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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党史读物 创作体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此之际推出《文献中的百年党史》，我感到激动、幸福，也感到紧张、忐忑。回顾写作过程，谈一下自己的创作体会。
一、为什么写这本书
写这样一本书的想法，由来已久，准备已久。
一是百年党史值得书写。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和带领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成员，不掌握一枪一弹，不执政一城一池，刚成立时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在成立28年后，也就是1949年，已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年后，也就是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这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成立57年后，也就是1978年，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发展活力极大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成立91年后，也就是201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如期实现。这些成就中的任何一项都能彪炳史册，这样的成就当然值得大书特书。
二是党史工作者应该书写。加强党史研究是党史文献工作者的重要职责，加强党史宣传教育是党史文献工作者的重要使命。我从事党史工作已20多年，在不断深化党史研究的同时，多年来一直在思考如何使研究成果通俗化、普及化，让老百姓愿意看喜欢读，拿起来就不愿放下。经过多年观察思考和实践摸索，我逐渐明确了编写权威通俗党史读物的想法。但100年的历史波澜壮阔、亮点繁多，要写一本既权威又生动，既能够聚焦于一个个专题又能串起百年党史的读物，頗难下笔。反复揣摩后，我决定以“文献”为引、以重大事件为主题串起百年党史，初步拟定了100年100个题目，并利用各种空闲时间，在先期发表的各历史时期文章基础上，一节一节推进，逐步完成了初稿。虽然从集中动笔到完成的时间只有将近2年，但实际上立意的选定、素材的收集、每一个专题的研究写作，经过了20年的积累。
三是市场需要权威通俗党史读物。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扎实推进，高质量、高水准的权威党史出版物屡有推出;与此同时，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各种野史流言在微信微博网络社区流传。总体来看，严谨有余但生动不足的权威读本和惹人眼球但错误百出的民间党史图书之间，有一片蓝海亟待开发。近年来，我通过写作《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细节的力量——新中国的伟大实践》等进行了探索，不论在业内，还是出版界，更重要的是在广大普通读者当中引起了一些反响，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我认为这条路是走得通行得对的，起到了弘扬主旋律、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效果。《文献中的百年党史》是编写权威通俗党史读物的最新尝试，与之前出版的书籍相比，这本书时间跨度更长，涉及面更广，也更难把握。
二、我是怎样写这本书的
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至少经历过50个100年，从中国文明史来看，100年是个短时段，但从中国共产党这100年取得的成就来看，又是其他49个100年所无法比拟的。如何体现这100年的沧桑巨变、如何照顾到方方面面、如何看待前进道路上的曲折等，都是要考虑的问题。在具体写作中，我着力处理好以下六个关系：
一是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和曲折错误、支流支脉的关系。100年来，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无疑，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是百年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这也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但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命题，不可否认的是，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过曲折错误，这在书中也有所体现。但总体来看，这些曲折错误是探索中的曲折错误，是支流支脉，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所以我在书写曲折错误时重点展现党和人民对正确路线的坚持和由此得到的锻炼。例如，“文革”写了二月抗争，写了中美关系破冰、中日邦交正常化和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展现当时涌现出的王进喜、雷锋、焦裕禄等先进人物和模范集体，他们在各自平凡的生活和工作中创造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他们以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给中国社会以深刻影响。
二是大和小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年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过苏区参观的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党的目标绝不是一地一隅，而是要建立全国性的政权，解放全中国人民。要书写这样政党的历史，当然要从千秋伟业的角度来把握，要胸怀大视野、大格局。但呈现方式不能从大到大，否则易于粗疏，流于空泛，而应以诸多生动的小细节呈现，以小特写镜头呈现大局面。例如，写“三线建设”一节时，我特意选择了1969年上海一家工厂为车间工人江鉴康家属开具的“迁移证明”，这篇文献足以生动展现广大工人告别繁华大都市，举家西迁为国家的动人画面。
