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电子时代，历史留下来的书信，已经非常珍贵，何况名人的书信，更是珍贵中的珍贵。所以，现在一些出版社看准书信出版的商机，不断地编辑出版一些名人或者准名人的书信集，不过这些商业性质书信集的出版，只不过是为当下出版乱象增加一种话题。但是，当我读完诗人、学者、翻译家北塔的茅盾书信研究，改变了对书信出版的看法。在我看来，书信出版，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这样的书信研究出版，才有益于世道人心，有益于学术，有益于后人！
　　茅盾的书信，我一直是用心在读的，因为茅盾的书信，可以作为茅盾生平的佐证，可以作为茅盾人生的一个侧面，可以作为茅盾性格的展现，也可以作为茅盾追求革命理想的一个书证。所以，研究茅盾，不可以不研究茅盾的书信。茅盾书信应该是茅盾研究的案头书。但是，读过北塔的茅盾书信研究，仿佛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好好研究过茅盾书信，如此大量的有关茅盾的信息，有关茅盾的人和事精彩过往，常常在我不经意间流失。而北塔的茅盾书信研究里，满满的都是精彩的历史现场，他从茅盾的书信里，发现了茅盾精彩的生活圈和朋友圈—这与电子技术发达的今天的微信朋友圈不一样，微信的朋友圈里，不一定都是朋友。当年书信朋友圈里，茅盾是可以诉说的，茅盾的想法、看法都是可以交流的。书中大量新鲜的茅盾精彩往事，让我无法放下，于是，认认真真从头读到尾，再一次走进茅盾书信历史现场，领略了茅盾一百年来精彩的历史风采。

　　一九二一年，茅盾主编《小说月报》，至今已经有一百年，但是他主编《小说月报》时与周作人的通信，却是茅盾当年主编杂志时的一道有趣的风景。我过去写茅盾与周作人关系时，也专门研究过茅盾与周作人的通信，从中也知道一些历史往事。但是读过北塔兄的茅盾与周作人的通信研究，发现当时信内信外的许多历史碎片，被北塔有机串联起来，成为精彩有趣的历史往事。北塔发现，鲁迅当年也有心烦的时候，当时茅盾向鲁迅约稿，催得太急，于是，鲁迅在周作人面前发牢骚“何以如此之急急耶”。一句话，留下了鲁迅的不耐烦，其实这就是生活中的鲁迅。北塔的发掘，倒是生活的真实。还有，茅盾通过周作人，请鲁迅写关于犹太文学的论文，周作人向鲁迅转达茅盾的要求，鲁迅用绍兴的人和事，幽默地拒绝了茅盾要求。魯迅对周作人说：“得四日函俱悉，雁冰令我做新犹太事，实无异请庆老爷讲化学，可谓不届之至。”庆老爷是鲁迅本家的叔祖周庆蕃，是江南水师学堂的汉文教习，所以请这个传统的汉文教习讲化学，是不是有点滑稽？鲁迅这幽默的拒绝，显示年轻茅盾主编杂志时饥不择食的真实状态。
　　在对周作人的书信研究中的亮点，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往事的披露外，还有一些译文以及外国文学作品的正本清源。原来茅盾书信中一些莫名其妙的译名，经过北塔的梳理，使茅盾的书信中提到的一些外国作家和一些外国文学作品，无可争辩地呈现在今天的读者面前。本来，书信是两个人之间的信息传递，有些话，可以说一半，对方也明白，有些话，可以简单到一个字，对方也理解。但是私人书信一旦成为公开的读物，读者对这些书信的理解，就带来许多不清楚不明白，所以书信研究中，需要研究者对这些外文以及相关的翻译，作梳理和延伸介绍，让今天的读者能够一目了然。这方面，北塔凭借自己扎实的外语水平和对外国文学的造诣，做了大量的研究，把它做成茅盾书信研究的亮点。同样，茅盾关于自然主义的介绍和推崇，北塔把它作为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加以介绍的，而且把自然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源流，梳理得非常清楚，认为中国最早输入自然主义文艺思潮的是陈独秀，“而让它在中国文艺格局里独树一帜并跟中国的创作实践结合起来的，贡献最大者非茅盾莫属”。这是北塔研究茅盾书信过程中，又从茅盾革新《小说月报》的实际中研究得出的令人信服的结论。

