、高薪雇员。
刘对许说，“许老板说你一定要坚持。”许则常对刘灌输：“刘校长，你相信这一点我还亏得起。”即便要收取大多数学生5.5万（初中）到6万（高中）的学费，恒大足校仍称生均补贴超过万元。
许家印并不是足球迷。我原本以为他热爱排球，因为在经营足球之前，“恒大”在体育领域是一家女排俱乐部，主教练是许从美国请回来的郎平。
“他把郎平引进回来这个是曲线救国，让郎平通过他这个平台，让人们重新认识，最后聘到国家队当教练，带领国家队重新打下冠军，这一点许家印也是有功的。”刘江南说，“他确实有报国情怀。”不然呢，“他真正自己爱好的是打打乒乓球……”
不论排球还是足球，优异的成绩和高亮的明星效应，为恒大的品牌价值、产业链的拓展、政府关系维护带来的巨大市场回馈，是许老板所言“亏得起”的根本保证。
“我们还是来谈谈食品生意吧”
全民体育计划、足球改革规划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加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背景，近二三年间的体育产业，呼啦啦被吹上风口。但这个产业中，尤其是足球领域，究竟盈利模式如何，现今还没有清晰的路径。
白强被投资人俞敏洪问过这类问题。他、黄健翔和斯内德创办了动吧公司，工作重心之一是青少年足球，也在探索道路。他们利用荷兰足球教练的资源，承接教育部校园足球教练的培训，也跟地方政府、各种青训机构合作，还在市场上培训爱好足球的社会人员，以低价培训换取这些社会人士把所学回馈到对社区孩子的足球启蒙。
一次吃饭的时候，俞问：“白强，怎么赚钱？”
这位中科大数学系出身的大嗓门男人回答：“俞老师，怎么能跟您比，你们那英语是刚需，可以收很高的费用，我们这儿不行，所以我们只好是希望做出规模、做出影响力了，再想怎么变现。”
俞敏洪说：“那就对了。”于是便决定投，成为动吧A轮的3000万融资的3位投资人之一。
“如果当时我跟他说，每节足球课都可以收跟教英语一样的钱。俞敏洪早就让我滚蛋了。”
动吧足球在北京东三环旁的财富中心办公。这儿的地理位置非常匹配写字楼的名字。在这里站上一会儿，能感觉到身边经过的人，步履匆匆，周身散发着能量。连楼里便利店的墙上都写着：“把握机会，成就人生。Occasion makes your life perfect.”
在见俞敏洪之前，白强见了太多投资人。
“我先找的就是IDG，几乎全是我们科大的（毕业生）……李丰当时还在IDG。李丰虽然说，久仰大名的白师兄来了，但是该不投还是不投。”几乎所有的投资人的反应都一样：“我们有一个（前）中国国家集训队的球员，后来国家队解散了，他就上大学，现在他是特别著名的一家风险投资的一把手。他亲自从上海飞来，坐着地铁从机场赶到我们这儿，看完了就走了。就是喜欢，但是他在他们那儿推，以他作为一把手都过不了投委会，觉得这个模式不清楚。”
一开始动吧开发了APP，早期掏自己腰包凑的350万里，有60万用来开发这个，过了Apple Store认证后白强还是决定毙掉不用。那时候特别害怕跟人家说，我们做的这事跟互联网关系不大，只有标榜“体育的陌陌”、“足球的Uber”人家才能懂。白强说，那些拒绝投资的人，“长着一副互联网面孔”，可是连编程都不懂，惯性思维就是“什么，你跟我说什么，你们这个互联网在这儿起不了很大的作用。啊？互联网现在是最好投的。你们都是线下，线下好重”。
“全世界还没有一家公司，靠做青少年足球普及推广做起来的。这是很残酷的。”
后来，白强只见战略投资人。“足球就是不赚钱的，足球赚的就是品牌和影响力。然后你是把品牌和影响力赶快去跟别的方向结合，在一个很长的链条上，看能不能结合出来钱。”
