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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春慨然允诺，拉过众人说：“让我们一起照一张改革誓师照吧!”
很细心的人，可以发现一些线索：在很多人文社科书籍的背页，诸如《退步集》《常识》《温故》等，印有—个小小的标记——“贝贝特”。
这是个独一无二的文化公司，即便业内人士，也常常误会了它。“既有体制内的稳定性，又有体制外的灵活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简称广西师大社)总编辑、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公司总经理刘瑞琳说，贝贝特兼取体制内外之长。
据新闻出版总署2010年7月发布的《2000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广西师大社名列全国图书出版单位总体经济规模第六名。
前十名大多数以教材教辅为主，广西师大社却同时以人文社科类图书赢得声名。这个偏隅一方、资源匮乏的地方大学出版社，是如何实现“现象级”崛起的?
2000年设立的“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公司”是其间的隐秘所在。通过这个公司，在出版改制真正启动十年之前，广西师大社就已实现了改制的目标。
也许，贝贝特在体制上的突破意义，比其资产翻番、好书迭出更为重要。2006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桂林视察广西师大社时，时任社长肖启明请求全体合影，李长春慨然允诺，拉过众人说：“让我们一起照一张改革誓师照吧!”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介绍说，截至8月，全国528家经营性出版社要转企改制，已完成435家，应该转制的148家中央部委出版社，已有101家转制，剩下的将在2010年底前完成转企改制或退出。
相当一批改制出版社还在向主管部门抱怨十年前的老问题—一“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对于广西师大社等改制先行者而言，问题已然翻转，更紧迫的问题是——“钱往哪里去，人从哪里来”。误解
2010年1月，由广州日报、广州购书中心等举办“2009中国图书势力榜”，贝贝特入围“金推手”，主办方为凸显民营出版势力崛起，将获奖者分成国有、民营阵营。
“他们把贝贝特作为民营阵营的代表，我上台后笑着说：其实，我应该站在对面人民出版社那个行列。”刘瑞琳说。 现实就是如此，外界往往将北京贝贝特视为一家民营出版机构，人们不相信，一个如此有气质、有活力的出版机构居然是国有的。
贝贝特是“BeBetter”的音译，意为“更好”。
“成立北京贝贝特时颇费思量。政策不允许，但我们要想办法安全地取得体制突破。”肖启明1998年至2008年担任广西师大社社长，是贝贝特模式的设计者。
从法律地位而言，贝贝特是图书批发公司，不是一个出版机构。但由于贝贝特总经理是由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甚至总编辑兼任的，而这个职务由广西师大党委任命，因此，贝贝特间接取得了出版社最核心的资源——审稿权：
公司化运作的贝贝特实质上成为一个出版机构，独立策划选题、发行、营销。贝贝特远离桂林本部，不论空间还是制度上，保持了独立，所有员工都是新招聘的员工，从一开始就没有事业体制的问题。
在前期投入了2700万元左右之后，2005年，贝贝特实现盈利，进入良性循环，并形成资产。
当时，全国各地很多出版社都往北京这个出版中心集中，设立了工作室、编辑部、公司。但是，随后大多数地方出版社的在京机构都陷入亏损，其中的一些依靠卖书号为生，一些则不得不撤出。
采取贝贝特模式的只有广西师大社一家，对本部品牌有大幅提升的也只有贝贝特一家。
体制内外
当肖启明邀请刘瑞琳前来出任贝贝特总经理的时候，刘瑞琳敏锐感觉到了贝贝特模式在当前格局下的优势。
“我认定我这一辈子就是做出版了，但我绝不会再进旧体制的出版社，而民营机构没有出版权，这两种都会花费非常多且不必要的精力。我个人不喜欢这种感觉，因为我还是想做文化。贝贝特则刚刚好。”
对旧体制的弊病，刘瑞琳已有多年切身体验。
刘瑞琳1993年进入新成立的山东画报出版社，逐步成为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她主编的《老照片》在业界影响深远。
“出版业职业性、市场性很强，可是事业体制下的出版社却按照官本位的规则来运作，办什么事总是先问级别。一项稍有规模的投入，得两三年以后才有收益，但事业体制之下，往往三四年就换一届社长，社长为了政绩，肯定要做表面文章，喜欢评奖，喜欢做大码洋，根本不考虑良性循环。”