　　北塔的茅盾书信研究，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问题导向，所以他不仅在翻译、外文方面正本清源，还将茅盾书信中的许多历史现场清理出一片天地。他把茅盾书信研究和茅盾回忆录的史料梳理结合起来，纠正茅盾回忆录中的一些说法和差错。茅盾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煌煌三大卷，是茅盾八十岁左右开始撰写的一部长篇回忆录，因为当时不少历史事件的档案无法查找，不少历史事件的时间，只是凭借当时媒体报道推敲，有的还只能凭自己的记忆去下笔，所以差错是难免的。但是要找出茅盾回忆录的差错，也同样是不容易，需要研究者的学术修养和学术眼光，北塔兄在这方面下了苦功，做出了贡献。我们知道，茅盾的回忆录出版以来，几十年过去了，不少人曾经在回忆录中纠正差错，尽量还原历史的现场，也有许多收获，南京沈卫威先生、上海柳和城先生，都在茅盾回忆录出版以后，纠正过一些差错，做出过贡献。笔者对茅盾回忆录，不知道读过多少遍，是自己茅盾研究的案头书之一，但是看到北塔兄在茅盾书信研究中，结合回忆录的文字，梳理出回忆录里一些应该纠正的，或者应该表达更准确的不少地方，还是感到由衷的敬佩！如茅盾给周作人的信中提到，陈独秀一九二一年十月被巡捕房逮捕后，已经保释。茅盾回忆录中说“罚款五千元以示警戒”。在一些史料中，罚款数字有五千元的，有四百元的，有五百元的。北塔经过考证，说这些数字都不准确，应该是一千元。同时考证出这钱是谁出的。所以茅盾回忆录里的差错，得到准确的表达。这些看起来并不宏大的纠正，是要大量的阅读梳理之后，才有可能提出纠正意见的。

　　北塔对茅盾书信的考索，充满求真的精神，对一些观点和看法，拿出自己的证据，以实证的态度，说明观点的可信。在研究茅盾和鲁迅联名给伊罗生的信时，北塔提供了大量信息，他结合鲁迅的演讲，介绍了《草鞋脚》书名形象化过程，认为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主体是西装先生，而一九三○年左右的革命文学，主体是劳苦大众。他进而概括为“皮鞋”和“草鞋”，非常生動和形象。同时，北塔对鲁迅、茅盾编《草鞋脚》时选择作品的想法、做法，做了详细的研究，对茅盾为什么不建议收入蒋光慈的《短裤党》的原因，作了具体分析。蒋光慈的《短裤党》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完成的中篇小说，这是第一次将瞿秋白、赵世炎等革命者作为正面形象的革命小说，而鲁迅和茅盾恰恰不同意伊罗生将《短裤党》收入《草鞋脚》，这并不是鲁迅和茅盾对瞿秋白有什么意见，恰恰是相反，鲁迅、茅盾和瞿秋白是有着深厚的感情的。可见当时茅盾和鲁迅看重的，是作家作品的质量，而不是作家本身的革命程度。对这封信里提到的一个“姚女士”，过去我们只是一闪而过，没有去深入研究。但是北塔不一样，他没有漏掉这个有关伊罗生的重要线索，原来只有一个简单的信息，他也作了全面介绍，把伊罗生的夫人“姚女士”，介绍到读者面前，让读者有“原来如此”的收获感。
　　书信研究其实也就是对人的研究。茅盾的许多书信，大都是有事想说，或者有事相求，也有一些书信是回复来信人的，有话要讲。但是，早已成名的茅盾，有时候写信有事相求，也并不见得事事顺遂，其实，这倒是充满人间烟火味的，真实可信。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茅盾给蔡元培写信，报告鲁迅身后事和代孔另境向蔡元培求序，其中求序事，似乎蔡元培没有反应。于是，孔另境的《五卅运动史料》也就没有机会问世。其实这样的历史是真实的，充满了人间烟火味的，无论是当时，还是当今，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后人，相信都是可以理解的，否则人家凭什么非要耗费时间精力为你写序？所以这样的书信研究，很有现实感和生活化。更加让人佩服的是，北塔兄研究这封信的时候，看到茅盾在信中说，因为在翻译作品，所以没有时间专门去蔡元培那里谒访，北塔兄经过考证认为，当时茅盾确实是在翻译，而且任务确实很紧张，翻译的作品就是苏联学者李倍窦夫·波尔耶斯基的《十二月党的诗人》。所以，读北塔的这部茅盾书信研究著作，得到的不仅仅是书信的知识，而且了解了不少茅盾和新文学史的未知内容。
　　新中国成立以后，茅盾留下来的书信，比新中国成立前多得多。三大本《茅盾全集》书信卷，其中收入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之前的书信，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只有二百六十多封，大量的新中国成立前的茅盾书信，或许还在收信人和收藏家手里，部分或许已经烟消云散，而新中国成立以后，茅盾的许多书信，深藏在民间的同样还有不少，也许正在待价而沽。但是已经面世的茅盾的这些书信，我们过去只是浏览而缺乏研究，或者只是书到用时才去翻。