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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关专家研究成果认为， 世界上每隔20年，就有一次大规模产业转移。中国目前的东部产业转移与中西部内陆地区的产业承接，实质上是全球正在进行的第四次产业转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已发生过三次大规模产业转移：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欧美向日本转；第二次是60年代中后期，日本向亚洲四小龙转；第三次是80年代中期，亚洲四小龙向中国沿海转，后者一跃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和全球加工工厂。
据问卷调查显示，产业转移、企业外迁的主要原因有九个，排在第一位的是沿海地区的房地产价格、房租价格明显提升，占57.8%；第二个原因是想拓展中西部内地市场，占54.6%；排在第三位的是沿海地区人工成本偏高（包括工资、福利和社保费用），占53.3%。与第三次产业转移有很大不同的是，此次企业不光追求成本降低，还包括拓展中国的中西部内陆市场。
据有关专家调查后认为，在此次承接产业转移中，湖北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湖北是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主要省份之一，居于承东启西的中部核心地带，具有“九省通衢”的区位优势，是实现中、西区域均衡发展的战略节点，承载着党和国家关于打造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支点与“两型社会”建设的殷切期望；湖北科教实力雄厚、产业基础良好、配套能力强，既有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优势，又有发展资源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湖北应该成为承接国际资本和东部产业“双转移”的示范基地及中西部地区的增长极，并将从过去外向经济的排尾兵走向内外并举的排头兵。
鉴于上述优势和发展趋势，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与湖北省政府联合主办，湖北省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工业经济协会、湖北日报、湖北经济学院等单位承办和协办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产业转移与中西部承接”研讨会，于2009年元月中旬在湖北武汉市隆重举行。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是由经济学界的部分有识之士在北京共同发起设立的学术性论坛，该论坛聚集了具有国内一流水准、享有较高的社会声誉、并且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著名经济学家。在此次研讨会上，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樊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吴晓灵（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许善达（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汤敏（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蔡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宋晓梧（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办公室副主任）等论坛成员与段永基、王暖亨等来自台湾、广东、香港、上海、北京等地的企业巨子齐聚一堂，纵论东部产业转移的趋势和中西部地区特别是湖北省产业承接的机遇。湖北省省长李鸿忠会见了出席此次研讨会的部分代表，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李春明出席了此次研讨会，副省长田承忠介绍了湖北对外开放、承接国际资本和东部产业“双转移”的情况。来自湖北省的襄樊、黄冈、孝感、荆门、黄石、枝江等地的负责人和企业代表参加了会议，并与东部企业进行了商务交流。
在此次研讨会上，各位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就产业转移与中西部地区承接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广泛的交流，并为湖北关于承接国际资本和东部产业的“双转移”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一、承接产业转移要抓好投资环境