官本位对整个行业形成了逆淘汰效应。不懂出版的人常常成为一把手，“一把手是一个出版社的灵魂，他不懂出版。用的也会是不懂出版的人，几届这样的领导之后，整个出版社就成为一个不懂出版的出版社，最后连本社产生的总编辑也不懂出版。”
这样的体制，无法形成做事的环境，看不到出版的希望。
2003年，刘瑞琳担任广西师大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北京贝贝特总经理。“其实，我没有在桂林本部工作一天，社里对北京贝贝特非常放权，我可以完全按照出版规律设置公司。如果我觉得要快，拿到某个选题，我会立即召集大家开会讨论，不必像很多出版社那样走很多程序。有人说，在北京，贝贝特是选题决策最快的。”
小环境
取得制度突破，并不意味着解决出版社困境。
“即便我把所有经验告诉其他出版社，他们也没办法复制。出版的小环境太重要了。”肖启明说。
归根到底，出版仍然是高度依赖于人的文化生产。这也就是为什么广西师大社在上海、广州、南京、南宁等地都成立了同样制度的贝贝特公司，但是，北京贝贝特却独树一帜，原因即在于刘瑞琳的到来，并为此注入强烈的个人风格。
“一个类似贝贝特公司的成功，需要总编室、印刷部门、财务部门，每个流程配合。一些项目，如果部门配合，成功率可能有七成，如果不努力不配合，就只有四成把握。如果各个环节不通畅，创新就越来越少。”肖启明说，这种小环境在出版界极为难得。 一些优秀的作家，往往对出版社文化氛围或者—些编辑有高度的认同。2006年，由贝贝特出版的《退步集》取得30万本的销量，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有记者问陈丹青：下一部书将在哪里出版?陈丹青指着旁边的刘瑞琳说：“刘瑞琳就是我的出版社。”
“当时我也被吓住了，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场面。”刘瑞琳说，去年以来，一批优秀的作者向贝贝特集中，以至于一些同行认为贝贝特在到处挖人。“其实，这是因为一个出版周期结束了，我们认真出书的态度，得到了作者们的认可。”
比如，2009年，贝贝特出版了汪涵的《味道》，一年之内销量超过20万本。“汪涵是主动找到我们的，他是《温故》的读者，感觉到了我们对书的诚恳。”《温故》是刘 瑞琳主编的系列丛刊。
在白先勇的昆曲《青春版(牡丹亭)》上演之际，贝贝特推出《姹紫嫣红(牡丹亭)》一书，“白先生到北京来，我们整个编辑部就给他做义工，推广昆曲。连他也发现，有些营销活动，我们甚至忘记了卖书。”
由于对经营作者的重视，贝贝特一年的营销活动(沙龙、讲座、展览、对话)甚至比中国出版集团还多。
警惕改制走向反面
“为了书与人的相遇”，贝贝特的这一口号，浸透的是“给地道的读书人出书”的理念。
“改制应以解放生产力为目的。如果将市场仅仅理解为赚钱，完全以码洋为标准，很可能将文化理想也改掉。比如编辑会问：这个书能挣十万块钱，你出不出?按照码洋逻辑，就不得不向编辑妥协。这样一来，良好的编辑部文化氛围就无法形成。”刘瑞琳说。
由于拥有垄断的书号资源，一些出版社在改制之前，就已经如同脱缰野马，“既然束缚了手脚，就粗暴简单地挣钱，没有人顾及品牌。还不如民营机构有文化理想，反倒是他们目光长远。”
“改制只是提供了可能性，并不是改制之后出版社就一定能活。”肖启明说，以前，出版社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实际上也是自己养活自己，改制的区别在于成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明晰了产权，提供了资本运作的可能性。“胸怀理想的出版社才能成功，不想做大事的时候，改和不改无所谓，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感受到束缚。”
在刘瑞琳看来，出版资源是有限的，民营机构在市场中积累的资源越来越多，与国有出版社的差距越来越大，留给国有出版社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肖启明的人生轨迹，与改制越发紧密。
2010年4月肖启明调任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代社长。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是第一家转企改制并与原主管主办单位脱钩的中央部委出版社，现隶属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肖启明说，2000年创办北京贝贝特之际，他们就已经设计了以上市为目标的股份制公司——“贝贝特实业集团”的构架，并请证券公司开展前期工作，遗憾的是，由于他本人中途前往美国访学一年，出版社没有沿着原来的轨迹发展。“如果计划实现，今天的贝贝特，将是另一番景象。”
在改制脱钩后的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首任社长位置，他会再次取得“现象级”的突破吗?
