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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时学书有“仙骨”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感情，书法是他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从年轻时起，毛泽东便在书法领域耕耘和求索，至老而不倦。
1910年毛泽东考入湘乡东山书院（东山高等小学堂），他常临摹王羲之《十七帖》和学院附近东台山凤凰寺所藏清代湘乡书法家萧礼容碑，字字写得很有功力，尤以草书为精妙。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有一句口头禅:“字要写得好，就要起得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练;刻苦自励，穷而后工，才能得心应手……学字要有帖，帖中要发挥。”
现在还保存着的一张毛泽东还书的便条，是他16岁时写的，用笔严谨，而又有开拓，可知那时他已有相当功底。他进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后，作了一篇文章，叫《宋襄公论》。国文教师谭咏春阅卷时批道:“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视全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这个年轻人确似有“仙骨”，文章固然可取，又用楷书写就，工整秀丽，故当时师生们誉他的文和字为同学中之“两绝”。现在还保留着的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写的一篇作文的手迹，题目叫《商鞅徙木立信论》，用的也是丝毫不苟的小楷，一气呵成，笔笔遒劲。
1913年10月～12月，毛泽东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读预科时，留下了一本笔记。前11页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后36页冠名《讲堂录》。从这些墨迹看，这个时期，毛泽东深受晋唐楷书和魏碑的影响，既潇洒飘逸，神采飞扬，又古拙可爱，质朴自然。
战地喜获《三希堂》
1927年11月，毛泽东上井冈山，在江西宁冈县砻市创办了第一个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笔墨纸张比较缺乏，有一次，一个学员提出用柳枝烧成炭可以写字，毛泽东在青石板上试了试，软硬适度，写出来的字还挺清晰。毛泽东满意地说:“倒真像墨笔哩！”他说，“敌人越是封锁，大家的办法就越多。看，封锁得同志们用木炭树枝当笔，在地上、石板上、沙滩上写字。这种笔墨纸张是用不完的。”
毛泽东走到哪里都在研究学习书法。红军时期他率部转战到贵州遵义县北娄山关时，见一石碑，上刻“娄山关”三个红漆大字，便问陈昌奉等:“娄山关刻碑干什么？”许多人回答不出，他便解释说:“关乃要塞重地也，是出入的通道，常以碑柱碑石为界，区分和标志地名。”之后，他向大家介绍了“娄山关”三个大字的特点和价值。他赞扬这三个字写得苍劲，像峻峰那样挺拔屹立，运笔如飞。工匠石刻也非常精美。他还反复揣摩，不断用手在笔画上临摹运笔走势，不时感叹:“可惜不知出自哪位名家之手，这碑又修建于何代。”
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一套晋唐小楷一直带在毛泽东身边。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利用点点滴滴的时间写字，并且经常阅览法帖。当时延安的老百姓知道毛泽东喜欢写毛笔字，为表示对他的敬意，特地用一块古砖刻磨成一方砚石，送给毛泽东。可惜，这方砚台在后来转移时丢失了。这个时期，毛泽东的书法创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以行草为主，用笔恣肆，刚劲挺拔，大气磅礴，形成了个人的独特风格。
1937年平型关大捷后，一位青年作家奔赴延安的途中，从被日军炸毁的废墟中拾得四册名著及《石索》、《三希堂法帖》各两卷，如获至宝。他不辞辛苦，带到了延安。一天，素有“长征才子”之称的朱光和那位青年作家谈得投机，便引他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一见如故，殷勤款待。青年作家感动不已，便将自己挎包中那辛辛苦苦背到延安的“宝贝”一股脑儿掏了出来，欲赠毛泽东。毛泽东喜出望外。不料一旁的朱光手疾眼快，一把将书夺了过去。“见面分一半！”朱光面无愧色。“谁说应该归你？……”两人互不相让。青年作家连忙调停，结果是平分秋色。毛泽东得到了两册名著和《三希堂法帖》。