吴敬琏认为，制度环境比低价劳动力更有吸引力。他说，一个地区最重要的吸引力，还是经营环境，也就是制度环境。上世纪90年代我国曾经出现过一浪所谓“企业北移”，珠三角的一些企业北移到长三角，就是因为珠三角在法治环境和治安环境两方面有欠缺。港台资企业开始很满足于倾斜的政策，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倾斜政策是靠不住的，倾斜政策往往取决于当地领导人，难以维持。治安环境苏南也有优势，他们的新加坡工业园区，引进新加坡的全套管理软件，也就是规则、法律、执法。要说湖北劳动力便宜、交通方便，很难说和别的地区相比有更大的优越性，但是把制度环境搞好，在这一点上是有主动权的。
吴晓灵认为，政府政策稳定最重要。他说，湖北要做好东部产业转移的承接工作，省政府和各市州政府要做好两方面基础性工作：第一是应该建立一个稳定、公平、透明的政策体系，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服务体系，政策首先要稳定。其实企业家并不在乎于有多少优惠，而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不要今天一个政策，过几天又变了。我不赞成各个地方政府打拼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最后损害的是政府为所有的居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的财力。一个廉洁、高效、透明的政府，就是最大限度减少企业的隐性成本。有时候看起来这个地方很优惠，但是政府办事拖拖拉拉，企业要四面八方拜佛，最后反而给企业带来很重的负担。因而，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对于企业来说，是比税收优惠政策更可贵的环境。第二个基础性工作，就是要建立一个宜居的环境。因为企业家除了他自己要办企业，还要带他的家人来，还要长期生活在这里，教育、卫生、文化、环保等都很重要。
日东科技主席毕天富说，如果湖北能给我们再次拼搏提供机会，我们可能比过去在珠三角的拼搏更加努力，能够帮助企业二次创业成功。珠三角、长三角的工厂表面好像受到很大的伤害，但没伤到根基。根据我的推测，他们甩掉历史包袱，无形资产比过去三十年更加丰富。他们是连接全球的，他们拥有的远远比看到的硬件多，我觉得湖北应该更加深层次看待这次机遇，要把这些老板的无形资产挖潜出来。
四通集团董事长段永基说，怎么积极有效承接转移？我认为有三招，第一招是改变环境，第二招是多穿衣服，第三招是强身健体。其中最重要的还是第一招，环境的改变。我呼吁各级地方政府，能不能在小地区营造环境，尤其是在经济衰退的时候，经济严冬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营造一个公平的环境，特别是对民营企业税负方面的公平待遇。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承接外国的产业转移，税收可三免两减半，既然可以给外国人三免两减半，现在民营企业这么困难，能不能给他们三免两减半呢，如果湖北这么做，一定会有很多人转移过来。高科技产业也是随环境走的，我们亚洲最成功的两个高科技园区，一个是新竹，一个是印度的班加罗尔，进新竹，所有的都免费，只要是企业一进园区，注册，立刻上柜交易。
香港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宗弟说，我们从香港转移到深圳，从深圳往内陆发展，一直走在十字路口，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土地的价格，而是人文环境、增值点和未来的发展机遇。我在湖北成立了一家品牌销售公司，在群光百货有我的专卖店，就是转型的开始。这两年的业务量增长很快，我们对湖北的零售业很有信心。去年，我陪香港特首曾荫权考察湖北零售行业，湖北是香港零售业和珠三角产业转移的重要方向。现在市场过冬，我们港商心情上也在过冬，只能默默等待机会。宁愿关闭工厂，也不敢轻易迈出一步。但这对湖北也是一个机会，能够及时走到香港去，走到深圳去，把你们的政策、你们的优惠条件、你们的环境告诉他们。
二、承接产业转移要抓好就业导向
樊纲说，谈产业转移，大家都想承接高科技产业，但我要强调，内陆地区需要一些低端产业的转移，而不要转移到印度、越南、孟加拉国去。中国有13亿人要进入现代化进程，印度今后是15亿人，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就业的竞争在未来是非常激烈的，我们需要重视任何一个就业的创造，任何一个就业的维持。至少在最近的十年、二十年内，是件好事。中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面，会存在低收入阶层，现在是70%人口，他们是低端消费品的主体。从产业发展角度看，只要有人穿皮鞋袜子，就要有人造皮鞋袜子，世界上总有几十亿人口。低端产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需求，有时需求还会扩大，比如现在遇到金融危机的时候。
吴晓灵说，返乡的农民工是内陆地区可贵的人力资源，他们有的已进入到一定的管理层，即便只是工人，他们也在沿海经受过技术训练和商品意识的熏陶。他们回到家乡，更了解家乡的情况，为他们提供创业的条件，对于中西部地区新的产业接续，是很有好处的。
吴敬琏说，现在有一个假象，今年元旦和春节的市场消费不错，因为返乡农民工手里都有一些钱，但他们的收入用完了就完了，如果没有办法让他们持续地有收入，这个问题就很大。从沿海地区回来的农民工，看起来似乎是负担，另一方面很可能就是新的创业高潮的积极因素，这需要做许多具体的配套支持工作。