很细心的人，可以发现一些线索：在很多人文社科书籍的背页，诸如《退步集》《常识》《温故》等，印有—个小小的标记——“贝贝特”。
这是个独一无二的文化公司，即便业内人士，也常常误会了它。“既有体制内的稳定性，又有体制外的灵活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简称广西师大社)总编辑、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公司总经理刘瑞琳说，贝贝特兼取体制内外之长。
据新闻出版总署2010年7月发布的《2000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广西师大社名列全国图书出版单位总体经济规模第六名。
前十名大多数以教材教辅为主，广西师大社却同时以人文社科类图书赢得声名。这个偏隅一方、资源匮乏的地方大学出版社，是如何实现“现象级”崛起的?
2000年设立的“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公司”是其间的隐秘所在。通过这个公司，在出版改制真正启动十年之前，广西师大社就已实现了改制的目标。
也许，贝贝特在体制上的突破意义，比其资产翻番、好书迭出更为重要。2006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桂林视察广西师大社时，时任社长肖启明请求全体合影，李长春慨然允诺，拉过众人说：“让我们一起照一张改革誓师照吧!”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介绍说，截至8月，全国528家经营性出版社要转企改制，已完成435家，应该转制的148家中央部委出版社，已有101家转制，剩下的将在2010年底前完成转企改制或退出。
相当一批改制出版社还在向主管部门抱怨十年前的老问题—一“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对于广西师大社等改制先行者而言，问题已然翻转，更紧迫的问题是——“钱往哪里去，人从哪里来”。误解
2010年1月，由广州日报、广州购书中心等举办“2009中国图书势力榜”，贝贝特入围“金推手”，主办方为凸显民营出版势力崛起，将获奖者分成国有、民营阵营。
“他们把贝贝特作为民营阵营的代表，我上台后笑着说：其实，我应该站在对面人民出版社那个行列。”刘瑞琳说。 现实就是如此，外界往往将北京贝贝特视为一家民营出版机构，人们不相信，一个如此有气质、有活力的出版机构居然是国有的。
贝贝特是“BeBetter”的音译，意为“更好”。
“成立北京贝贝特时颇费思量。政策不允许，但我们要想办法安全地取得体制突破。”肖启明1998年至2008年担任广西师大社社长，是贝贝特模式的设计者。
从法律地位而言，贝贝特是图书批发公司，不是一个出版机构。但由于贝贝特总经理是由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甚至总编辑兼任的，而这个职务由广西师大党委任命，因此，贝贝特间接取得了出版社最核心的资源——审稿权：
公司化运作的贝贝特实质上成为一个出版机构，独立策划选题、发行、营销。贝贝特远离桂林本部，不论空间还是制度上，保持了独立，所有员工都是新招聘的员工，从一开始就没有事业体制的问题。
在前期投入了2700万元左右之后，2005年，贝贝特实现盈利，进入良性循环，并形成资产。
当时，全国各地很多出版社都往北京这个出版中心集中，设立了工作室、编辑部、公司。但是，随后大多数地方出版社的在京机构都陷入亏损，其中的一些依靠卖书号为生，一些则不得不撤出。
采取贝贝特模式的只有广西师大社一家，对本部品牌有大幅提升的也只有贝贝特一家。
体制内外
当肖启明邀请刘瑞琳前来出任贝贝特总经理的时候，刘瑞琳敏锐感觉到了贝贝特模式在当前格局下的优势。
“我认定我这一辈子就是做出版了，但我绝不会再进旧体制的出版社，而民营机构没有出版权，这两种都会花费非常多且不必要的精力。我个人不喜欢这种感觉，因为我还是想做文化。贝贝特则刚刚好。”
对旧体制的弊病，刘瑞琳已有多年切身体验。
刘瑞琳1993年进入新成立的山东画报出版社，逐步成为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她主编的《老照片》在业界影响深远。
“出版业职业性、市场性很强，可是事业体制下的出版社却按照官本位的规则来运作，办什么事总是先问级别。一项稍有规模的投入，得两三年以后才有收益，但事业体制之下，往往三四年就换一届社长，社长为了政绩，肯定要做表面文章，喜欢评奖，喜欢做大码洋，根本不考虑良性循环。”
官本位对整个行业形成了逆淘汰效应。不懂出版的人常常成为一把手，“一把手是一个出版社的灵魂，他不懂出版。用的也会是不懂出版的人，几届这样的领导之后，整个出版社就成为一个不懂出版的出版社，最后连本社产生的总编辑也不懂出版。”