三是点和面、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革命建设改革涉及广大地区和诸多领域，这是我在写作中都要考虑的问题。乍一看100个小节是按时间排序，但在具体章节设计中，是东部、中部、西部、东北、西北等地区兼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都涉及。具体到每一节的写作，也不是大而化之，面面俱到，同样是以点带面，以局部呈现整体。例如，“抗美援朝”一节，很多出版物着力于写战争的过程，我则重点写毛泽东四次考量、艰难下决心出兵的过程，以此来呈现抗美援朝战争的极其困难。 四是领袖和群众的关系。党的领袖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往往起到举旗定向、统领全局的作用，这一点在《文献中的百年党史》中有明确体现。但同时我也注意体现人民群众的活动。党史大家胡乔木说过，写党史要注意四面八方，要写人民群众，要表现党是在人民中间奋斗的，党的斗争是反映群众要求的，是依靠群众取得胜利的。要让人们看了党史以后，真正感到党是把人民放在中心位置的。我在写作中紧紧把握这一要求。例如，在第一节“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中，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有了主心骨。在写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既写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多次讲话部署，又配了《人民日报》上《英雄的人民，人民的英雄》新闻报道的图片。
五是秉笔直书和历史温情的关系。2000多年来，秉笔直书一直是中国史家写作的传统，党史写作也不例外。但同时，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一种复杂的情感动物，我们常说研究历史要有“了解之同情”，也就是在了解的基础上，对历史要有温情与敬意。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例如，在写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我对其发生的原因和造成的后果均据实描述。但在谈到“大跃进”出现的原因时写道：“它能够发动起来，反映了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欺凌的中国人民，摆脱压迫之后求强求富的强烈渴望。”说白了就是穷怕了。这样，这一节既写出了史实，又写出了对历史的温情。
六是权威和通俗的关系。作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一员，权威是我们写作的一贯标准，这主要体现在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精选和定性、对历史人物的评判、对争议性敏感性问题的评价等方面。例如，写1937年十二月会议、1962年七千人大会、1967年二月抗争时，我查阅了所涉相关人物的年谱、传记、选集、文集等资料，力求下笔严谨有据。权威表现在引文注释和图片出处，均采用权威版本和权威来源。权威还体现在描绘历史事实的同时，还要尽量写出历史的所以然。例如，“三线建设”是在面对美苏的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以及从1961—1965年对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关系进行全面调整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布局和实施的。通俗是我对本书写作的自我要求，但通俗绝不是媚俗，不是要有意迎合一些人的猎奇心理，而是在权威的标准下进行通俗的表述，力求语言生动直白，贴近生活。例如，1926年用的标题是两句歌词“打倒列强，除军阀”“工农学兵，大联合”，一看就明白当时的社会诉求，但在正文写作时，对大革命中的大事要事进行了权威评价。
三、社会反响及初步感想
《文献中的百年党史》于2020年11月正式出版，出版5个月以来，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并获2020年度“中国好书”。有专家说：“《文献中的百年党史》为庆祝建党百年党史普及读物怎么写，带了一个好头。这本书既有学术著作的严谨，又有通俗作品的表达。立意高，故事性很强，是一部新时代大众化、普及化优秀读物。”有读者说，这本书突出的特点是：专业人员不觉其浅，普通大众不感其深。一位84岁的老军人说，他很多年没有这么认真坚持看完一本书了，一天看三四小时。还有一位大庆读者说：“这书写得真好，简单易懂，普通人都能看明白，不用费尽脑筋去猜。我之前看的都是野史，没有官方定论，搞不清真假，看完后人生观都变了。”
在人人都对着手机屏幕的时代，纸质主题出版图书能有这样的反响是比较难得的。除了内容为王之外，我有以下三点感想：
一是主題出版物的成功是多方合力的结果。一本书既属于作者，又不完全属于作者。在作者写作水平之外，有没有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有没有优秀出版社的全力编辑，都会影响一本书的传播效果。我要感谢中宣部的大力肯定，本书被中宣部列为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学习强国”推荐读物，这是对本书权威性的认可。要感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感谢学林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专业敬业。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怀着高度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对本书高度负责、全情投入。从开始到最后敲定前后共印制了六七个版次的样稿，每次样稿都是我、出版社、专家十几人同时审看审改，这样算下来，从今年3月交出版社初稿，到11月正式出版，8个月的时间，前后吸收了近100人次的修改意见，样稿堆起来足足有一人高。