资本大量进入足球市场，但扑在职业足球上的多，投在青少年足球上的少。近一年来，通过政府行为和战略投资者的布局推进，情况有所改善。
《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去年3月颁布，其中规定足球特色学校2020年达到2万所，2025年达到5万所。青少年足球工作的领导权在教育部。当时教育部提出当前工作难题是5座大山：没教学、没场地、没安全、没管理、没经费。到下半年，随着地方经费下拨，第五条改成了“没足球文化”。
据白强说，与动吧合作的青岛中能俱乐部反馈，在2015年以前，它在青岛做青少年足球，还是按照政府的要求做的，但没有金钱上的回报。去年起好了，给了一百多万。 “100万不算什么，但是跟零比还是不错了。”
中国足球要补回多年的欠账，征程还非常漫长。今年1月，动吧在执行教育部做的国培计划时，在某一个培训点，派出了两名外教、两名中国教练、两名领队，当地来了六百多位体育教师。
“我们的外教都疯了。这能有什么质量呢？但这是政府的工作，你也必须把它做了。”
加盟动吧的有170多家青少年足球俱乐部。有一次，一个赞助商想给加盟方每家送两台电视，执行过程中才发现，很多俱乐部没一间像样的办公室，连放电视机的地方都没有，最后只好放到工作人员家里。
“改革开放，大家穷了半天，突然间富起来，都急着忙着要去发展。所以，客观上没有人愿意去做青少年足球普及推广。你做那个是最吃力不讨好，又不赚钱，（比如）作为一个老师，工资又低，又没有出路，偶尔有小孩踢得好了，也不会再认你了，跟你没什么关系。”白强觉得如果自己的公司成功了，说明有商业模式可以复制，就可以解决动力和回报问题，就不愁做不起足球人口的庞大基数。
当然，关键是，他们相信，这能赚钱。
“健翔不是由于关心中国足球要来做这个，而是认为这有个巨大的机会。斯内德，他连荷兰足球都拯救不了，荷兰队已经被欧洲杯（预选赛）淘汰了，对吧？他管我们干什么？他参加我们，是觉得这儿有机会能够赚钱，这么简单。”
1月31日那天，公司刚开完年会，白强喝了一瓶二锅头，正头疼。办公室来了3个巴西人，热情地演说：在桑巴国度的最南部，他们——3个食品商人——有着丰盛的足球资源。
白强明白他们的本意。
“你们能介绍的球星，再牛逼不如罗纳尔多吧？罗纳尔多已经来过我们这儿了。”中国公司的负责人突然打断他们，“要不你还是谈谈你们的食品生意吧。”
做足球赢得品牌效应，赚钱最终靠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也可能是代卖巴西牛肉，对不对？”
范志毅的困惑，刘江南的纠结，白强的未知，市场和市场背后看不见的手正在激烈地重配资源。社会进入新一轮的洗牌，寄望于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有根基的足球之路。
在恒大足校，我亲见的最美的一幕，莫过于傍晚时分，暮色渐染，校园内部的道路上，布满踢球的孩子。从正常的足球到曲棍球大小的球，什么都能踢，哪怕是瓶盖。
白强说得对，“足球就是人生，你想快也没用。”
“去年，我见了大量的世界顶尖球星，那真的是，我人生最崇拜的球星中，只剩里杰卡尔德和贝肯鲍尔没见过，什么鲁梅尼格、罗本、罗纳尔多，现役的退役的，都见了。你问他们，你从几岁踢的，为什么开始踢？这么简单的问题，把人家问愣了。”
白强在足球领域创业一年半，合作伙伴是解说员黄健翔、现役的荷兰球星10号斯内德。
老外们吞吞吐吐，像在回想什么记忆中被忽略的尘埃：“About 4，5，6years old… It just started.（可能是4、5、6岁吧……就那么开始了）”
