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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被誉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的洪堡特凭借着广阔的研究视野,他的许多语言学理论至今仍影响深远。 在当下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日益受到关注的情况下,洪堡特的语言民族性理论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文化教学中的教师本身就是一种语言和文化的持有者,而且是根深蒂固的,这样对教学会产生双面的作用。鉴于此,教师必须把握好各种角色的扮演和转换,保证教学顺利有效地完成。
关键词洪堡特 语言民族性 文化教学 教师角色
中圖分类号:G645文献标识码:A
1 语言民族性和对外汉语文化教学
威廉·冯·洪堡特(1767—1835)是一位学识渊博、兴趣广泛的德国学者,研究领域涉及哲学、政治、美学、人类学等等。现在我们仍在使用的语言类型分类就肇始于洪堡特。洪堡特被誉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
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的浪漫主义思潮盛行,这影响到了语言的研究。浪漫主义者认为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结构,每一种语言都反映民族精神和文化特性。洪堡特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体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民族语言和民族精神怎样一起产生自我们认识所不可企及的同一个源泉,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无法破译的谜。”他还说,“虽然我们不想去断定上述二者中哪一方占据主导地位,却有必要把民族的精神力量看作真实的解释原则,看作决定着语言差异的实际原因。因为,唯有这种力量才活生生地、独立自主地存在于我们面前,而语言则仅仅是依赖于这一力量的现象。”“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民族,都是人类精神的不同方式,不同程度自我显示的结果。语言是精神的创造活动, 或者说是‘精神的不由自主的流射’”。显然就语言和精神二者的关系来看,洪堡特还是认为精神是第一位的,精神决定语言,精神是语言的内核和动力,语言是精神的外化和表现。这种研究的方法和原则使洪堡特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审视各民族的语言。
语言的民族性理论直接影响了突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建构,掀起了汉语研究的又一高潮。这一语言学的高潮势必波及以此为依托的对外汉语教学。90年代以来,文化教学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的一大热议。以往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的指导下,几乎所有的语言教学,包括对外汉语教学都只关注对语言结构的机械式操练,忽略了文化因素的教学。可喜的是,一些新兴的语言学派,比如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派,以美国语言学家拉博夫、海姆斯为代表的社会语言学派等都认为语言与文化必不可分。这样,洪堡特的语言民族性理论在当代又重新焕发生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日益受到关注。
2 文化教学中教师的心态
在语言与文化的研究日渐深入,文化教学日益受到重视,其中的教学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不是孤立的,也隶属于世界范围内外语教学,当然会受到国外教学法及流派的影响。而随着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这种影响越来越大。
从国外教学法的发展来看,学生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教学因此变得越来越人性化。似乎教师的作用被弱化,教师处在了一个被动的位置。那么如何充分利用这宝贵的时间,在短时间内达到好的教学效果呢?当然教师有必要调整课堂设计,提高教学能力,但在这之前,有一个良好而正确的角色定位和心态对之后进行的教学活动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根据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特殊性,我们认为对外汉语教师应根据如下四种角色调整心态。
2.1 交际者
准确地说是跨文化交际者。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具有民族性,语言的差异渗透着文化的差异,可以说我们说的每一句都蕴含着自己民族、自己文化的特色。洪堡特认为,每一种语言都在它所隶属的民族周围设下一道樊篱,一个人只有跨过另一种语言的樊篱进入其中,才有可能摆脱母语樊篱的约束。跨文化交际者对这一点应保持足够的敏感性。
作为跨文化的交际者,应该对交际双方的文化、语言持尊重、平等的态度,比较多的对交际双方差异的了解更有利于双方交际的顺利完成。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我每次初次跟一个留学生聊天时,话轮总是从“你来自哪个国家?来中国多长时间了?学习汉语多长时间了?”这样的问题开始,然后头脑中就会联系历史、当前在政治文化、方面对中国的态度等等,根据这些对这样一个人做出评价。这样做会对对方有些许的了解,但会造成刻板印象甚至是错误印象。比如说,在中国人心中,中日之间的历史会让我们觉得心中不舒服,总会有些阴影,这样是会影响到交际行为的。首先,因为存在个体差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肯定也存在差异,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次,事物和人都是在变化发展的,历史的不一定代表现在的,国家的不一定是个人的。在交际中,应力图排除政治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双方有冲突时。
2.2 教授者
