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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十二五”时期初步形成统一有效的购买服务平台和机制，到2020年在全国基本建立比较完善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大力推广政府购买服务是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
此后“政府购买服务”的关注度不断提高，截至目前，已有北京、广东、上海、江苏、山东、云南、安徽、新疆、河北、吉林、广西、湖北11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出台了政府购买服务有关实施意见。
北京
北京市市级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始于2010年，已经连续四年，共购买了1544个社会组织服务项目，总计投入2.53亿元。已结项的1029个项目中，服务对象达789万余人次，开展活动78917场次，累计提供专业服务391万小时。
今年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面向北京地区各级各类社会组织购买500项社会公共服务项目，这500个项目内容涵盖社会公共服务、社会公益服务、社区便民服务等5大类37个方向，与去年相比，今年购买服务项目方向增加了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的内容。
此外北京市政协、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多次就“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议题进行会议讨论。如呼吁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地方性立法、强化监督，有效规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工作、研究制订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工作中长期规划等。
北京市目前的政府购买服务的内容包括三部分：以社会公众为直接服务对象的公共服务，事务性管理服务以及政府履行职责中所需的辅助性服务。预计到2017年，将建立比较完善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形成与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高效合理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体系和供给体系。
朝外地区社会组织综合服务基地
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公益型社会组织承接了政府的部分职能，参与了社会服务购买，成为现代公共服务的新型载体，在社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很多社会组织缺乏必要的发展条件和机遇，还需要政府做进一步的引导和扶植。
为此，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地区社会组织综合服务基地特地为社会组织搭建了一个支持性平台。在基地的开放式办公大厅，数字化办公设备一应俱全，为各类社会组织开展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一方面推进社会组织“社会化、专业化”进程，另一方面也能为广大居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最重要的是，社会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更加有效和深入。
日前本刊记者从朝外2014年社会组织基地项目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朝外地区社会组织综合服务基地入驻的社会组织达到28家。今年朝外街道用于购买服务的资金达到了219.5万，朝外地区将“提升居民议事能力”等20个服务项目与17家社会组织对接，项目除涵盖了助老、助困、青少年教育等服务外，还推出了“家园计划”、“居民自治”两项重点内容，以提升居民议事能力和社区的整体功能。此外，一些法律援助、志愿服务等由街道自身培育的社会组织也出现在了购买服务范围之内，为居民提供更加丰富的专业服务。
袁天鹏议事规则工作室
袁天鹏议事规则工作室是由袁天鹏先生创立，旨在将罗伯特议事规则中国化，并为政府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NGO组织建立议事规则、完善组织治理结构、形成组织章程提供咨询和落地实施服务的机构。袁天鹏，议事规则专家，“罗伯特议事规则”中国化推广的开创者，美国议事专家协会（NAP）中国第一位会员。
“你会开会吗？你知道开会有什么技巧吗？上了袁老师的课就会明白议事规则有多重要。”朝外地区社会组织综合服务基地的齐尚敏这样告诉记者。
由袁天鹏议事规则工作室承接的“活力社区”——居民议事能力和社区活力提升项目，目前已经在社区开展了两次培训，内容包括比如主持人的态度必须是中立的，每个人的发言不能超过3分钟，在发言时不能打断等等，有了这样一种规则的约束，居民们在讨论居民事务时意见不统一，各方吵成一锅粥的现象有了很大的改善，居民们的议事能力得到了提升，能够更加理性更加平和地探讨问题。与此同时还培育了居民家园意识和推进居民自治能力。
北京“惠泽人”咨询服务中心
北京惠泽人咨询服务中心（简称惠泽人）是一家关注公民社会领域中的志愿服务可持续发展的支持性草根民间组织，秉承“用生命影响生命”的理念，通过为志愿者和志愿者组织提供培训、组织发展咨询和社会心理支持等服务，开发和研究中国志愿服务管理机制，倡导和传播志愿精神，以提高志愿服务对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贡献。通过推动志愿服务减少贫困和歧视，最终促进当地社区和弱势群体的发展。