许善达说，承接产业转移，要考虑市场因素。从我掌握的数据看，经过五年的发展，湖北省和各个其他省市的贸易比重，有的在降低，有的在提高。辽宁离湖北很远，但是辽宁的比重提高了很多。广东和湖南离得比较近，占的绝对比例大，但是比重在下降。我想，经济自然本身所具有的联系，不是根据地理距离的远近来决定的，因此承接产业转移时，不仅要考虑地域接近带来的较低物流成本，更要考虑市场在什么地方。
三、承接产业转移要抓好金融创新
湖北经济学院副院长吴少新说，产业转移与金融创新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双赢的事业。因为产业转移，是以企业和企业家为主导，综合要素的流动过程，这个流动需要投资的启动、需要并购、重组等金融平台，而金融创新是通过金融要素的重组，产生新的金融资源和新的金融生产函数，因此从理论上讲，他们是共赢、相互促进的事业。尤其是金融在产业转移和承接中，将起到核心作用，我认为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点就是金融的先导推进功能，因为东部产业转移有整体转移的，那么在转移过程中有投资，而投资不可能由企业家全部投资，也没有必要，因为那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很大的资金量，而金融可以起到先导的推进作用，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第一推动力。第二点，金融的并购重组功能。因为产业转移有很多是通过联合、重组、兼并、合作、合资等方式，这就需要资本市场通过产权的转移和资本市场来完成这种组合。而金融正好能发挥这个作用。第三点，金融的杠杆作用，从现在湖北的情况看，湖北的产值是10000亿，而贷款只有8000多亿，金融有很大的空间，从金融危机的情况来讲，这一次既是危机，同时也是机遇，湖北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找到合适的投资对象，产业转移过来，一方面扩大了规模，也就是从服务对象上扩大规模，存款可以变为贷款，贷款可以变为存款，同时通过资本的运作，使资本开放增长，因此金融的全部奥秘，就是用一元钱挣十元钱或十几元钱的作用，就是派生功能，可以很好满足产业转移和承接的需要。第四，金融具有融通润滑功能，当产业转移过程中，需要解决短期资金周转的需要，从这方面来讲，金融也是产业转移和承接的核心，也是一朝棋和，全盘皆和。当产业转移过来后，也会对金融产生效用，当产业转移过来后，派生背后金融的规模也会快速扩张。服务优化的效应，由于服务对象的变化，可选择的空间也发生变化，金融工具也会得到创新，这时候也会产生金融的优化结构效应。
汤敏说，钱的问题，是招商引资的核心部分，现在我们总是希望别人把项目和资金一起带进来，但要转移的企业在钱上可能有困难。我们招商引资的思路要调整，我们自己有钱，应该鼓励我们的现有资金和他们合起来，分一杯羹，而不是让人家占100%的股，我们只赚一点土地出租费、加工费。我们少引资，意味着自己要多融资，机会很多：股权融资，政府配10%-20%的资金，这样民营企业的风险就小一些，成功率就大一些。现在国家准备拿1000亿元做全国引导性资金，我们也可以成立产业转移投资公司。还有小额贷款公司，地方政府可以批，每个县都可以做两三个，可以吸引大量的民间资金，配合银行做融资。我想，如果湖北在“钱”的问题上有所创新，让产业转移只需30%的资金就可以做，达到良性循环，湖北省的产业转移一定会和别的省有所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已发生过三次大规模产业转移：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欧美向日本转；第二次是60年代中后期，日本向亚洲四小龙转；第三次是80年代中期，亚洲四小龙向中国沿海转，后者一跃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和全球加工工厂。
据问卷调查显示，产业转移、企业外迁的主要原因有九个，排在第一位的是沿海地区的房地产价格、房租价格明显提升，占57.8%；第二个原因是想拓展中西部内地市场，占54.6%；排在第三位的是沿海地区人工成本偏高（包括工资、福利和社保费用），占53.3%。与第三次产业转移有很大不同的是，此次企业不光追求成本降低，还包括拓展中国的中西部内陆市场。
据有关专家调查后认为，在此次承接产业转移中，湖北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湖北是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主要省份之一，居于承东启西的中部核心地带，具有“九省通衢”的区位优势，是实现中、西区域均衡发展的战略节点，承载着党和国家关于打造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支点与“两型社会”建设的殷切期望；湖北科教实力雄厚、产业基础良好、配套能力强，既有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优势，又有发展资源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湖北应该成为承接国际资本和东部产业“双转移”的示范基地及中西部地区的增长极，并将从过去外向经济的排尾兵走向内外并举的排头兵。
