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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的电子时代,历史留下来的书信,已经非常珍贵,何况名人的书信,更是珍贵中的珍贵。所以,现在一些出版社看准书信出版的商机,不断地编辑出版一些名人或者准名人的书信集,不过这些商业性质书信集的出版,只不过是为当下出版乱象增加一种话题。但是,当我读完诗人、学者、翻译家北塔的茅盾书信研究,改变了对书信出版的看法。在我看来,书信出版,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这样的书信研究出版,才有益于世道人心,有益于学术,有益于后人!
茅盾的书信,我一直是用心在读的,因为茅盾的书信,可以作为茅盾生平的佐证,可以作为茅盾人生的一个侧面,可以作为茅盾性格的展现,也可以作为茅盾追求革命理想的一个书证。所以,研究茅盾,不可以不研究茅盾的书信。茅盾书信应该是茅盾研究的案头书。但是,读过北塔的茅盾书信研究,仿佛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好好研究过茅盾书信,如此大量的有关茅盾的信息,有关茅盾的人和事精彩过往,常常在我不经意间流失。而北塔的茅盾书信研究里,满满的都是精彩的历史现场,他从茅盾的书信里,发现了茅盾精彩的生活圈和朋友圈—这与电子技术发达的今天的微信朋友圈不一样,微信的朋友圈里,不一定都是朋友。当年书信朋友圈里,茅盾是可以诉说的,茅盾的想法、看法都是可以交流的。书中大量新鲜的茅盾精彩往事,让我无法放下,于是,认认真真从头读到尾,再一次走进茅盾书信历史现场,领略了茅盾一百年来精彩的历史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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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一年,茅盾主编《小说月报》,至今已经有一百年,但是他主编《小说月报》时与周作人的通信,却是茅盾当年主编杂志时的一道有趣的风景。我过去写茅盾与周作人关系时,也专门研究过茅盾与周作人的通信,从中也知道一些历史往事。但是读过北塔兄的茅盾与周作人的通信研究,发现当时信内信外的许多历史碎片,被北塔有机串联起来,成为精彩有趣的历史往事。北塔发现,鲁迅当年也有心烦的时候,当时茅盾向鲁迅约稿,催得太急,于是,鲁迅在周作人面前发牢骚“何以如此之急急耶”。一句话,留下了鲁迅的不耐烦,其实这就是生活中的鲁迅。北塔的发掘,倒是生活的真实。还有,茅盾通过周作人,请鲁迅写关于犹太文学的论文,周作人向鲁迅转达茅盾的要求,鲁迅用绍兴的人和事,幽默地拒绝了茅盾要求。魯迅对周作人说:“得四日函俱悉,雁冰令我做新犹太事,实无异请庆老爷讲化学,可谓不届之至。”庆老爷是鲁迅本家的叔祖周庆蕃,是江南水师学堂的汉文教习,所以请这个传统的汉文教习讲化学,是不是有点滑稽?鲁迅这幽默的拒绝,显示年轻茅盾主编杂志时饥不择食的真实状态。
在对周作人的书信研究中的亮点,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往事的披露外,还有一些译文以及外国文学作品的正本清源。原来茅盾书信中一些莫名其妙的译名,经过北塔的梳理,使茅盾的书信中提到的一些外国作家和一些外国文学作品,无可争辩地呈现在今天的读者面前。本来,书信是两个人之间的信息传递,有些话,可以说一半,对方也明白,有些话,可以简单到一个字,对方也理解。但是私人书信一旦成为公开的读物,读者对这些书信的理解,就带来许多不清楚不明白,所以书信研究中,需要研究者对这些外文以及相关的翻译,作梳理和延伸介绍,让今天的读者能够一目了然。这方面,北塔凭借自己扎实的外语水平和对外国文学的造诣,做了大量的研究,把它做成茅盾书信研究的亮点。同样,茅盾关于自然主义的介绍和推崇,北塔把它作为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加以介绍的,而且把自然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源流,梳理得非常清楚,认为中国最早输入自然主义文艺思潮的是陈独秀,“而让它在中国文艺格局里独树一帜并跟中国的创作实践结合起来的,贡献最大者非茅盾莫属”。这是北塔研究茅盾书信过程中,又从茅盾革新《小说月报》的实际中研究得出的令人信服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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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塔的茅盾书信研究,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问题导向,所以他不仅在翻译、外文方面正本清源,还将茅盾书信中的许多历史现场清理出一片天地。