惠泽人核心致力于志愿服务能力建设。成立五年多来，开发了中国民间组织志愿服务培训课程体系，拥有30多名志愿者培训师，为50多家民间组织开展了组织发展和志愿者管理体系咨询，民间组织交流实习和考察，志愿者派遣和委托培养，举办志愿服务专题研讨和论坛，与各级政府部门合作开展研究、服务和倡导活动等。 朝外街道目前与惠泽人合作的是朝外社会组织支持平台项目，培育和孵化辖区内社会组织，建立公益项目管理和监测评估体系，以达到政府和社会组织协同共建，实现社会组织承接政府相关职能，服务社区、服务民生的目的。惠泽人已经为多家NGO的项目社区化运营给予了良好的建议，并针对政府购买服务对接成功的项目跟进评估并推进NGO项目社区化能力建设。
立德社工事务所
立德社会工作事务所是由2位社会工作师（硕士）和1位博士发起，在民政部门正式注册的NGO。旨在用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技能，融合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康复学、艺术学等不同领域的方法，为残障人士、流动人口、社区发展、家庭和谐、社区社会组织等提供深度专业服务。目前内设残障增能中心、青少成长中心、社区营造中心、社工培训中心、老人关爱中心五个子团队。
立德社工通过与政府、企业、科研院校、社区的广泛合作，逐步形成了跨界合作、社工推动、注重自助、强调融合的新型服务模式。目前已经涉及四大服务领域：残疾人增能、青少年社区成长陪伴、老人关爱和社区发展促进。在北京市14个街乡开展了22个项目的服务，每周固定为残疾人提供1100多人次、为老人提供260多人次、为流动儿童210多人次的专业服务。此次在朝外社区组织项目基地也开展了朝外街道融合1+1项目。
立德社工事务所也被评为北京市养老助残服务商二等奖、亚运村街道优秀志愿者团队、亚运村地区居民满意的社会组织。残疾人增能项目被评为朝阳区优秀公益项目，机构负责人也先后被评为北京市身边雷锋、优秀社工、中国最美社工。
爱心家园义工联
爱心家园义工联成立于2002年，是一个起源于网络发展于社会的民间公益团队，坚持秉承“让关爱成为一种习惯”的理念通过敬老、护幼、义卖、义演、培训等活动来帮助老年人拥有幸福尊严的晚年生活；帮助少年儿童拥有健康平等的快乐童年。每周在北京、湖南、上海、广州等地不间断同步组织公益活动。此次在朝外社区组织项目基地也开展了朝外为老人“撰写回忆录”项目。
爱心家园义工联，先后获2004及2005 年度“湖南公益事件奖”、2006年首届“湖南慈善奖”、2009年北京“两节送温暖”突出贡献奖。
黄悌：政府购买服务的思考
在朝外地区社会组织基地负责人黄悌看来虽然目前入驻朝外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整体发展不错但是还是存在很多的问题，其中最为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1.社会组织需具备“筹资”能力而非“筹款”能力。在他看来目前大多社会组织最为关心的话题便是筹款，所有项目一开口便是缺钱，要钱。希望通过扮演弱势群体从而获取帮助，忽略了项目本身优劣度的考虑。只有真正将注意力投入到如何将自身的项目做好，提升项目吸引力，从而带来外界的资本投入才是项目持续良性发展的唯一途径。
2. 项目需要强者。无论是项目的领导者还是执行者目前都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便是其专业能力和实际工作需求有一定的距离。需要有更多的CBD人才和高校人才来指引和参与进来。
3.青年人才的动员。目前各个项目的参与者，志愿者大都呈现老龄化的趋势，如何让青年特别是优秀青年人才参与其中是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4.项目种类的局限化。目前朝外地区社会组织基地大多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都聚焦于为老服务和文化教育方面。
5.项目组织成员提升专业能力落地难。社会组织人员专业化能力薄弱是长期以来存在并被大家认知的问题，许多组织都在积极寻找解决的途径，然而因为工资的有限性，很难引进高端的人才。大都选择通过进行一定的培训课程来进行现有人员的专业能力的提升，然后随之伴随的便是培训老师、地点以及不同层次需求度的满足等更多的问题。
6.工作任务自身不明确，工作场地等资源的浪费。很多项目申请下来后，项目的执行者自身对自己的工作内容都不太清楚，例如一个项目其中的一项便是为青年创业就业提供服务和帮助，然而具体的工作人员并不明白自己需要做什么，怎样做？导致目前将通过政府补贴租用到的场地闲置。如何形成有效的资源对接，把现有的资源运用起来也是购买政府服务的组织需要考虑解决的问题。
“现代治理逻辑”下的政府购买服务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内涵是：为全社会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以不断满足广大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诉求，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府治理的制度安排。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一个“经济建设型政府”模式。政府长期主导资源配置，并将掌握的资源主要运用在经济领域，这使政府长期充当了经济建设主体和投资主体的角色。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由政府起主导力量的经济建设型政府，会使得我们过于重视经济建设的回报，严重忽视社会事业投资能够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者直接政企分开，不恰当地把一些本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推向市场、推向社会，甚至带来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失衡。因此我国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是必然选择。