在毛泽东丰泽园故居的书房里，至今仍然存有毛泽东读过的大量字帖和书籍。其中有规整秀丽、形意翩翩的汉代隶书，又有妍美流畅的“二王”法帖;有厚重雄劲、气势磅礴的楷书墨迹，也有逸势奇壮、应手万变的“狂草”，还有在中国书法史上独树一帜的宋徽宗“瘦金体”法帖;不但有中国历代名家的墨迹、法帖、碑文拓片，还有中国历代书法理论著作。因此，毛泽东可以说是“神游书海目览千帖”。
1949年，毛泽东阅读法帖更多更勤了。20来年的时间里，他读过的帖约有近400种。“二王”帖及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是他时常披阅的。他在访苏的短暂而紧张的日子里，也未忘随身带几本《三希堂法帖》。《三希堂法帖》为清乾隆时期搜集刻印。乾隆皇帝得到晋书法家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伯远帖》珍贵墨迹三种，很是欢喜，名其收藏处为“三希堂”。乾隆将这三种法帖与内府收藏的自魏晋至明代著名书法家的作品340余件，各种题跋200余件，汇集刻印，而以《三希堂法帖》命名。这是我国一部书法巨制。1958年，毛泽东请田家英向故宫博物院“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其中就有《三希堂法帖》。
毛泽东读帖不重版本是否珍贵，而着眼于分析各家的长短，体其风貌，察其用笔、结构、章法等，吸取其精髓，以丰富自己的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中，毛泽东最喜爱的是草书。而在草书中，毛泽东又最喜欢怀素。毛泽东对怀素的《自叙帖》、《论书帖》、《苦笋帖》等百读不厌，爱不释手。1974年，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访华时，毛泽东在书房里接见了他。亲切交谈之后，还特地赠送给他一本自己喜爱的《怀素自叙帖真迹》，大平正芳十分高兴。
如果拿毛泽东的草书和怀素的《自叙帖》相比，我们不难看出，其中很多字不但形似，而且神似。田家英就认为:毛泽东的书法，特别是草书，和怀素《自叙帖》有相同的地方:一是笔画都较细圆；二是字形都较大;三是在大草的布局上，都采用了行行逶迤、翩翩恣肆的写法;四是“神”上很相似。毛泽东热爱怀素的狂草，但他又不拘泥于此，勇于创新，逐渐形成了自家的“毛体”，正如他常对秘书所说的那样:“如果每个人写的字都和字帖或是某人的字一模一样，那书法就停滞不前，没有发展了。”
毛泽东书法的造诣，固然是他转益多师的结果，同时也和他善于从生活中吸取美的营养分不开。诗人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一诗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往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毛泽东早在1937年就与朱光等人说过:杜甫这段话说出了舞蹈、戏剧等艺术与书法艺术相通，是至理名言。那时毛泽东曾表示想看朱光表演莎士比亚的名剧《奥赛罗》，以便用戏剧艺术来丰富自己的书法。
骨神兼备成一家
毛泽东的著作甚丰，唯对书法艺术的见解，却没有专门论述，因而无法窥其见解的全貌。但从一些片言只语中，还是可以归纳出如下几点:
一、书法里充满了辩证法。他说:“字的结构有大小、疏密，笔画有长短、粗细、曲直、交叉，笔势上又有虚与实，动与静，布局上有行与行间的关系、黑白之间的关系。你看，这一对对的矛盾都是对立的统一啊！既有矛盾，又有协调统一。中国的书法里充满了辩证法呀！”
二、字要骨神兼备。他指出:“人有像貌、筋骨、精神，字也有像貌、筋骨、神韵。”因此，临帖，“最初要照原样写，以后练多了，要仿其形，取其神。”他说，“字和人一样，也有筋骨和灵魂。练久了，就会找到筋骨，写出神韵。”所谓筋骨，是字的形貌、气势和力量;所谓灵魂，是字的内质、神韵。古人的字，一般地说，北碑尚骨，南帖尚神。毛泽东则主张骨神兼备。
三、既广采博取，又独具风格。毛泽东说:“学字要有帖，学好后要发挥。习字要有体，但不一定受一种体的限制，要兼学并蓄，广采博取，有自己的创新，自己的风格，才能引人入胜。”
这些书法理论，是毛泽东从借鉴古人的经验和总结自己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