对于中国人苦苦思考的问题，外国天才们只道是自然而然。当踢球成为个人基因和社会行为中的自觉，那种力量不言而喻地强大。
“基数大了以后，就会有人成为罗本，就会有人成为斯内德。”白强说。
“范，你们人呢？”
小时候的范志毅也没想过怎么才能开始踢球，他是体校时代出产的最优秀产品。
2015年2月23号，大年初四，他正式出任老东家上海申花俱乐部的青训总监。“申花”几经易主，历经波折才把“申花”二字保留在俱乐部名称中。
上任当天，申花97、98梯队成立。
“这个梯队某种程度上应该在6年以前就形成的。”范志毅说，人员构成极不理想，“从校园足球来的几个，和所谓的1997、1998年龄段的所有中超、中甲的俱乐部挑剩的不要的这些孩子。”
范大将军突然感到无用武之地。
“无从入手。”他说。
2011年，申花足校关张。最后升入申花预备队的球员基本停留在91、92年龄段。当年到康桥基地探访的上海《青年报》记者看到的是“一线队和预备队加起来的三十多人，也成了硕大的康桥训练基地内唯一需要每日训练的球员”。
申花足校的经历具有个案性，但偌大的上海滩尚且如此，人才济济年代的风光无法不引人怀想。
足球市场化改革后，上海市体校从1999年起停止招入男足运动员，转由足校培养。二十多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大地上兴起的足校达到5000所。中国足协也规定各个俱乐部必须建设好自己的梯队，但俱乐部本身就更易频繁，没有长久建设。随着资金来源枯竭、社会声誉下跌、市场前景迷茫，再加上练体育荒废学业，导致无法成为优秀运动员的体育从事者回归正常的职场面临巨大困难，人才也断档了。
做青训很难赚钱，这是圈内人的共识。没人是指望发财进入这一行的，但机构的运转质量与钱挂钩，投入与回报是否能良性互动起来，在足校这个层面来说，问题一直存在。既有政府和俱乐部层面的权责分配问题，也有成才变现过程中回报方式是否合理的问题。回报机制是否理顺、回报规定能否落实，从而起到末端激励前端的作用，需要多位一体的制度理顺和管理配套。
范志毅们当年的轨迹是校园足球—区体校—市体校—体工队—青年队—成年队的清晰路径。现在他回头去选拔球员，不知道人应该从哪来。
“我现在到学校去弄，人家是校园足球的，由教委分管。校园足球培养出来的小孩是干什么的？他说是强身健体的。（如果）我（要）引进这个孩子，家长也愿意，就不让他读书了，为什么？外省市来的。”
在既有的教育体制下，省际间的孩子的流动，还无法解决学籍的问题。
“北京来的，或者是山东来的，我看中这个孩子了，我想把他带到上海，小学可以借读，到中学就没法给你学籍，甚至于给你中考的名额。”
学籍问题，在不同地方、不同足校会有不同的变通，比如恒大足校目前可以争取到外地学生在广东中考，但高考时怎么办？
以前的孩子练体育，就像走上了华山一条路，不成功就要ABC从头再来，学习储备和考试选拔一定要让步于竞赛成绩。但现在的家长，不会拿孩子的前途去赌博。
在大上海，问题可能更细致。“区转区的学籍都已经很难，牵扯到一个输送的问题。比如说我这个人是杨浦出来的，（出了成绩）应该是归属杨浦，那要是（中途被选拔）跑到虹口了呢？”未来的培养回报和功劳，应该计到哪个区头上？
“现在说白了是寸步难行。”
范大将军皱着眉，总结自己这一年的工作：“是没有多大长进的。”他所能做的，是用自己的名声打造一块招牌，用自己的经验去哺育现有的苗子。他觉得“是违心的”，“某种程度上已经暴露出现在青训的弊病——没法和很多关系相连接。”“怎么给俱乐部有一个交代？”
繁华不再，伴随而来的是物是人非的困惑。