鉴于上述优势和发展趋势，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与湖北省政府联合主办，湖北省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工业经济协会、湖北日报、湖北经济学院等单位承办和协办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产业转移与中西部承接”研讨会，于2009年元月中旬在湖北武汉市隆重举行。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是由经济学界的部分有识之士在北京共同发起设立的学术性论坛，该论坛聚集了具有国内一流水准、享有较高的社会声誉、并且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著名经济学家。在此次研讨会上，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樊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吴晓灵（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许善达（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汤敏（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蔡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宋晓梧（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办公室副主任）等论坛成员与段永基、王暖亨等来自台湾、广东、香港、上海、北京等地的企业巨子齐聚一堂，纵论东部产业转移的趋势和中西部地区特别是湖北省产业承接的机遇。湖北省省长李鸿忠会见了出席此次研讨会的部分代表，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李春明出席了此次研讨会，副省长田承忠介绍了湖北对外开放、承接国际资本和东部产业“双转移”的情况。来自湖北省的襄樊、黄冈、孝感、荆门、黄石、枝江等地的负责人和企业代表参加了会议，并与东部企业进行了商务交流。
在此次研讨会上，各位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就产业转移与中西部地区承接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广泛的交流，并为湖北关于承接国际资本和东部产业的“双转移”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一、承接产业转移要抓好投资环境
吴敬琏认为，制度环境比低价劳动力更有吸引力。他说，一个地区最重要的吸引力，还是经营环境，也就是制度环境。上世纪90年代我国曾经出现过一浪所谓“企业北移”，珠三角的一些企业北移到长三角，就是因为珠三角在法治环境和治安环境两方面有欠缺。港台资企业开始很满足于倾斜的政策，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倾斜政策是靠不住的，倾斜政策往往取决于当地领导人，难以维持。治安环境苏南也有优势，他们的新加坡工业园区，引进新加坡的全套管理软件，也就是规则、法律、执法。要说湖北劳动力便宜、交通方便，很难说和别的地区相比有更大的优越性，但是把制度环境搞好，在这一点上是有主动权的。
吴晓灵认为，政府政策稳定最重要。他说，湖北要做好东部产业转移的承接工作，省政府和各市州政府要做好两方面基础性工作：第一是应该建立一个稳定、公平、透明的政策体系，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服务体系，政策首先要稳定。其实企业家并不在乎于有多少优惠，而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不要今天一个政策，过几天又变了。我不赞成各个地方政府打拼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最后损害的是政府为所有的居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的财力。一个廉洁、高效、透明的政府，就是最大限度减少企业的隐性成本。有时候看起来这个地方很优惠，但是政府办事拖拖拉拉，企业要四面八方拜佛，最后反而给企业带来很重的负担。因而，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对于企业来说，是比税收优惠政策更可贵的环境。第二个基础性工作，就是要建立一个宜居的环境。因为企业家除了他自己要办企业，还要带他的家人来，还要长期生活在这里，教育、卫生、文化、环保等都很重要。
日东科技主席毕天富说，如果湖北能给我们再次拼搏提供机会，我们可能比过去在珠三角的拼搏更加努力，能够帮助企业二次创业成功。珠三角、长三角的工厂表面好像受到很大的伤害，但没伤到根基。根据我的推测，他们甩掉历史包袱，无形资产比过去三十年更加丰富。他们是连接全球的，他们拥有的远远比看到的硬件多，我觉得湖北应该更加深层次看待这次机遇，要把这些老板的无形资产挖潜出来。
四通集团董事长段永基说，怎么积极有效承接转移？我认为有三招，第一招是改变环境，第二招是多穿衣服，第三招是强身健体。其中最重要的还是第一招，环境的改变。我呼吁各级地方政府，能不能在小地区营造环境，尤其是在经济衰退的时候，经济严冬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营造一个公平的环境，特别是对民营企业税负方面的公平待遇。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承接外国的产业转移，税收可三免两减半，既然可以给外国人三免两减半，现在民营企业这么困难，能不能给他们三免两减半呢，如果湖北这么做，一定会有很多人转移过来。高科技产业也是随环境走的，我们亚洲最成功的两个高科技园区，一个是新竹，一个是印度的班加罗尔，进新竹，所有的都免费，只要是企业一进园区，注册，立刻上柜交易。