毛泽东书法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青年时代可谓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多为楷书，字体工整而有力，有些写得特别工整。
1921年到1949年，可谓第二阶段。在建党初期，特别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战火纷飞的环境中，他运筹帷幄，为使机要人员传达准确迅速无误，他起草的文电多是行（书）而不是草。三十年代字体清秀，字形略长，上下自左向右略有倾斜。1941年以后变为自右向左略有倾斜，如1941年致毛岸英、毛岸青的信及其前后起草的大量文电等。
1949年进北京以后，可谓第三阶段。这时，情况变了，条件好了，毛泽东除起草公务活动的文电外，还写了一千多封回复亲朋故旧和素不相识的群众的信。从中可以看到他的字越写越好，越写越草。然而，他的复信是视对象而别的，给高级民主人士、老先生、科学家、教授等的书信多为草书，有些写得非常之草；反之，对文化程度低的人，字都写得比较清楚工整。
毛泽东的书体，从学生时代到五六十年代有很大变化，这和笔有关系。新笔写的字笔锋更明显更突出。但主要还是他的功力和字体有变化。要观察毛泽东字体的变化，除从总体上看，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看他的签名。1943年以前“毛泽东”的“毛”字一般都是从上面下来，再这么一转，一笔写成。1943年以后，“毛”字写成四笔，先点三点，然后再竖弯勾。到1948年、1949年，又变了，从1948年2月他修改中央一个文件时写的几封信到1949年9月给宋庆龄或任弼时的信，“毛泽东”三个字中，“毛”字变化不大，“泽东”二字变化则很大。
50年代以后，毛泽东的字变得非常之好看，这和他那时的练字有关系。
进城以后，毛泽东的工作虽仍然十分繁忙，但客观条件比进城前好多了，可以看到历代书法家的碑帖，当时中办秘书室的陈秉忱就专门为毛泽东购买书籍、收集字帖，收有各种碑帖数百部。50年代毛泽东休息时书写了数百首古诗词，一首诗往往书写五六次，六七次，甚至十来次。他作诗词也多是书写许多次，且多为草书。毛泽东的书法最好的时期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例如他书写的诗词，给华罗庚、章士钊的信件等，都非常之美。有一位朋友对我说，看毛泽东手迹是一种享受，看过后还是想看，每看一遍都受启发。毛泽东成了深受读者喜爱的现代书法家。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感情，书法是他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从年轻时起，毛泽东便在书法领域耕耘和求索，至老而不倦。
1910年毛泽东考入湘乡东山书院（东山高等小学堂），他常临摹王羲之《十七帖》和学院附近东台山凤凰寺所藏清代湘乡书法家萧礼容碑，字字写得很有功力，尤以草书为精妙。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有一句口头禅:“字要写得好，就要起得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练;刻苦自励，穷而后工，才能得心应手……学字要有帖，帖中要发挥。”
现在还保存着的一张毛泽东还书的便条，是他16岁时写的，用笔严谨，而又有开拓，可知那时他已有相当功底。他进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后，作了一篇文章，叫《宋襄公论》。国文教师谭咏春阅卷时批道:“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视全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这个年轻人确似有“仙骨”，文章固然可取，又用楷书写就，工整秀丽，故当时师生们誉他的文和字为同学中之“两绝”。现在还保留着的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写的一篇作文的手迹，题目叫《商鞅徙木立信论》，用的也是丝毫不苟的小楷，一气呵成，笔笔遒劲。
1913年10月～12月，毛泽东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读预科时，留下了一本笔记。前11页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后36页冠名《讲堂录》。从这些墨迹看，这个时期，毛泽东深受晋唐楷书和魏碑的影响，既潇洒飘逸，神采飞扬，又古拙可爱，质朴自然。
战地喜获《三希堂》
