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了路障，澄清了以往人们的认识误区。按照以前的论证，非公有制经济是与低层次的生产力相联系的，国家所有制是与社会化大生产所代表的最高层次生产力相适应。其实，非国有企业完全可以适应最先进最高水平的生产力。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区别不在于它们包容的生产力水平有高低之分，而在于社会功能不同，功能不同又源于它们各自都有强点和弱点，这些强弱点体现了各自适合的领域，如果领域角色错位，就可能将强点转化为弱点，弱点转化为强点，由此，非公有制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效补充”，而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20世纪90年代初，董老明确提出主张将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而在非竞争性领域和社会公益性领域保留国有企业。另外，董老联系市场化改革，提出了一整套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思想。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董老对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这些超前的极具穿透力的著述和见解如石破惊天，影响并启迪了一大批经济工作者。这些观点和理论历尽波折，但事实上都已成为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主流理论和实践依据，中国的改革发展史和经济思想史上将记载这一切。
　　董老不仅站在经济改革理论研究的前沿，还不遗余力地进行改革理论的宣传和推广。1992年，中信公司聘请董老出任中信国际研究所所长。董老上任后，立即创办了《经济导刊》，亲自兼任主编，这是当时中国批准的第一家公司办的公开发行的刊物。当时正是邓小平同志南巡之后，中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阶段，董老把《经济导刊》作为宣传市场经济理论的前沿阵地，亲自为导刊把关。当导刊在发展过程中遇到难处时，董老总是亲自出面为导刊排忧解难，并招呼众多专家学者热情相助，关心导刊的成长。这份刊物无论对中信集团的发展还是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面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董辅主编不仅是一面理论的旗帜，更是一面实践的旗帜，中国的改革需要千千万万伟大的实践家,搞经济研究离不开调查实践，董老为了掌握国情，下了很大的功夫深入实践,进行调查和比较研究，他曾说过：“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对调查实证的重视使董老能够敏锐地抓住现实经济现象,寻求其内在经济规律。他的足迹遍及中国各省市与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实践以及中外经济学术的交流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由于董辅主编在经济问题上的超人预见和公正道德，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每年都邀请他推荐诺贝尔经济奖的候选人。
　　董老是一个出色的教育家。他伯乐识马，扶植新人，尽其所能地培养、造就和帮助了一批有思想、有前途的经济学后辈，成为桃李满天下的名门大家。并在中国二十几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中，以自己的探索和实践改变和影响了无数经济学新秀。
　　董老对祖国对社会充满了希望和理想，他身上散发着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品质和精神，他希望人民富裕，国家强大，直到他重病缠身，在异国他乡，仍关注中国经济形势的发展。直至生命垂危之际，仍然希望回到魂牵梦绕的祖国。
　　2004年4月25日，董老在美国写下了封笔之作《守身为大》，在这篇遗作之中，他纵古论今，畅谈坚守自身节操的重要性。这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董老说过，经济学家不是探讨人们现成的思想而是去实践人们没有认识或者正在认识的思想。他把祖国的发展和繁荣，永远当成研究经济学的动力和方向。
　　在半个世纪的经济研究和社会实践活动中，董老甘于坐冷板凳，肯于坐硬板凳和善于做热板凳，他有一身正气、一身骨气、一身锐气。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他洁身自好，守身为大，不说假话，不说空话，不说违心的话，光明磊落，是一个有品位的人，一个有品格的人，一个有品质的人。董老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为民富国强和社会进步，进行坚持不懈地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完了他辉煌的人生历程。
　　长歌当哭悲中华古国痛失人杰，仰天喟叹惜经济学界仙逝泰斗!
　　董辅主编的逝世，使中国经济学界失去了一位最杰出的人物，也使本刊痛失指引方向的主编。董老生前所高举的民族之魂的火炬将在中国经济学界继续传递，他的未竟的改革事业将会在全国人民自强不息的奋斗中最终完成，我们全体同仁要兢兢业业，克服万难，致力于将董辅主编创办的《经济导刊》更加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