5月21日，范志毅碰到了杭州绿城主教练、韩国人洪明甫。洪问了句：“范，你们人呢？”范志毅没听懂。洪接着说：“范、郝海东、黎兵、宿茂臻、李明，你们人都去到哪里了？你们都不搞足球了？我都找过你。”
作为与范同时代的国家队队员，洪明甫不能理解，那批韩国队最忌惮的中国球员在退役之后去了何处。
“我们（那批球员）都在职业队（执教）。”洪说。
范志毅数了一下，除了李铁在风头正劲的河北华夏幸福做主教练，还有谁？谢峰“暂时代理”国安主教练，黎兵、宿茂臻在中甲，李明在带97国青队，姜峰在长春辅佐李章洙，成耀东接了上海要出征全运会的队伍。原来朱炯还在联赛里执教。一代尖刀郝海东，经商去了。
范志毅身上弥漫着一种对资源错配的不平、没有施展舞台的不得志。可是，错配的又何止他们那一代人？
“亏得起”
“你问我（建校4年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不是培养出六七十个进了（U系列）国家队，也不是有些队员已经被恒大俱乐部签了工作协议，更大的成绩我自己揣摩着自己，沿着科学的道路迈进了可喜的一步。”
广东清远恒大足校的校长刘江南，讲起话来还是很学者和官员风范。他曾是广州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对于这位前体育系统官员，退役无出路运动员的家长拉着他下跪的场面实在让他难以面对。而他现在所做的工作，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对自己过去工作的一种否定。
“我们中国的体育局长往往有一种不正确的观念。像经济口的GDP一样，拿冠军这个局长就好。……各级体育局长、体校校长，为了眼前的一些业绩，而剥夺了孩子的学习时间。甚至因为他过度的参加集训和比赛，落下的课程从来没有人去给他补。所以造成了大批体育文盲和半文盲，这个是沉痛的教训。”
传统足校里球员文化课半途而废，知识面狭窄，登不上金字塔塔尖就只能硬着陆，艰难地重新融入社会，恒大足校想客服这些问题。
恒大足校的学生，每周进行4次90分钟的足球训练，周末进行一次比赛，其余的时间都在教室上课，既有与升学考试相关的文化课，也有兴趣类的第二课堂。教学楼走廊里挂着学生的绘画作品，在人物画方面，曾为广州恒大俱乐部开创历史性局面的意大利教练里皮的肖像最常出现。
“我相信这样走下去，是符合国际培养青少年足球潮流的，像拉玛西亚，（像）欧洲国家的青训，都有严格的法律，16岁以下的不能剥夺其文化学习，谁剥夺谁犯罪。”
在当今中国，逢谈青训，必提拉玛西亚。
“拉玛西亚”在加泰罗尼亚语里是农场的意思，现在提起这个词，一般指位于巴塞罗那阿里斯蒂德斯大街左侧的足球青训营，始于1979年。1989年，富有英雄色彩的荷兰人克鲁伊夫亲自主持这个巴塞罗那俱乐部的青训梯队。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这里走出了超过7代人，五百多位球员，梅西、哈维、伊涅斯塔等巨星是其中的代表，因此被视它为世界上最好的足球青训营。
恒大足校也采用西班牙足球的训练方式，只不过训练的体系和人员都来自巴萨的死敌，皇家马德里俱乐部。
从广州开车约两小时，走下清连高速公路，断头路上恒大足校向右，恒大旅游城向左。旅游城2011年6月25日开业，5个月后恒大足校动工开建。恒大集团的这两大产业在地域上形成了半环形的产业生态区。旅游城有公寓也有酒店，足校学员的家长有的租住在公寓里。
旅游城和足校之间的过渡地带有城乡结合部的即视感。小门脸的体育用品铺子，烤肉摊、小菜馆，有外地学生的家长在这里做些小生意补贴家用。转到恒大足校，需要上一个40米左右的大坡，视觉感官也随之大变。