1927年11月，毛泽东上井冈山，在江西宁冈县砻市创办了第一个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笔墨纸张比较缺乏，有一次，一个学员提出用柳枝烧成炭可以写字，毛泽东在青石板上试了试，软硬适度，写出来的字还挺清晰。毛泽东满意地说:“倒真像墨笔哩！”他说，“敌人越是封锁，大家的办法就越多。看，封锁得同志们用木炭树枝当笔，在地上、石板上、沙滩上写字。这种笔墨纸张是用不完的。”
毛泽东走到哪里都在研究学习书法。红军时期他率部转战到贵州遵义县北娄山关时，见一石碑，上刻“娄山关”三个红漆大字，便问陈昌奉等:“娄山关刻碑干什么？”许多人回答不出，他便解释说:“关乃要塞重地也，是出入的通道，常以碑柱碑石为界，区分和标志地名。”之后，他向大家介绍了“娄山关”三个大字的特点和价值。他赞扬这三个字写得苍劲，像峻峰那样挺拔屹立，运笔如飞。工匠石刻也非常精美。他还反复揣摩，不断用手在笔画上临摹运笔走势，不时感叹:“可惜不知出自哪位名家之手，这碑又修建于何代。”
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一套晋唐小楷一直带在毛泽东身边。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利用点点滴滴的时间写字，并且经常阅览法帖。当时延安的老百姓知道毛泽东喜欢写毛笔字，为表示对他的敬意，特地用一块古砖刻磨成一方砚石，送给毛泽东。可惜，这方砚台在后来转移时丢失了。这个时期，毛泽东的书法创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以行草为主，用笔恣肆，刚劲挺拔，大气磅礴，形成了个人的独特风格。
1937年平型关大捷后，一位青年作家奔赴延安的途中，从被日军炸毁的废墟中拾得四册名著及《石索》、《三希堂法帖》各两卷，如获至宝。他不辞辛苦，带到了延安。一天，素有“长征才子”之称的朱光和那位青年作家谈得投机，便引他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一见如故，殷勤款待。青年作家感动不已，便将自己挎包中那辛辛苦苦背到延安的“宝贝”一股脑儿掏了出来，欲赠毛泽东。毛泽东喜出望外。不料一旁的朱光手疾眼快，一把将书夺了过去。“见面分一半！”朱光面无愧色。“谁说应该归你？……”两人互不相让。青年作家连忙调停，结果是平分秋色。毛泽东得到了两册名著和《三希堂法帖》。
在毛泽东丰泽园故居的书房里，至今仍然存有毛泽东读过的大量字帖和书籍。其中有规整秀丽、形意翩翩的汉代隶书，又有妍美流畅的“二王”法帖;有厚重雄劲、气势磅礴的楷书墨迹，也有逸势奇壮、应手万变的“狂草”，还有在中国书法史上独树一帜的宋徽宗“瘦金体”法帖;不但有中国历代名家的墨迹、法帖、碑文拓片，还有中国历代书法理论著作。因此，毛泽东可以说是“神游书海目览千帖”。
1949年，毛泽东阅读法帖更多更勤了。20来年的时间里，他读过的帖约有近400种。“二王”帖及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是他时常披阅的。他在访苏的短暂而紧张的日子里，也未忘随身带几本《三希堂法帖》。《三希堂法帖》为清乾隆时期搜集刻印。乾隆皇帝得到晋书法家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伯远帖》珍贵墨迹三种，很是欢喜，名其收藏处为“三希堂”。乾隆将这三种法帖与内府收藏的自魏晋至明代著名书法家的作品340余件，各种题跋200余件，汇集刻印，而以《三希堂法帖》命名。这是我国一部书法巨制。1958年，毛泽东请田家英向故宫博物院“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其中就有《三希堂法帖》。
毛泽东读帖不重版本是否珍贵，而着眼于分析各家的长短，体其风貌，察其用笔、结构、章法等，吸取其精髓，以丰富自己的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中，毛泽东最喜爱的是草书。而在草书中，毛泽东又最喜欢怀素。毛泽东对怀素的《自叙帖》、《论书帖》、《苦笋帖》等百读不厌，爱不释手。1974年，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访华时，毛泽东在书房里接见了他。亲切交谈之后，还特地赠送给他一本自己喜爱的《怀素自叙帖真迹》，大平正芳十分高兴。
如果拿毛泽东的草书和怀素的《自叙帖》相比，我们不难看出，其中很多字不但形似，而且神似。田家英就认为:毛泽东的书法，特别是草书，和怀素《自叙帖》有相同的地方:一是笔画都较细圆；二是字形都较大;三是在大草的布局上，都采用了行行逶迤、翩翩恣肆的写法;四是“神”上很相似。毛泽东热爱怀素的狂草，但他又不拘泥于此，勇于创新，逐渐形成了自家的“毛体”，正如他常对秘书所说的那样:“如果每个人写的字都和字帖或是某人的字一模一样，那书法就停滞不前，没有发展了。”
