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端午要放三天假。我利用假日，独坐办公室，校阅这本集子；同时，重温《卜居》、《渔父》，以及闻一多先生有关端午、屈原的两篇文章，以为节日的私人纪念。
　　集子里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十年前的旧作，散见于国内的报刊上，只有少量作品是近年发表的。集子名曰“陈谷”，是老实交待文章的发表年月，有如食品包装上印着“生产日期”；是书籍生产者的诚实告知。不过，我自信，十年前写下的作品，并不像易腐易烂的食物，被人扔在垃圾桶里。即使我不结集出版，这些文章还是散存在当初发表的报刊上，白纸黑字，沉睡在图书馆里，谁也抹不掉她们的存在。贮存在陶罐里的陈谷，如果播撒在土地上，有水，有光，就会有一片新绿。
　　人真是个奇怪的动物：当某件事很难，具有挑战性时，反而雄心勃勃，不达目的不罢休；当一件事太容易时，反而觉得无味，没劲，不愿去做。如果足球赛没规则，对方不遇到严密的防守，一射必中，谁还会深夜爬起来看世界杯？年轻时，我给报刊投稿，屡退屡投，乐此不疲，当一篇千字文终于刊发在大报名刊上时，兴奋不可名状；走在长安街上，昂首阔步，仿佛是英雄凯旋。自我感觉好极了!更不用说，出版一本个人的专集，我会有多大的喜悦!
　　写到这里，我还得交待：这本集子，十年前就该出版，也碰到了出版的机会，但还是“因故”错过了。那些年，我工作清闲，写得多，已薄有文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刘淑文大姐，专门打电话来，要我编一本集子，由她当责编，在“百花”出版。淑文大姐在《散文》杂志工作时，亲手编发过我的第一篇习作，她写的采用通知函，我至今还保存着。现在，她主动向我约书稿，证明她当初的作者后来表现不俗，值得出一本集子。我赶紧剪剪贴贴，编辑成册，将书稿寄出。隔了不长的时间，淑文大姐写信来，开始就说：“建民我对不起你呀!你的书，领导说散文随笔出的太多，不能再出了。建民我真对不起你!”我慌忙回信说：“您给我约稿，我已该感谢了；领导的考虑是对的。”人要有自知之明。我的书稿被婉拒，原因有二：一、我没有很大的名望和地位；二、我的书卖不出多少，不会给出版社带来经济效益，甚至会赔钱。我是出版界中人，最应该理解这种事。在此之前，这家出版社的谢大光兄，已经给我约过一部书稿——是我的第一本习作。大光兄是出版社的副总编辑，他的出版理念是：“百花”要出版散文作者的第一本集子。我的习作当然幼稚，但都在大报名刊发表过，应该说达到了出版标准，更符合他的出版理念。书稿顺利编排，出版社的校对科已过一校，单等下厂；但一放几年，就是出不来，也没有明确答复。我该知趣，免得出版社和朋友为难，就把校样要回来，锁在文件柜里，长期封存，看都不愿再看。
　　然而，在朋友的提醒和督促下，我还是在今年的端午节读完了这本集子的校样，并交付出版。面对自己的旧作，我并不感到脸红；在校阅过程中，我甚至因其中的几篇感动，仿佛恢复了写作的自信。晚年托尔斯泰每有新作，常仰卧躺椅，闭上眼睛，请人朗读，读罢，托尔斯泰自言自语：“这老头儿是谁？他写得真好呀!”谁也不敢比附托翁，但我重读自己十几年前认真写下的文章，也有类似的老天真。
　　注：【陈谷集】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1月版，定价：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