韩愈说,师就要“传道、授业、解惑”,教师是知识的化身,中国人对老师是崇拜的,更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说法,这就造成了课堂内的等级制度。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教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课堂上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学生是不能对老师提出否定的看法的,否则就是对老师的不尊重。中国人好面子,面子问题对中国人尤为重要,尤其是对于“伟大的教师”来说。
与中国传统的中小学课堂不同,外国留学生习惯于将在本国国内的课堂表现带入对外汉语课堂,这样使课堂相对比较活跃,学生发言踊跃,有什么问题会当场提出。碰到某些尖锐的,当场无法回答的问题时,中国教师肯定觉得有失面子,而造成情绪波动。再加上没有十全十美的老师,也“没有十全十美的文化。文化的整体不可褒贬……我们相信人类存在着对美与丑、真与伪、善与恶的‘共同感觉’(common sence)。人们完全有理由批评各种不文明的现象。……如果人们连这点批评的勇气都没有,那么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也同样是不可能的”。这时候就要求教师控制、稳定情绪,保持良好的心态。公正客观地面对问题,正视不文明现象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教师的客观能够培养起学生的信任,这种信任关系对教学有利。
2.3 学习者
从教学角度来看,中国自古就有“教学相长”的先进意识。从交际角度来看,交际双方都在接受着不同于母语文化的文化建构。教学双方、交际双方实际上都在接受、学习者新知识、新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学习者,这个身份的教师应保持谦虚诚恳的态度接受外来文化,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了解和学习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相对性)的最好途径。因为双方都是某种文化使用上的佼佼者,这时候比对出的差异更正确,更让人印象深刻,它比其他比如书籍、影像资料更具有真实性和现实意义。
2.4 研究者
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由于教学对象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差异客观存在,课堂上势必出现不同文化之间的直接碰撞。由于课堂上教师可以真实准确地观察、领会文化差异,这样就为跨文化研究,跨语言研究和今后的教学和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所以教师应保有研究探索的意识和精神,在教学中不断发现问题,经反复思考摸索后,解决问题,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3 小结
文化教学中的教师是一个复杂的角色。无论是作为交际者、教授者、学习者还是研究者的教师,我们都不能孤立地看待。作为交际者,他是特殊的交际者,因为他又兼具教授者、学习者和研究者的身份。其他三种身份亦有这种特殊性。认清自己的角色,教师才能调整自己的心态,保证教学活动的顺利有效地完成。
参考文献
[1]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五卷本III[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434.
[2]胡明扬.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李铭建.中国文化介绍的取向[M].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选[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
关键词洪堡特 语言民族性 文化教学 教师角色
中圖分类号:G645文献标识码:A
1 语言民族性和对外汉语文化教学
威廉·冯·洪堡特(1767—1835)是一位学识渊博、兴趣广泛的德国学者,研究领域涉及哲学、政治、美学、人类学等等。现在我们仍在使用的语言类型分类就肇始于洪堡特。洪堡特被誉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
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的浪漫主义思潮盛行,这影响到了语言的研究。浪漫主义者认为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结构,每一种语言都反映民族精神和文化特性。洪堡特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体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民族语言和民族精神怎样一起产生自我们认识所不可企及的同一个源泉,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无法破译的谜。”他还说,“虽然我们不想去断定上述二者中哪一方占据主导地位,却有必要把民族的精神力量看作真实的解释原则,看作决定着语言差异的实际原因。因为,唯有这种力量才活生生地、独立自主地存在于我们面前,而语言则仅仅是依赖于这一力量的现象。”“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民族,都是人类精神的不同方式,不同程度自我显示的结果。语言是精神的创造活动, 或者说是‘精神的不由自主的流射’”。显然就语言和精神二者的关系来看,洪堡特还是认为精神是第一位的,精神决定语言,精神是语言的内核和动力,语言是精神的外化和表现。这种研究的方法和原则使洪堡特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审视各民族的语言。
语言的民族性理论直接影响了突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建构,掀起了汉语研究的又一高潮。这一语言学的高潮势必波及以此为依托的对外汉语教学。90年代以来,文化教学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的一大热议。以往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的指导下,几乎所有的语言教学,包括对外汉语教学都只关注对语言结构的机械式操练,忽略了文化因素的教学。可喜的是,一些新兴的语言学派,比如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派,以美国语言学家拉博夫、海姆斯为代表的社会语言学派等都认为语言与文化必不可分。这样,洪堡特的语言民族性理论在当代又重新焕发生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日益受到关注。