这样的体制，无法形成做事的环境，看不到出版的希望。
2003年，刘瑞琳担任广西师大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北京贝贝特总经理。“其实，我没有在桂林本部工作一天，社里对北京贝贝特非常放权，我可以完全按照出版规律设置公司。如果我觉得要快，拿到某个选题，我会立即召集大家开会讨论，不必像很多出版社那样走很多程序。有人说，在北京，贝贝特是选题决策最快的。”
小环境
取得制度突破，并不意味着解决出版社困境。
“即便我把所有经验告诉其他出版社，他们也没办法复制。出版的小环境太重要了。”肖启明说。
归根到底，出版仍然是高度依赖于人的文化生产。这也就是为什么广西师大社在上海、广州、南京、南宁等地都成立了同样制度的贝贝特公司，但是，北京贝贝特却独树一帜，原因即在于刘瑞琳的到来，并为此注入强烈的个人风格。
“一个类似贝贝特公司的成功，需要总编室、印刷部门、财务部门，每个流程配合。一些项目，如果部门配合，成功率可能有七成，如果不努力不配合，就只有四成把握。如果各个环节不通畅，创新就越来越少。”肖启明说，这种小环境在出版界极为难得。 一些优秀的作家，往往对出版社文化氛围或者—些编辑有高度的认同。2006年，由贝贝特出版的《退步集》取得30万本的销量，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有记者问陈丹青：下一部书将在哪里出版?陈丹青指着旁边的刘瑞琳说：“刘瑞琳就是我的出版社。”
“当时我也被吓住了，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场面。”刘瑞琳说，去年以来，一批优秀的作者向贝贝特集中，以至于一些同行认为贝贝特在到处挖人。“其实，这是因为一个出版周期结束了，我们认真出书的态度，得到了作者们的认可。”
比如，2009年，贝贝特出版了汪涵的《味道》，一年之内销量超过20万本。“汪涵是主动找到我们的，他是《温故》的读者，感觉到了我们对书的诚恳。”《温故》是刘 瑞琳主编的系列丛刊。
在白先勇的昆曲《青春版(牡丹亭)》上演之际，贝贝特推出《姹紫嫣红(牡丹亭)》一书，“白先生到北京来，我们整个编辑部就给他做义工，推广昆曲。连他也发现，有些营销活动，我们甚至忘记了卖书。”
由于对经营作者的重视，贝贝特一年的营销活动(沙龙、讲座、展览、对话)甚至比中国出版集团还多。
警惕改制走向反面
“为了书与人的相遇”，贝贝特的这一口号，浸透的是“给地道的读书人出书”的理念。
“改制应以解放生产力为目的。如果将市场仅仅理解为赚钱，完全以码洋为标准，很可能将文化理想也改掉。比如编辑会问：这个书能挣十万块钱，你出不出?按照码洋逻辑，就不得不向编辑妥协。这样一来，良好的编辑部文化氛围就无法形成。”刘瑞琳说。
由于拥有垄断的书号资源，一些出版社在改制之前，就已经如同脱缰野马，“既然束缚了手脚，就粗暴简单地挣钱，没有人顾及品牌。还不如民营机构有文化理想，反倒是他们目光长远。”
“改制只是提供了可能性，并不是改制之后出版社就一定能活。”肖启明说，以前，出版社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实际上也是自己养活自己，改制的区别在于成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明晰了产权，提供了资本运作的可能性。“胸怀理想的出版社才能成功，不想做大事的时候，改和不改无所谓，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感受到束缚。”
在刘瑞琳看来，出版资源是有限的，民营机构在市场中积累的资源越来越多，与国有出版社的差距越来越大，留给国有出版社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肖启明的人生轨迹，与改制越发紧密。
2010年4月肖启明调任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代社长。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是第一家转企改制并与原主管主办单位脱钩的中央部委出版社，现隶属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肖启明说，2000年创办北京贝贝特之际，他们就已经设计了以上市为目标的股份制公司——“贝贝特实业集团”的构架，并请证券公司开展前期工作，遗憾的是，由于他本人中途前往美国访学一年，出版社没有沿着原来的轨迹发展。“如果计划实现，今天的贝贝特，将是另一番景象。”
在改制脱钩后的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首任社长位置，他会再次取得“现象级”的突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