我曾经编过《茅盾家书》，也参与过茅盾给表弟陈瑜清书信的出版，但是只是了解而已。可是，北塔以他诗人、学者和翻译家独特的眼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茅盾书信研究中，发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茅盾精彩往事，比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茅盾作为文化部最高行政长官，向总理提出引进印度电影的建议，成为新中国引进印度电影的珍贵史料，茅盾的这封给总理的信，成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珍贵档案。北塔将这封信的背景，梳理得非常清晰，其中电影《两亩地》是印度电影《两皮哈的土地》的中国化的译名，如果北塔不说，估计知道这个变化的人不多。
　　北塔对茅盾给捷克汉学家普实克书信的研究中，将普实克对捷中文化交流的贡献，娓娓道来，既介绍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中捷文化交流创办“鲁迅图书馆”，也介绍了他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实事，而且在捷克培养了一批汉学家。所以茅盾在给普实克的信中也洋溢着一种敬意。普实克的学生“加立克”是现在斯洛伐克的汉学家，也是茅盾研究专家，茅盾在信中对“加立克”的关注，并且由此而对“加立克”的介绍，在北塔的笔下，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因为“加立克”本人和北塔熟悉，所以这样的情况介绍，就多了一份亲切感。“加立克”今译为“高立克”或“高利克”，是茅盾研究界的老朋友。茅盾一百年诞辰时，他曾经到中国参加过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我曾见过，前些年我去东欧访问时，和当地的中文导游说起高立克，都肃然起敬。我知道高立克还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茅盾研究，专门到乌镇调查了解情况，是第一个到乌镇参观访问的外国茅盾研究者。
　　一九六○年十月，茅盾致巴金的信，北塔选择作为解读的对象。当年茅盾为了陪同波兰作家协会副主席普忒拉曼特到杭州访问，专门给上海的巴金写信。本来这样的公务活动，茅盾可以由文化部办公厅去公事公办，不用亲自写信，委托巴金在上海接机，代定旅馆，代买去杭州的火车票等等这些杂务，所以这封信非常有意思，是反映茅盾平民化的一面。但是北塔却从宏观到微观，从国际环境到外交形势，从茅盾出访的人数，哪些人，什么时间访问波兰，什么时间回国？都弄得清清楚楚，让人读过这封信，感受到茅盾的人格力量的同时，感受到他对国家的那份责任心。然而，可以继续一说的是，茅盾考虑周全的安排，写信告诉巴金时，其实巴金此时不在上海，人在成都，所以，茅盾写得很具体的给巴金的信，详详细细交代给巴金的那些事，其实是由巴金夫人萧珊在上海代办的。茅盾到上海后，才知道巴金不在上海而在成都。所以茅盾致巴金的信的研究，其实是茅盾和巴金很精彩的一桩历史往事。
　　北塔是诗人，是学者，也是翻译家，所以他的文字非常流畅而有激情，而且有求真求实的学者风范，他对书信涉及的人和事，臧否有据，褒扬有度，绝不凭空想当然，包括对茅盾。北塔笔下的茅盾在书信里的形象性格，是比较真实的。我在阅读过程中，特别欣赏北塔对茅盾的一些评价，如在翻译问题上，他说“茅盾是一个保有原则但不墨守的人”，茅盾是“那种有文才但不太注重文采的文人”，我深以为然。其实，茅盾在其他方面，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无论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还是纠错，补充，求索，还是延伸研究，北塔都深入书信内部的字里行间，坚持客观公正，站在历史现场，引导介绍茅盾当年书信的来龙去脉，人事往事，把本来枯燥乏味的书信研究，写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信言亦美，美言亦信”。北塔用茅盾二十多封信构成的一部茅盾书信研究著作，拉长了茅盾研究的宽度，创新了茅盾研究的思路，相信在将来的茅盾研究史上，是要记录这部书的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