2 文化教学中教师的心态
在语言与文化的研究日渐深入,文化教学日益受到重视,其中的教学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不是孤立的,也隶属于世界范围内外语教学,当然会受到国外教学法及流派的影响。而随着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这种影响越来越大。
从国外教学法的发展来看,学生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教学因此变得越来越人性化。似乎教师的作用被弱化,教师处在了一个被动的位置。那么如何充分利用这宝贵的时间,在短时间内达到好的教学效果呢?当然教师有必要调整课堂设计,提高教学能力,但在这之前,有一个良好而正确的角色定位和心态对之后进行的教学活动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根据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特殊性,我们认为对外汉语教师应根据如下四种角色调整心态。
2.1 交际者
准确地说是跨文化交际者。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具有民族性,语言的差异渗透着文化的差异,可以说我们说的每一句都蕴含着自己民族、自己文化的特色。洪堡特认为,每一种语言都在它所隶属的民族周围设下一道樊篱,一个人只有跨过另一种语言的樊篱进入其中,才有可能摆脱母语樊篱的约束。跨文化交际者对这一点应保持足够的敏感性。
作为跨文化的交际者,应该对交际双方的文化、语言持尊重、平等的态度,比较多的对交际双方差异的了解更有利于双方交际的顺利完成。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我每次初次跟一个留学生聊天时,话轮总是从“你来自哪个国家?来中国多长时间了?学习汉语多长时间了?”这样的问题开始,然后头脑中就会联系历史、当前在政治文化、方面对中国的态度等等,根据这些对这样一个人做出评价。这样做会对对方有些许的了解,但会造成刻板印象甚至是错误印象。比如说,在中国人心中,中日之间的历史会让我们觉得心中不舒服,总会有些阴影,这样是会影响到交际行为的。首先,因为存在个体差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肯定也存在差异,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次,事物和人都是在变化发展的,历史的不一定代表现在的,国家的不一定是个人的。在交际中,应力图排除政治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双方有冲突时。
2.2 教授者
韩愈说,师就要“传道、授业、解惑”,教师是知识的化身,中国人对老师是崇拜的,更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说法,这就造成了课堂内的等级制度。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教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课堂上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学生是不能对老师提出否定的看法的,否则就是对老师的不尊重。中国人好面子,面子问题对中国人尤为重要,尤其是对于“伟大的教师”来说。
与中国传统的中小学课堂不同,外国留学生习惯于将在本国国内的课堂表现带入对外汉语课堂,这样使课堂相对比较活跃,学生发言踊跃,有什么问题会当场提出。碰到某些尖锐的,当场无法回答的问题时,中国教师肯定觉得有失面子,而造成情绪波动。再加上没有十全十美的老师,也“没有十全十美的文化。文化的整体不可褒贬……我们相信人类存在着对美与丑、真与伪、善与恶的‘共同感觉’(common sence)。人们完全有理由批评各种不文明的现象。……如果人们连这点批评的勇气都没有,那么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也同样是不可能的”。这时候就要求教师控制、稳定情绪,保持良好的心态。公正客观地面对问题,正视不文明现象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教师的客观能够培养起学生的信任,这种信任关系对教学有利。
2.3 学习者
从教学角度来看,中国自古就有“教学相长”的先进意识。从交际角度来看,交际双方都在接受着不同于母语文化的文化建构。教学双方、交际双方实际上都在接受、学习者新知识、新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学习者,这个身份的教师应保持谦虚诚恳的态度接受外来文化,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了解和学习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相对性)的最好途径。因为双方都是某种文化使用上的佼佼者,这时候比对出的差异更正确,更让人印象深刻,它比其他比如书籍、影像资料更具有真实性和现实意义。
2.4 研究者
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由于教学对象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差异客观存在,课堂上势必出现不同文化之间的直接碰撞。由于课堂上教师可以真实准确地观察、领会文化差异,这样就为跨文化研究,跨语言研究和今后的教学和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所以教师应保有研究探索的意识和精神,在教学中不断发现问题,经反复思考摸索后,解决问题,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3 小结
文化教学中的教师是一个复杂的角色。无论是作为交际者、教授者、学习者还是研究者的教师,我们都不能孤立地看待。作为交际者,他是特殊的交际者,因为他又兼具教授者、学习者和研究者的身份。其他三种身份亦有这种特殊性。认清自己的角色,教师才能调整自己的心态,保证教学活动的顺利有效地完成。
参考文献
[1]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五卷本III[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434.
[2]胡明扬.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李铭建.中国文化介绍的取向[M].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选[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