他把茅盾书信研究和茅盾回忆录的史料梳理结合起来,纠正茅盾回忆录中的一些说法和差错。茅盾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煌煌三大卷,是茅盾八十岁左右开始撰写的一部长篇回忆录,因为当时不少历史事件的档案无法查找,不少历史事件的时间,只是凭借当时媒体报道推敲,有的还只能凭自己的记忆去下笔,所以差错是难免的。但是要找出茅盾回忆录的差错,也同样是不容易,需要研究者的学术修养和学术眼光,北塔兄在这方面下了苦功,做出了贡献。我们知道,茅盾的回忆录出版以来,几十年过去了,不少人曾经在回忆录中纠正差错,尽量还原历史的现场,也有许多收获,南京沈卫威先生、上海柳和城先生,都在茅盾回忆录出版以后,纠正过一些差错,做出过贡献。笔者对茅盾回忆录,不知道读过多少遍,是自己茅盾研究的案头书之一,但是看到北塔兄在茅盾书信研究中,结合回忆录的文字,梳理出回忆录里一些应该纠正的,或者应该表达更准确的不少地方,还是感到由衷的敬佩!如茅盾给周作人的信中提到,陈独秀一九二一年十月被巡捕房逮捕后,已经保释。茅盾回忆录中说“罚款五千元以示警戒”。在一些史料中,罚款数字有五千元的,有四百元的,有五百元的。北塔经过考证,说这些数字都不准确,应该是一千元。同时考证出这钱是谁出的。所以茅盾回忆录里的差错,得到准确的表达。这些看起来并不宏大的纠正,是要大量的阅读梳理之后,才有可能提出纠正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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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塔对茅盾书信的考索,充满求真的精神,对一些观点和看法,拿出自己的证据,以实证的态度,说明观点的可信。在研究茅盾和鲁迅联名给伊罗生的信时,北塔提供了大量信息,他结合鲁迅的演讲,介绍了《草鞋脚》书名形象化过程,认为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主体是西装先生,而一九三○年左右的革命文学,主体是劳苦大众。他进而概括为“皮鞋”和“草鞋”,非常生動和形象。同时,北塔对鲁迅、茅盾编《草鞋脚》时选择作品的想法、做法,做了详细的研究,对茅盾为什么不建议收入蒋光慈的《短裤党》的原因,作了具体分析。蒋光慈的《短裤党》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完成的中篇小说,这是第一次将瞿秋白、赵世炎等革命者作为正面形象的革命小说,而鲁迅和茅盾恰恰不同意伊罗生将《短裤党》收入《草鞋脚》,这并不是鲁迅和茅盾对瞿秋白有什么意见,恰恰是相反,鲁迅、茅盾和瞿秋白是有着深厚的感情的。可见当时茅盾和鲁迅看重的,是作家作品的质量,而不是作家本身的革命程度。对这封信里提到的一个“姚女士”,过去我们只是一闪而过,没有去深入研究。但是北塔不一样,他没有漏掉这个有关伊罗生的重要线索,原来只有一个简单的信息,他也作了全面介绍,把伊罗生的夫人“姚女士”,介绍到读者面前,让读者有“原来如此”的收获感。
书信研究其实也就是对人的研究。茅盾的许多书信,大都是有事想说,或者有事相求,也有一些书信是回复来信人的,有话要讲。但是,早已成名的茅盾,有时候写信有事相求,也并不见得事事顺遂,其实,这倒是充满人间烟火味的,真实可信。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茅盾给蔡元培写信,报告鲁迅身后事和代孔另境向蔡元培求序,其中求序事,似乎蔡元培没有反应。于是,孔另境的《五卅运动史料》也就没有机会问世。其实这样的历史是真实的,充满了人间烟火味的,无论是当时,还是当今,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后人,相信都是可以理解的,否则人家凭什么非要耗费时间精力为你写序?所以这样的书信研究,很有现实感和生活化。更加让人佩服的是,北塔兄研究这封信的时候,看到茅盾在信中说,因为在翻译作品,所以没有时间专门去蔡元培那里谒访,北塔兄经过考证认为,当时茅盾确实是在翻译,而且任务确实很紧张,翻译的作品就是苏联学者李倍窦夫·波尔耶斯基的《十二月党的诗人》。所以,读北塔的这部茅盾书信研究著作,得到的不仅仅是书信的知识,而且了解了不少茅盾和新文学史的未知内容。