毛泽东书法的造诣，固然是他转益多师的结果，同时也和他善于从生活中吸取美的营养分不开。诗人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一诗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往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毛泽东早在1937年就与朱光等人说过:杜甫这段话说出了舞蹈、戏剧等艺术与书法艺术相通，是至理名言。那时毛泽东曾表示想看朱光表演莎士比亚的名剧《奥赛罗》，以便用戏剧艺术来丰富自己的书法。
骨神兼备成一家
毛泽东的著作甚丰，唯对书法艺术的见解，却没有专门论述，因而无法窥其见解的全貌。但从一些片言只语中，还是可以归纳出如下几点:
一、书法里充满了辩证法。他说:“字的结构有大小、疏密，笔画有长短、粗细、曲直、交叉，笔势上又有虚与实，动与静，布局上有行与行间的关系、黑白之间的关系。你看，这一对对的矛盾都是对立的统一啊！既有矛盾，又有协调统一。中国的书法里充满了辩证法呀！”
二、字要骨神兼备。他指出:“人有像貌、筋骨、精神，字也有像貌、筋骨、神韵。”因此，临帖，“最初要照原样写，以后练多了，要仿其形，取其神。”他说，“字和人一样，也有筋骨和灵魂。练久了，就会找到筋骨，写出神韵。”所谓筋骨，是字的形貌、气势和力量;所谓灵魂，是字的内质、神韵。古人的字，一般地说，北碑尚骨，南帖尚神。毛泽东则主张骨神兼备。
三、既广采博取，又独具风格。毛泽东说:“学字要有帖，学好后要发挥。习字要有体，但不一定受一种体的限制，要兼学并蓄，广采博取，有自己的创新，自己的风格，才能引人入胜。”
这些书法理论，是毛泽东从借鉴古人的经验和总结自己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
毛泽东书法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青年时代可谓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多为楷书，字体工整而有力，有些写得特别工整。
1921年到1949年，可谓第二阶段。在建党初期，特别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战火纷飞的环境中，他运筹帷幄，为使机要人员传达准确迅速无误，他起草的文电多是行（书）而不是草。三十年代字体清秀，字形略长，上下自左向右略有倾斜。1941年以后变为自右向左略有倾斜，如1941年致毛岸英、毛岸青的信及其前后起草的大量文电等。
1949年进北京以后，可谓第三阶段。这时，情况变了，条件好了，毛泽东除起草公务活动的文电外，还写了一千多封回复亲朋故旧和素不相识的群众的信。从中可以看到他的字越写越好，越写越草。然而，他的复信是视对象而别的，给高级民主人士、老先生、科学家、教授等的书信多为草书，有些写得非常之草；反之，对文化程度低的人，字都写得比较清楚工整。
毛泽东的书体，从学生时代到五六十年代有很大变化，这和笔有关系。新笔写的字笔锋更明显更突出。但主要还是他的功力和字体有变化。要观察毛泽东字体的变化，除从总体上看，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看他的签名。1943年以前“毛泽东”的“毛”字一般都是从上面下来，再这么一转，一笔写成。1943年以后，“毛”字写成四笔，先点三点，然后再竖弯勾。到1948年、1949年，又变了，从1948年2月他修改中央一个文件时写的几封信到1949年9月给宋庆龄或任弼时的信，“毛泽东”三个字中，“毛”字变化不大，“泽东”二字变化则很大。
50年代以后，毛泽东的字变得非常之好看，这和他那时的练字有关系。
进城以后，毛泽东的工作虽仍然十分繁忙，但客观条件比进城前好多了，可以看到历代书法家的碑帖，当时中办秘书室的陈秉忱就专门为毛泽东购买书籍、收集字帖，收有各种碑帖数百部。50年代毛泽东休息时书写了数百首古诗词，一首诗往往书写五六次，六七次，甚至十来次。他作诗词也多是书写许多次，且多为草书。毛泽东的书法最好的时期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例如他书写的诗词，给华罗庚、章士钊的信件等，都非常之美。有一位朋友对我说，看毛泽东手迹是一种享受，看过后还是想看，每看一遍都受启发。毛泽东成了深受读者喜爱的现代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