足校的建筑风格，简言之便是一座带着黄色琉璃瓦红色围墙的哈利·波特城堡。楼是欧式的，意寓学习西方足球的先进之处；但墙还是得竖起来，4米高，保证再顽皮的小子也翻不出去。一进校门就能看到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大的寄宿制足球学校”的认证。
“中国足球的‘最’太少了。”恒大足校品牌部的工作人员说。
足校占地1016亩（“挂牌、招标买下来的，没有任何优惠。”刘江南特别说明），50块不同制式的标准足球场，现有学生约2800人。外媒来到此地，最多的赞叹就是：大。学校的基础建设10个月零12天完工，赶在2012年十八大召开前一个月，开学了。
这样的速度和规模，代表了渴望和迫切。
《金融时报》曾写道，“不仅在亚洲，即使是放到世界范围内，它也是最大的。”
在中国现在的教育体系里，公立学校九年义务教育，私立学校师资强大或接轨国际，青训营会大量补贴学苗，传统足校则更像专业体校，梯队建制，但不重视文化课。恒大足校，每个都像一点，但又不全像。
在中国的环境下，超常规发展似乎已经成了常规。西方人无法理解这种迫切，我们自己也无法克服这种焦虑。
按照恒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主席的设想，这里要建成“万人足校”。学校一期建成时，规划中还有30块球场待建。但刘江南说，规模至此，够了，如若再扩，只能扩展到其他省市建分校了。在清远本地实现“万人”目标，不现实。
管理2800个孩子是种什么体验？
比方说组织学生去广州天河体育中心看球，一行60辆大巴，早上9点开始，大巴入校，车先排队，摆布好了，学生再排队，到达天河体育中心后，安排学生吃饭、休息、上厕所、入场。观赛完毕后，倒着再把这个流程走一遍，一个不丢地带回清远，放回到每一间宿舍里。一年有两三次这么折腾的机会，每次光大巴的费用就超过10万。
“这一点许老板是支持的，甚至在中超一票难求的情况下，还专门拿出了3000个位置免费给恒大足球学校的学生，老板说一切为了我们的后代。”刘校长说。
学校管理制度严格。中午时分到校门口来见父母，取衣物的孩子必须先跟门卫交上假条。而所有从学校里开出的汽车，须在查验了后备箱后才能放行。
刘江南对体罚学生也是零容忍，先后辞退了8名教练和老师。
对于西班牙教练，刘校长秉持着信任、学习、监督、管理的态度。
学校刚成立的时候，打其他队伍曾大比分输过，家长会质疑：皇马行不行？为什么跟以前的足校比，练得这么少？
皇马训练的理念是，训练不在于绝对的时长，而是在相对有限的时间内全情投入；尊重孩子的创造力，引导学生自己寻找解决方法而非由教练直接灌输；比赛时，主力、替补球员都要多上场体验。对于观念、意识、技术、身体都还在成长期的孩子来说，上升空间比暂时的胜利更重要一些。
刘江南要去说服家长，也要规范中方教练，“谁不按皇马的教案做，请你离开。”选员时充分放权给皇马教练，也尽量规避中方渠道的各种人情打招呼。关键比赛一定要皇马教练执教。
在足球以外，作为西班牙人的雇主，校方也会制定一套评估体系，考核他们的“德勤能绩”——工作态度、训练质量、对学校意图的领会、对学校下达任务的完成情况等。一向松散、欢快的西班牙人起初不接受这种中式考核。还有一些学生管理的具体细节上的分歧，例如刘江南认为，上下课学生应该列队出入，到球场上，所有队员的装备应该摆放整齐，西班牙人当然不认为有这个必要。校长也要进行一番疏通开导工作。 因为在这里陪读而开“黑车”赚钱（“这哪能叫工作”）的家长尹师傅载过我很多次，他的孩子现在进退两难，足球可能踢不出来，而这里还没有解决高考户籍的问题。回到家乡，由于教材不同，师资水平不同，前景也不乐观。