二是主题出版物要努力进行形式创新。以前我出书的关注点主要是在内容上，这次也是一样，但同时也设想书的形式要更时尚更新颖，同时围绕本书推出一系列文创产品。我向学林出版社的同志提出想法后，他们赞同，大家达成一致：力争做一本“最美主题出版物”。最终，他们做出的产品远超出我的预期。就书而言，全书每一页都是单独设计，图片和文字的排版都不一样;裸脊锁线胶装，每一页都能完全舒适平坦打开，带给读者最好的阅读体验。可以说，装帧设计水平之高在党史出版物中是很少见的。文创产品更是精彩纷呈，“百年党史”主题周历汇集100个重大党史事件的100余幅珍贵历史图片，由周历页和明信片页长短相间组成，沿手撕线撕下，每一页都可以变成明信片;主题笔记本选用经典的红色作为主色调，自带红色书签带，横格内文可做多种用途;与中华铅笔厂联合推出的主题铅笔，取名“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铅笔杆上标识有建党百年5个代表性的年份。据学林出版社的同志讲，量身定制的主题系列文创一经推出，便供不应求。另外，本书还邀请专业播音人员录成音频，扫码即可听书。让党史读物时尚起来，与潮流共振，我想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三是主题出版物要首重读者体验。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我想，对党史宣传教育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要在话语方式、装帧设计等方面考虑读者体验，让权威党史“飞入寻常百姓家”。本书之所以受到较多普通读者喜欢，就是努力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在坚决与党中央关于重大党史事件、重要党史人物的观点、口径保持高度一致，旗帜鲜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的基础上，撷取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中的一系列重要文献，以小切口折射大主题，以小故事揭示大道理，虽未直写但实际上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重大问题。老百姓更容易接受的，可能就是这种寓道理于细节的通俗读物。
《文献中的百年党史》虽然内容通俗，但其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现实性都较强。我创作的过程，实际上是对百年党史进行再研究、再学习的过程。我深深感到，再加100个1000个专题和细节，也难以全面再现党百年来的丰功伟绩。书中也还有很多遗憾和不足之处。作为一名党史文献工作者，我将继续再接再厉，坚持立足时代前沿，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断推出更多更好更有社会影响力的权威通俗党史读物，让它们“飞入寻常百姓家”。
（本文为“主题出版与人文社科类优秀图书出版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责任编辑 程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此之际推出《文献中的百年党史》，我感到激动、幸福，也感到紧张、忐忑。回顾写作过程，谈一下自己的创作体会。
一、为什么写这本书
写这样一本书的想法，由来已久，准备已久。
一是百年党史值得书写。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和带领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成员，不掌握一枪一弹，不执政一城一池，刚成立时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在成立28年后，也就是1949年，已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年后，也就是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这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成立57年后，也就是1978年，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发展活力极大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成立91年后，也就是201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如期实现。这些成就中的任何一项都能彪炳史册，这样的成就当然值得大书特书。
二是党史工作者应该书写。加强党史研究是党史文献工作者的重要职责，加强党史宣传教育是党史文献工作者的重要使命。我从事党史工作已20多年，在不断深化党史研究的同时，多年来一直在思考如何使研究成果通俗化、普及化，让老百姓愿意看喜欢读，拿起来就不愿放下。经过多年观察思考和实践摸索，我逐渐明确了编写权威通俗党史读物的想法。但100年的历史波澜壮阔、亮点繁多，要写一本既权威又生动，既能够聚焦于一个个专题又能串起百年党史的读物，頗难下笔。反复揣摩后，我决定以“文献”为引、以重大事件为主题串起百年党史，初步拟定了100年100个题目，并利用各种空闲时间，在先期发表的各历史时期文章基础上，一节一节推进，逐步完成了初稿。虽然从集中动笔到完成的时间只有将近2年，但实际上立意的选定、素材的收集、每一个专题的研究写作，经过了20年的积累。
三是市场需要权威通俗党史读物。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扎实推进，高质量、高水准的权威党史出版物屡有推出;与此同时，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各种野史流言在微信微博网络社区流传。总体来看，严谨有余但生动不足的权威读本和惹人眼球但错误百出的民间党史图书之间，有一片蓝海亟待开发。近年来，我通过写作《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细节的力量——新中国的伟大实践》等进行了探索，不论在业内，还是出版界，更重要的是在广大普通读者当中引起了一些反响，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我认为这条路是走得通行得对的，起到了弘扬主旋律、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效果。《文献中的百年党史》是编写权威通俗党史读物的最新尝试，与之前出版的书籍相比，这本书时间跨度更长，涉及面更广，也更难把握。