新中国成立以后,茅盾留下来的书信,比新中国成立前多得多。三大本《茅盾全集》书信卷,其中收入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之前的书信,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只有二百六十多封,大量的新中国成立前的茅盾书信,或许还在收信人和收藏家手里,部分或许已经烟消云散,而新中国成立以后,茅盾的许多书信,深藏在民间的同样还有不少,也许正在待价而沽。但是已经面世的茅盾的这些书信,我们过去只是浏览而缺乏研究,或者只是书到用时才去翻。我曾经编过《茅盾家书》,也参与过茅盾给表弟陈瑜清书信的出版,但是只是了解而已。可是,北塔以他诗人、学者和翻译家独特的眼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茅盾书信研究中,发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茅盾精彩往事,比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茅盾作为文化部最高行政长官,向总理提出引进印度电影的建议,成为新中国引进印度电影的珍贵史料,茅盾的这封给总理的信,成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珍贵档案。北塔将这封信的背景,梳理得非常清晰,其中电影《两亩地》是印度电影《两皮哈的土地》的中国化的译名,如果北塔不说,估计知道这个变化的人不多。
北塔对茅盾给捷克汉学家普实克书信的研究中,将普实克对捷中文化交流的贡献,娓娓道来,既介绍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中捷文化交流创办“鲁迅图书馆”,也介绍了他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实事,而且在捷克培养了一批汉学家。所以茅盾在给普实克的信中也洋溢着一种敬意。普实克的学生“加立克”是现在斯洛伐克的汉学家,也是茅盾研究专家,茅盾在信中对“加立克”的关注,并且由此而对“加立克”的介绍,在北塔的笔下,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因为“加立克”本人和北塔熟悉,所以这样的情况介绍,就多了一份亲切感。“加立克”今译为“高立克”或“高利克”,是茅盾研究界的老朋友。茅盾一百年诞辰时,他曾经到中国参加过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我曾见过,前些年我去东欧访问时,和当地的中文导游说起高立克,都肃然起敬。我知道高立克还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茅盾研究,专门到乌镇调查了解情况,是第一个到乌镇参观访问的外国茅盾研究者。
一九六○年十月,茅盾致巴金的信,北塔选择作为解读的对象。当年茅盾为了陪同波兰作家协会副主席普忒拉曼特到杭州访问,专门给上海的巴金写信。本来这样的公务活动,茅盾可以由文化部办公厅去公事公办,不用亲自写信,委托巴金在上海接机,代定旅馆,代买去杭州的火车票等等这些杂务,所以这封信非常有意思,是反映茅盾平民化的一面。但是北塔却从宏观到微观,从国际环境到外交形势,从茅盾出访的人数,哪些人,什么时间访问波兰,什么时间回国?都弄得清清楚楚,让人读过这封信,感受到茅盾的人格力量的同时,感受到他对国家的那份责任心。然而,可以继续一说的是,茅盾考虑周全的安排,写信告诉巴金时,其实巴金此时不在上海,人在成都,所以,茅盾写得很具体的给巴金的信,详详细细交代给巴金的那些事,其实是由巴金夫人萧珊在上海代办的。茅盾到上海后,才知道巴金不在上海而在成都。所以茅盾致巴金的信的研究,其实是茅盾和巴金很精彩的一桩历史往事。
北塔是诗人,是学者,也是翻译家,所以他的文字非常流畅而有激情,而且有求真求实的学者风范,他对书信涉及的人和事,臧否有据,褒扬有度,绝不凭空想当然,包括对茅盾。北塔笔下的茅盾在书信里的形象性格,是比较真实的。我在阅读过程中,特别欣赏北塔对茅盾的一些评价,如在翻译问题上,他说“茅盾是一个保有原则但不墨守的人”,茅盾是“那种有文才但不太注重文采的文人”,我深以为然。其实,茅盾在其他方面,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无论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还是纠错,补充,求索,还是延伸研究,北塔都深入书信内部的字里行间,坚持客观公正,站在历史现场,引导介绍茅盾当年书信的来龙去脉,人事往事,把本来枯燥乏味的书信研究,写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信言亦美,美言亦信”。北塔用茅盾二十多封信构成的一部茅盾书信研究著作,拉长了茅盾研究的宽度,创新了茅盾研究的思路,相信在将来的茅盾研究史上,是要记录这部书的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