“公共服务型政府”是对“经济建设型政府”的一种“扬弃”，是一场深刻的“政府革命”。它不是简单地对现有政府管理体制的修修补补，不是单纯地对现有行政管理体制的增增减减，但是也并不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抛弃了政府把主要精力用来直接投资搞建设的做法，建立一个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相适应的、以人为本的现代政府模式。
近年来，一些地方立足实际，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渐进式的探索，涉及社区服务、社会管理、医疗救助、技能培训等许多领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实践，但进展程度不一，做法也不尽相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而问题的解决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政府与社会力量在购买服务过程中是平等的合作关系，社会力量是政府的重要合作伙伴。在新型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传统管理思维”向“现代治理逻辑”转变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需要引入评价机制由“政府配餐”转为“百姓点菜”，目前一些地方政府仍不习惯让群众说了算，并且对己有利的事情不愿交出去，反之则想甩包袱推责任。同时职责尚未进行细致梳理，对哪些属于公共服务，哪些公共服务应通过购买方式解决，尚未作出明晰界定，或者把应该推向市场的事项变换方式仍由政府承担。
其次，运行机制不完善。目前，政府购买服务尽管涉及领域较广，但在教育、文化等主导性公共领域购买的服务较少。各地对项目选择的原则、标准、条件都不统一。比如：政府购买什么类型的服务项目、购买多少、怎么购买等都还存在着一定的随意性；购买服务的招投标机制有待规范，公开、公正的招投标信息发布制度，严格的投标方资格审查制度以及招投标的方式、程序和评估规则都需要进一步完善；有效的资金保障机制亟待建立。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资金没有列入财政预算，政府各部门之间缺乏统一协调的意见和行动，对资金安排造成困难。
再次，项目竞争乏力。目前现有的独立社会组织发展缓慢，自身实力弱小，规模偏小，能力偏弱，对即将到来的政府购买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承接所有政府购买服务的内容。
最后，便是最为重要的监管问题，政府作为投资者需要对服务项目的实施进行监管的同时也需要对已经完成的服务项目进行绩效评价。由于公共服务项目有非量化性、绩效滞后等特点我们不能将双方的责权的承担仅仅依赖于合同内容。要发展由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监督、专家监督所构成的多元化的外部监督机制。S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十二五”时期初步形成统一有效的购买服务平台和机制，到2020年在全国基本建立比较完善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大力推广政府购买服务是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
此后“政府购买服务”的关注度不断提高，截至目前，已有北京、广东、上海、江苏、山东、云南、安徽、新疆、河北、吉林、广西、湖北11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出台了政府购买服务有关实施意见。
北京
北京市市级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始于2010年，已经连续四年，共购买了1544个社会组织服务项目，总计投入2.53亿元。已结项的1029个项目中，服务对象达789万余人次，开展活动78917场次，累计提供专业服务391万小时。
今年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面向北京地区各级各类社会组织购买500项社会公共服务项目，这500个项目内容涵盖社会公共服务、社会公益服务、社区便民服务等5大类37个方向，与去年相比，今年购买服务项目方向增加了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的内容。
此外北京市政协、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多次就“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议题进行会议讨论。如呼吁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地方性立法、强化监督，有效规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工作、研究制订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工作中长期规划等。
北京市目前的政府购买服务的内容包括三部分：以社会公众为直接服务对象的公共服务，事务性管理服务以及政府履行职责中所需的辅助性服务。预计到2017年，将建立比较完善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形成与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高效合理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体系和供给体系。
朝外地区社会组织综合服务基地
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公益型社会组织承接了政府的部分职能，参与了社会服务购买，成为现代公共服务的新型载体，在社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很多社会组织缺乏必要的发展条件和机遇，还需要政府做进一步的引导和扶植。