“这里终归还是一所中国的学校。” 尹师傅说。
关于学籍，学校做过努力，曾写信、登门求助省市教育部门，省考试院领导曾专门来学校了解情况。但异地高考问题在全国探讨多年，依然还是难题。
皇马体系带来的新观念，对中方人员来说，需要学习和适应，许老板也是其中一员。按照传统观念，“三从一大”，只有多练才能出人才。刘给许讲了皇马教练的思路，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来足校的时候也说：“许主席，我的一线队C罗也就是练一个半小时。”
按照恒大俱乐部的成功经验，三年四冠，这种豪情和期许，许老板曾经也想移植到足校上。但毕竟青少年的训练体系和成功标准与成人队不同，保持训练的整体性和可延续性更为重要。西班牙和中国、体育学者刘江南和商人许家印，各方在理念上不断磨合。
许家印和刘江南，两个人角色关系的转变是件颇可玩味的事情。前者是民营企业家，后者（曾）是体育官员。许家印提出办万人足校时，刘江南代表组织去跟他谈话，主要意思是两点：希望足校留在广州；希望足校从实际出发，没必要搞那么大。
这两点都没有实现。刘江南从主管领导变成了职业经理人、高薪雇员。
刘对许说，“许老板说你一定要坚持。”许则常对刘灌输：“刘校长，你相信这一点我还亏得起。”即便要收取大多数学生5.5万（初中）到6万（高中）的学费，恒大足校仍称生均补贴超过万元。
许家印并不是足球迷。我原本以为他热爱排球，因为在经营足球之前，“恒大”在体育领域是一家女排俱乐部，主教练是许从美国请回来的郎平。
“他把郎平引进回来这个是曲线救国，让郎平通过他这个平台，让人们重新认识，最后聘到国家队当教练，带领国家队重新打下冠军，这一点许家印也是有功的。”刘江南说，“他确实有报国情怀。”不然呢，“他真正自己爱好的是打打乒乓球……”
不论排球还是足球，优异的成绩和高亮的明星效应，为恒大的品牌价值、产业链的拓展、政府关系维护带来的巨大市场回馈，是许老板所言“亏得起”的根本保证。
“我们还是来谈谈食品生意吧”
全民体育计划、足球改革规划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加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背景，近二三年间的体育产业，呼啦啦被吹上风口。但这个产业中，尤其是足球领域，究竟盈利模式如何，现今还没有清晰的路径。
白强被投资人俞敏洪问过这类问题。他、黄健翔和斯内德创办了动吧公司，工作重心之一是青少年足球，也在探索道路。他们利用荷兰足球教练的资源，承接教育部校园足球教练的培训，也跟地方政府、各种青训机构合作，还在市场上培训爱好足球的社会人员，以低价培训换取这些社会人士把所学回馈到对社区孩子的足球启蒙。
一次吃饭的时候，俞问：“白强，怎么赚钱？”
这位中科大数学系出身的大嗓门男人回答：“俞老师，怎么能跟您比，你们那英语是刚需，可以收很高的费用，我们这儿不行，所以我们只好是希望做出规模、做出影响力了，再想怎么变现。”
俞敏洪说：“那就对了。”于是便决定投，成为动吧A轮的3000万融资的3位投资人之一。
“如果当时我跟他说，每节足球课都可以收跟教英语一样的钱。俞敏洪早就让我滚蛋了。”
动吧足球在北京东三环旁的财富中心办公。这儿的地理位置非常匹配写字楼的名字。在这里站上一会儿，能感觉到身边经过的人，步履匆匆，周身散发着能量。连楼里便利店的墙上都写着：“把握机会，成就人生。Occasion makes your life perfect.”
