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探索的是生命本身的奥秘，它通过一系列偏方，以及与儒家、道家理论的紧密结合，天人合一和阴阳五行观念贯穿在传统的中医理论中，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体系。考察中医的历史，显然“民间偏方”或者说民间流传的医学经验，在中医药体系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从《山海经》到《神农本草经》：民间“偏方”的历史与现实
　　“他记得不少的草药偏方，从地上挖巴挖巴就能治病，既省钱又省事。”——老舍《四世同堂》。
　　而今，越来越多的民间偏方正在失传。
　　许多以前在农村耳熟能详的中草药现代人见都没见过，掌握在老一辈人手中的简单灵验的偏方，因得不到合理利用和保护，加上后人不愿意学习，时时都有失传的危险。
　　偏方一般代代口授相传，散落于民间。1985 年，济南市有关部门曾组织过一二次大规模的挖掘秘方活动并搜集到上千个秘方，经历五年的整理后分类投送到各家医院应用。
　　考察中医的历史，显然“民间偏方”或者说民间流传的医学经验，在中医药体系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战国时成书的《山海经》，记载了一百多味动物、植物及矿物药物。但是对药物功效的记载很简单，比如：“萆荔……食之已心痛”，“文茎……可以已聋”，“ 沙棠……食之使人不溺”。
　　这种记载药物功效的方式，类似民间偏方口口相传的形式，口头传播的经验有几个特点：疾病的特征很明显，不需要专业知识就可以诊断，只要生活经验稍微丰富一点的人就可以掌握。另一特点是一味药对应一种病，如“螃蟹壳”治“鱼休子”。
　　民间偏方在传播时，往往根据最明显的症状用药，很少区分疾病的类型。如“牙痛用花椒”，这个民间经验传播时不可能区分是牙龈痛、牙根痛还是龋齿痛，再如对于“杜仲治腰痛”，民间流传的经验不可能区别是腰椎的问题还是腰肌的问题。
　　《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现存的最早本草专著，从中可以看到很多原始民间医学经验的痕迹。从汉代到清代近2000年间，平均每400年本草书籍记载的药物就要翻一番，而新增加的药物首次出现在医书中时，对其功效的记载都十分简单，大多保留着非常浓厚的民间经验色彩，“金银花”首次在《新修本草》中出现时，书中对其主治功效的记载仅“主寒热身肿”五字。
　　这说明古代本草书籍对药物功效的最初认识，大多来自流传于民间的较为粗糙的医学经验，而这些民间医学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是先民们长期与疾病斗争过程中，经历了大范围的“试错”之后才发现的。
　　“中医五圣”的最高境界：“高下不相慕，既修身也防病”
　　数千年前，闪亮的星辰布满天幕，植物繁茂，山林深幽，飞禽走兽与人类共聚共存，古人面对大自然的寒暑交替、人的生老病死、万物的生长衰亡，寄望着能够从天地运行中找到人类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
　　中医认为，木、火、土、金、水是构成世界所不可缺少的最基本物质形态。五行学说中的“行”字是说这五种物质形态是相互变化的、相互影响的。这种变化和影响就是相生和相克。
　　中医讲究顺应自然、执简驭繁、由外揣内、恒变不居、机圆则活、僵固则死、伏其所因。《黄帝内经》让人们淡化地位观、名利观，要人们“高下不相慕”，先哲老子更让人守天真、节嗜欲、淡名利、薄滋味。这些既是修身也是防病。
　　仅就病因认知而言，中医不能不说是对生命奥秘探索的一种睿智。
　　中医可以上溯到公元前2800年的神农时代。《史记纲鉴》记载：“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
　　历史上的中医五圣，按照史书记载，华佗、扁鹊医术高，但非常遗憾没有著作传世。扁鹊是医方祖师，以诊脉闻名，并创立了切脉诊断法。
　　张仲景毫无疑问是医圣，其辨证和方药源于伊尹的汤液经，但针灸水平差了许多，否则伤寒论会更有看头。孙思邈是中医史上唯一一个同时精通中药与针灸的医师，可惜晚生于仲景所以称不了医圣，但他的《千金方》是方剂史上的经典，而且他的医术没有背离正统中医。
　　相比之下，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受人关注更多是因为外行人的以讹传讹，这本书部头虽大但很多地方背离了中医的本意，容易误导人入岔路。
　　中西医的最大区别是，中医是个体性治疗，同样的病，按照不同的症，也要开出不同的药方。西医更像工厂化的治疗方式，一种病，相对应的都是某种药。
　　以感冒为例。《黄帝内经》说，贼风避之有时，开篇就讲要避，要恬淡虚无。张仲景把人体的防卫层次划分为六大系统。来侵的寒邪在第一道防线用辛温发散的药治疗，出汗可能就好了。没好也不要紧，后面还有5道防线，治疗也各不相同。
　　到了民国年间，上海的医生已经全部用热病理论来治疗感冒了，四川的名医祝味菊到了上海，发现已经没人讲伤寒，所以大青叶、板蓝根等寒性药都很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