为此，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地区社会组织综合服务基地特地为社会组织搭建了一个支持性平台。在基地的开放式办公大厅，数字化办公设备一应俱全，为各类社会组织开展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一方面推进社会组织“社会化、专业化”进程，另一方面也能为广大居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最重要的是，社会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更加有效和深入。
日前本刊记者从朝外2014年社会组织基地项目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朝外地区社会组织综合服务基地入驻的社会组织达到28家。今年朝外街道用于购买服务的资金达到了219.5万，朝外地区将“提升居民议事能力”等20个服务项目与17家社会组织对接，项目除涵盖了助老、助困、青少年教育等服务外，还推出了“家园计划”、“居民自治”两项重点内容，以提升居民议事能力和社区的整体功能。此外，一些法律援助、志愿服务等由街道自身培育的社会组织也出现在了购买服务范围之内，为居民提供更加丰富的专业服务。
袁天鹏议事规则工作室
袁天鹏议事规则工作室是由袁天鹏先生创立，旨在将罗伯特议事规则中国化，并为政府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NGO组织建立议事规则、完善组织治理结构、形成组织章程提供咨询和落地实施服务的机构。袁天鹏，议事规则专家，“罗伯特议事规则”中国化推广的开创者，美国议事专家协会（NAP）中国第一位会员。
“你会开会吗？你知道开会有什么技巧吗？上了袁老师的课就会明白议事规则有多重要。”朝外地区社会组织综合服务基地的齐尚敏这样告诉记者。
由袁天鹏议事规则工作室承接的“活力社区”——居民议事能力和社区活力提升项目，目前已经在社区开展了两次培训，内容包括比如主持人的态度必须是中立的，每个人的发言不能超过3分钟，在发言时不能打断等等，有了这样一种规则的约束，居民们在讨论居民事务时意见不统一，各方吵成一锅粥的现象有了很大的改善，居民们的议事能力得到了提升，能够更加理性更加平和地探讨问题。与此同时还培育了居民家园意识和推进居民自治能力。
北京“惠泽人”咨询服务中心
北京惠泽人咨询服务中心（简称惠泽人）是一家关注公民社会领域中的志愿服务可持续发展的支持性草根民间组织，秉承“用生命影响生命”的理念，通过为志愿者和志愿者组织提供培训、组织发展咨询和社会心理支持等服务，开发和研究中国志愿服务管理机制，倡导和传播志愿精神，以提高志愿服务对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贡献。通过推动志愿服务减少贫困和歧视，最终促进当地社区和弱势群体的发展。
惠泽人核心致力于志愿服务能力建设。成立五年多来，开发了中国民间组织志愿服务培训课程体系，拥有30多名志愿者培训师，为50多家民间组织开展了组织发展和志愿者管理体系咨询，民间组织交流实习和考察，志愿者派遣和委托培养，举办志愿服务专题研讨和论坛，与各级政府部门合作开展研究、服务和倡导活动等。 朝外街道目前与惠泽人合作的是朝外社会组织支持平台项目，培育和孵化辖区内社会组织，建立公益项目管理和监测评估体系，以达到政府和社会组织协同共建，实现社会组织承接政府相关职能，服务社区、服务民生的目的。惠泽人已经为多家NGO的项目社区化运营给予了良好的建议，并针对政府购买服务对接成功的项目跟进评估并推进NGO项目社区化能力建设。
立德社工事务所
立德社会工作事务所是由2位社会工作师（硕士）和1位博士发起，在民政部门正式注册的NGO。旨在用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技能，融合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康复学、艺术学等不同领域的方法，为残障人士、流动人口、社区发展、家庭和谐、社区社会组织等提供深度专业服务。目前内设残障增能中心、青少成长中心、社区营造中心、社工培训中心、老人关爱中心五个子团队。
立德社工通过与政府、企业、科研院校、社区的广泛合作，逐步形成了跨界合作、社工推动、注重自助、强调融合的新型服务模式。目前已经涉及四大服务领域：残疾人增能、青少年社区成长陪伴、老人关爱和社区发展促进。在北京市14个街乡开展了22个项目的服务，每周固定为残疾人提供1100多人次、为老人提供260多人次、为流动儿童210多人次的专业服务。此次在朝外社区组织项目基地也开展了朝外街道融合1+1项目。
立德社工事务所也被评为北京市养老助残服务商二等奖、亚运村街道优秀志愿者团队、亚运村地区居民满意的社会组织。残疾人增能项目被评为朝阳区优秀公益项目，机构负责人也先后被评为北京市身边雷锋、优秀社工、中国最美社工。
爱心家园义工联
爱心家园义工联成立于2002年，是一个起源于网络发展于社会的民间公益团队，坚持秉承“让关爱成为一种习惯”的理念通过敬老、护幼、义卖、义演、培训等活动来帮助老年人拥有幸福尊严的晚年生活；帮助少年儿童拥有健康平等的快乐童年。每周在北京、湖南、上海、广州等地不间断同步组织公益活动。此次在朝外社区组织项目基地也开展了朝外为老人“撰写回忆录”项目。
爱心家园义工联，先后获2004及2005 年度“湖南公益事件奖”、2006年首届“湖南慈善奖”、2009年北京“两节送温暖”突出贡献奖。
黄悌：政府购买服务的思考
在朝外地区社会组织基地负责人黄悌看来虽然目前入驻朝外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整体发展不错但是还是存在很多的问题，其中最为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1.社会组织需具备“筹资”能力而非“筹款”能力。在他看来目前大多社会组织最为关心的话题便是筹款，所有项目一开口便是缺钱，要钱。希望通过扮演弱势群体从而获取帮助，忽略了项目本身优劣度的考虑。只有真正将注意力投入到如何将自身的项目做好，提升项目吸引力，从而带来外界的资本投入才是项目持续良性发展的唯一途径。