在见俞敏洪之前，白强见了太多投资人。
“我先找的就是IDG，几乎全是我们科大的（毕业生）……李丰当时还在IDG。李丰虽然说，久仰大名的白师兄来了，但是该不投还是不投。”几乎所有的投资人的反应都一样：“我们有一个（前）中国国家集训队的球员，后来国家队解散了，他就上大学，现在他是特别著名的一家风险投资的一把手。他亲自从上海飞来，坐着地铁从机场赶到我们这儿，看完了就走了。就是喜欢，但是他在他们那儿推，以他作为一把手都过不了投委会，觉得这个模式不清楚。”
一开始动吧开发了APP，早期掏自己腰包凑的350万里，有60万用来开发这个，过了Apple Store认证后白强还是决定毙掉不用。那时候特别害怕跟人家说，我们做的这事跟互联网关系不大，只有标榜“体育的陌陌”、“足球的Uber”人家才能懂。白强说，那些拒绝投资的人，“长着一副互联网面孔”，可是连编程都不懂，惯性思维就是“什么，你跟我说什么，你们这个互联网在这儿起不了很大的作用。啊？互联网现在是最好投的。你们都是线下，线下好重”。
“全世界还没有一家公司，靠做青少年足球普及推广做起来的。这是很残酷的。”
后来，白强只见战略投资人。“足球就是不赚钱的，足球赚的就是品牌和影响力。然后你是把品牌和影响力赶快去跟别的方向结合，在一个很长的链条上，看能不能结合出来钱。”
资本大量进入足球市场，但扑在职业足球上的多，投在青少年足球上的少。近一年来，通过政府行为和战略投资者的布局推进，情况有所改善。
《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去年3月颁布，其中规定足球特色学校2020年达到2万所，2025年达到5万所。青少年足球工作的领导权在教育部。当时教育部提出当前工作难题是5座大山：没教学、没场地、没安全、没管理、没经费。到下半年，随着地方经费下拨，第五条改成了“没足球文化”。
据白强说，与动吧合作的青岛中能俱乐部反馈，在2015年以前，它在青岛做青少年足球，还是按照政府的要求做的，但没有金钱上的回报。去年起好了，给了一百多万。 “100万不算什么，但是跟零比还是不错了。”
中国足球要补回多年的欠账，征程还非常漫长。今年1月，动吧在执行教育部做的国培计划时，在某一个培训点，派出了两名外教、两名中国教练、两名领队，当地来了六百多位体育教师。
“我们的外教都疯了。这能有什么质量呢？但这是政府的工作，你也必须把它做了。”
加盟动吧的有170多家青少年足球俱乐部。有一次，一个赞助商想给加盟方每家送两台电视，执行过程中才发现，很多俱乐部没一间像样的办公室，连放电视机的地方都没有，最后只好放到工作人员家里。
“改革开放，大家穷了半天，突然间富起来，都急着忙着要去发展。所以，客观上没有人愿意去做青少年足球普及推广。你做那个是最吃力不讨好，又不赚钱，（比如）作为一个老师，工资又低，又没有出路，偶尔有小孩踢得好了，也不会再认你了，跟你没什么关系。”白强觉得如果自己的公司成功了，说明有商业模式可以复制，就可以解决动力和回报问题，就不愁做不起足球人口的庞大基数。
当然，关键是，他们相信，这能赚钱。
“健翔不是由于关心中国足球要来做这个，而是认为这有个巨大的机会。斯内德，他连荷兰足球都拯救不了，荷兰队已经被欧洲杯（预选赛）淘汰了，对吧？他管我们干什么？他参加我们，是觉得这儿有机会能够赚钱，这么简单。”
1月31日那天，公司刚开完年会，白强喝了一瓶二锅头，正头疼。办公室来了3个巴西人，热情地演说：在桑巴国度的最南部，他们——3个食品商人——有着丰盛的足球资源。
白强明白他们的本意。
“你们能介绍的球星，再牛逼不如罗纳尔多吧？罗纳尔多已经来过我们这儿了。”中国公司的负责人突然打断他们，“要不你还是谈谈你们的食品生意吧。”
做足球赢得品牌效应，赚钱最终靠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也可能是代卖巴西牛肉，对不对？”
范志毅的困惑，刘江南的纠结，白强的未知，市场和市场背后看不见的手正在激烈地重配资源。社会进入新一轮的洗牌，寄望于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有根基的足球之路。
在恒大足校，我亲见的最美的一幕，莫过于傍晚时分，暮色渐染，校园内部的道路上，布满踢球的孩子。从正常的足球到曲棍球大小的球，什么都能踢，哪怕是瓶盖。
白强说得对，“足球就是人生，你想快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