二、我是怎样写这本书的
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至少经历过50个100年，从中国文明史来看，100年是个短时段，但从中国共产党这100年取得的成就来看，又是其他49个100年所无法比拟的。如何体现这100年的沧桑巨变、如何照顾到方方面面、如何看待前进道路上的曲折等，都是要考虑的问题。在具体写作中，我着力处理好以下六个关系：
一是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和曲折错误、支流支脉的关系。100年来，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无疑，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是百年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这也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但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命题，不可否认的是，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过曲折错误，这在书中也有所体现。但总体来看，这些曲折错误是探索中的曲折错误，是支流支脉，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所以我在书写曲折错误时重点展现党和人民对正确路线的坚持和由此得到的锻炼。例如，“文革”写了二月抗争，写了中美关系破冰、中日邦交正常化和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展现当时涌现出的王进喜、雷锋、焦裕禄等先进人物和模范集体，他们在各自平凡的生活和工作中创造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他们以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给中国社会以深刻影响。
二是大和小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年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过苏区参观的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党的目标绝不是一地一隅，而是要建立全国性的政权，解放全中国人民。要书写这样政党的历史，当然要从千秋伟业的角度来把握，要胸怀大视野、大格局。但呈现方式不能从大到大，否则易于粗疏，流于空泛，而应以诸多生动的小细节呈现，以小特写镜头呈现大局面。例如，写“三线建设”一节时，我特意选择了1969年上海一家工厂为车间工人江鉴康家属开具的“迁移证明”，这篇文献足以生动展现广大工人告别繁华大都市，举家西迁为国家的动人画面。
三是点和面、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革命建设改革涉及广大地区和诸多领域，这是我在写作中都要考虑的问题。乍一看100个小节是按时间排序，但在具体章节设计中，是东部、中部、西部、东北、西北等地区兼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都涉及。具体到每一节的写作，也不是大而化之，面面俱到，同样是以点带面，以局部呈现整体。例如，“抗美援朝”一节，很多出版物着力于写战争的过程，我则重点写毛泽东四次考量、艰难下决心出兵的过程，以此来呈现抗美援朝战争的极其困难。 四是领袖和群众的关系。党的领袖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往往起到举旗定向、统领全局的作用，这一点在《文献中的百年党史》中有明确体现。但同时我也注意体现人民群众的活动。党史大家胡乔木说过，写党史要注意四面八方，要写人民群众，要表现党是在人民中间奋斗的，党的斗争是反映群众要求的，是依靠群众取得胜利的。要让人们看了党史以后，真正感到党是把人民放在中心位置的。我在写作中紧紧把握这一要求。例如，在第一节“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中，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有了主心骨。在写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既写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多次讲话部署，又配了《人民日报》上《英雄的人民，人民的英雄》新闻报道的图片。
五是秉笔直书和历史温情的关系。2000多年来，秉笔直书一直是中国史家写作的传统，党史写作也不例外。但同时，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一种复杂的情感动物，我们常说研究历史要有“了解之同情”，也就是在了解的基础上，对历史要有温情与敬意。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例如，在写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我对其发生的原因和造成的后果均据实描述。但在谈到“大跃进”出现的原因时写道：“它能够发动起来，反映了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欺凌的中国人民，摆脱压迫之后求强求富的强烈渴望。”说白了就是穷怕了。这样，这一节既写出了史实，又写出了对历史的温情。