2. 项目需要强者。无论是项目的领导者还是执行者目前都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便是其专业能力和实际工作需求有一定的距离。需要有更多的CBD人才和高校人才来指引和参与进来。
3.青年人才的动员。目前各个项目的参与者，志愿者大都呈现老龄化的趋势，如何让青年特别是优秀青年人才参与其中是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4.项目种类的局限化。目前朝外地区社会组织基地大多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都聚焦于为老服务和文化教育方面。
5.项目组织成员提升专业能力落地难。社会组织人员专业化能力薄弱是长期以来存在并被大家认知的问题，许多组织都在积极寻找解决的途径，然而因为工资的有限性，很难引进高端的人才。大都选择通过进行一定的培训课程来进行现有人员的专业能力的提升，然后随之伴随的便是培训老师、地点以及不同层次需求度的满足等更多的问题。
6.工作任务自身不明确，工作场地等资源的浪费。很多项目申请下来后，项目的执行者自身对自己的工作内容都不太清楚，例如一个项目其中的一项便是为青年创业就业提供服务和帮助，然而具体的工作人员并不明白自己需要做什么，怎样做？导致目前将通过政府补贴租用到的场地闲置。如何形成有效的资源对接，把现有的资源运用起来也是购买政府服务的组织需要考虑解决的问题。
“现代治理逻辑”下的政府购买服务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内涵是：为全社会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以不断满足广大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诉求，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府治理的制度安排。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一个“经济建设型政府”模式。政府长期主导资源配置，并将掌握的资源主要运用在经济领域，这使政府长期充当了经济建设主体和投资主体的角色。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由政府起主导力量的经济建设型政府，会使得我们过于重视经济建设的回报，严重忽视社会事业投资能够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者直接政企分开，不恰当地把一些本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推向市场、推向社会，甚至带来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失衡。因此我国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是必然选择。
“公共服务型政府”是对“经济建设型政府”的一种“扬弃”，是一场深刻的“政府革命”。它不是简单地对现有政府管理体制的修修补补，不是单纯地对现有行政管理体制的增增减减，但是也并不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抛弃了政府把主要精力用来直接投资搞建设的做法，建立一个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相适应的、以人为本的现代政府模式。
近年来，一些地方立足实际，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渐进式的探索，涉及社区服务、社会管理、医疗救助、技能培训等许多领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实践，但进展程度不一，做法也不尽相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而问题的解决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政府与社会力量在购买服务过程中是平等的合作关系，社会力量是政府的重要合作伙伴。在新型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传统管理思维”向“现代治理逻辑”转变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需要引入评价机制由“政府配餐”转为“百姓点菜”，目前一些地方政府仍不习惯让群众说了算，并且对己有利的事情不愿交出去，反之则想甩包袱推责任。同时职责尚未进行细致梳理，对哪些属于公共服务，哪些公共服务应通过购买方式解决，尚未作出明晰界定，或者把应该推向市场的事项变换方式仍由政府承担。
其次，运行机制不完善。目前，政府购买服务尽管涉及领域较广，但在教育、文化等主导性公共领域购买的服务较少。各地对项目选择的原则、标准、条件都不统一。比如：政府购买什么类型的服务项目、购买多少、怎么购买等都还存在着一定的随意性；购买服务的招投标机制有待规范，公开、公正的招投标信息发布制度，严格的投标方资格审查制度以及招投标的方式、程序和评估规则都需要进一步完善；有效的资金保障机制亟待建立。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资金没有列入财政预算，政府各部门之间缺乏统一协调的意见和行动，对资金安排造成困难。
再次，项目竞争乏力。目前现有的独立社会组织发展缓慢，自身实力弱小，规模偏小，能力偏弱，对即将到来的政府购买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承接所有政府购买服务的内容。
最后，便是最为重要的监管问题，政府作为投资者需要对服务项目的实施进行监管的同时也需要对已经完成的服务项目进行绩效评价。由于公共服务项目有非量化性、绩效滞后等特点我们不能将双方的责权的承担仅仅依赖于合同内容。要发展由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监督、专家监督所构成的多元化的外部监督机制。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