六是权威和通俗的关系。作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一员，权威是我们写作的一贯标准，这主要体现在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精选和定性、对历史人物的评判、对争议性敏感性问题的评价等方面。例如，写1937年十二月会议、1962年七千人大会、1967年二月抗争时，我查阅了所涉相关人物的年谱、传记、选集、文集等资料，力求下笔严谨有据。权威表现在引文注释和图片出处，均采用权威版本和权威来源。权威还体现在描绘历史事实的同时，还要尽量写出历史的所以然。例如，“三线建设”是在面对美苏的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以及从1961—1965年对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关系进行全面调整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布局和实施的。通俗是我对本书写作的自我要求，但通俗绝不是媚俗，不是要有意迎合一些人的猎奇心理，而是在权威的标准下进行通俗的表述，力求语言生动直白，贴近生活。例如，1926年用的标题是两句歌词“打倒列强，除军阀”“工农学兵，大联合”，一看就明白当时的社会诉求，但在正文写作时，对大革命中的大事要事进行了权威评价。
三、社会反响及初步感想
《文献中的百年党史》于2020年11月正式出版，出版5个月以来，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并获2020年度“中国好书”。有专家说：“《文献中的百年党史》为庆祝建党百年党史普及读物怎么写，带了一个好头。这本书既有学术著作的严谨，又有通俗作品的表达。立意高，故事性很强，是一部新时代大众化、普及化优秀读物。”有读者说，这本书突出的特点是：专业人员不觉其浅，普通大众不感其深。一位84岁的老军人说，他很多年没有这么认真坚持看完一本书了，一天看三四小时。还有一位大庆读者说：“这书写得真好，简单易懂，普通人都能看明白，不用费尽脑筋去猜。我之前看的都是野史，没有官方定论，搞不清真假，看完后人生观都变了。”
在人人都对着手机屏幕的时代，纸质主题出版图书能有这样的反响是比较难得的。除了内容为王之外，我有以下三点感想：
一是主題出版物的成功是多方合力的结果。一本书既属于作者，又不完全属于作者。在作者写作水平之外，有没有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有没有优秀出版社的全力编辑，都会影响一本书的传播效果。我要感谢中宣部的大力肯定，本书被中宣部列为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学习强国”推荐读物，这是对本书权威性的认可。要感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感谢学林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专业敬业。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怀着高度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对本书高度负责、全情投入。从开始到最后敲定前后共印制了六七个版次的样稿，每次样稿都是我、出版社、专家十几人同时审看审改，这样算下来，从今年3月交出版社初稿，到11月正式出版，8个月的时间，前后吸收了近100人次的修改意见，样稿堆起来足足有一人高。
二是主题出版物要努力进行形式创新。以前我出书的关注点主要是在内容上，这次也是一样，但同时也设想书的形式要更时尚更新颖，同时围绕本书推出一系列文创产品。我向学林出版社的同志提出想法后，他们赞同，大家达成一致：力争做一本“最美主题出版物”。最终，他们做出的产品远超出我的预期。就书而言，全书每一页都是单独设计，图片和文字的排版都不一样;裸脊锁线胶装，每一页都能完全舒适平坦打开，带给读者最好的阅读体验。可以说，装帧设计水平之高在党史出版物中是很少见的。文创产品更是精彩纷呈，“百年党史”主题周历汇集100个重大党史事件的100余幅珍贵历史图片，由周历页和明信片页长短相间组成，沿手撕线撕下，每一页都可以变成明信片;主题笔记本选用经典的红色作为主色调，自带红色书签带，横格内文可做多种用途;与中华铅笔厂联合推出的主题铅笔，取名“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铅笔杆上标识有建党百年5个代表性的年份。据学林出版社的同志讲，量身定制的主题系列文创一经推出，便供不应求。另外，本书还邀请专业播音人员录成音频，扫码即可听书。让党史读物时尚起来，与潮流共振，我想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三是主题出版物要首重读者体验。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我想，对党史宣传教育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要在话语方式、装帧设计等方面考虑读者体验，让权威党史“飞入寻常百姓家”。本书之所以受到较多普通读者喜欢，就是努力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在坚决与党中央关于重大党史事件、重要党史人物的观点、口径保持高度一致，旗帜鲜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的基础上，撷取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中的一系列重要文献，以小切口折射大主题，以小故事揭示大道理，虽未直写但实际上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重大问题。老百姓更容易接受的，可能就是这种寓道理于细节的通俗读物。
《文献中的百年党史》虽然内容通俗，但其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现实性都较强。我创作的过程，实际上是对百年党史进行再研究、再学习的过程。我深深感到，再加100个1000个专题和细节，也难以全面再现党百年来的丰功伟绩。书中也还有很多遗憾和不足之处。作为一名党史文献工作者，我将继续再接再厉，坚持立足时代前沿，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断推出更多更好更有社会影响力的权威通俗党史读物，让它们“飞入寻常百姓家”。
（本文为“主题出版与人文社科类优秀图书出版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责任编辑 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