香港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宗弟说，我们从香港转移到深圳，从深圳往内陆发展，一直走在十字路口，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土地的价格，而是人文环境、增值点和未来的发展机遇。我在湖北成立了一家品牌销售公司，在群光百货有我的专卖店，就是转型的开始。这两年的业务量增长很快，我们对湖北的零售业很有信心。去年，我陪香港特首曾荫权考察湖北零售行业，湖北是香港零售业和珠三角产业转移的重要方向。现在市场过冬，我们港商心情上也在过冬，只能默默等待机会。宁愿关闭工厂，也不敢轻易迈出一步。但这对湖北也是一个机会，能够及时走到香港去，走到深圳去，把你们的政策、你们的优惠条件、你们的环境告诉他们。
二、承接产业转移要抓好就业导向
樊纲说，谈产业转移，大家都想承接高科技产业，但我要强调，内陆地区需要一些低端产业的转移，而不要转移到印度、越南、孟加拉国去。中国有13亿人要进入现代化进程，印度今后是15亿人，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就业的竞争在未来是非常激烈的，我们需要重视任何一个就业的创造，任何一个就业的维持。至少在最近的十年、二十年内，是件好事。中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面，会存在低收入阶层，现在是70%人口，他们是低端消费品的主体。从产业发展角度看，只要有人穿皮鞋袜子，就要有人造皮鞋袜子，世界上总有几十亿人口。低端产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需求，有时需求还会扩大，比如现在遇到金融危机的时候。
吴晓灵说，返乡的农民工是内陆地区可贵的人力资源，他们有的已进入到一定的管理层，即便只是工人，他们也在沿海经受过技术训练和商品意识的熏陶。他们回到家乡，更了解家乡的情况，为他们提供创业的条件，对于中西部地区新的产业接续，是很有好处的。
吴敬琏说，现在有一个假象，今年元旦和春节的市场消费不错，因为返乡农民工手里都有一些钱，但他们的收入用完了就完了，如果没有办法让他们持续地有收入，这个问题就很大。从沿海地区回来的农民工，看起来似乎是负担，另一方面很可能就是新的创业高潮的积极因素，这需要做许多具体的配套支持工作。
许善达说，承接产业转移，要考虑市场因素。从我掌握的数据看，经过五年的发展，湖北省和各个其他省市的贸易比重，有的在降低，有的在提高。辽宁离湖北很远，但是辽宁的比重提高了很多。广东和湖南离得比较近，占的绝对比例大，但是比重在下降。我想，经济自然本身所具有的联系，不是根据地理距离的远近来决定的，因此承接产业转移时，不仅要考虑地域接近带来的较低物流成本，更要考虑市场在什么地方。
三、承接产业转移要抓好金融创新
湖北经济学院副院长吴少新说，产业转移与金融创新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双赢的事业。因为产业转移，是以企业和企业家为主导，综合要素的流动过程，这个流动需要投资的启动、需要并购、重组等金融平台，而金融创新是通过金融要素的重组，产生新的金融资源和新的金融生产函数，因此从理论上讲，他们是共赢、相互促进的事业。尤其是金融在产业转移和承接中，将起到核心作用，我认为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点就是金融的先导推进功能，因为东部产业转移有整体转移的，那么在转移过程中有投资，而投资不可能由企业家全部投资，也没有必要，因为那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很大的资金量，而金融可以起到先导的推进作用，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第一推动力。第二点，金融的并购重组功能。因为产业转移有很多是通过联合、重组、兼并、合作、合资等方式，这就需要资本市场通过产权的转移和资本市场来完成这种组合。而金融正好能发挥这个作用。第三点，金融的杠杆作用，从现在湖北的情况看，湖北的产值是10000亿，而贷款只有8000多亿，金融有很大的空间，从金融危机的情况来讲，这一次既是危机，同时也是机遇，湖北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找到合适的投资对象，产业转移过来，一方面扩大了规模，也就是从服务对象上扩大规模，存款可以变为贷款，贷款可以变为存款，同时通过资本的运作，使资本开放增长，因此金融的全部奥秘，就是用一元钱挣十元钱或十几元钱的作用，就是派生功能，可以很好满足产业转移和承接的需要。第四，金融具有融通润滑功能，当产业转移过程中，需要解决短期资金周转的需要，从这方面来讲，金融也是产业转移和承接的核心，也是一朝棋和，全盘皆和。当产业转移过来后，也会对金融产生效用，当产业转移过来后，派生背后金融的规模也会快速扩张。服务优化的效应，由于服务对象的变化，可选择的空间也发生变化，金融工具也会得到创新，这时候也会产生金融的优化结构效应。
汤敏说，钱的问题，是招商引资的核心部分，现在我们总是希望别人把项目和资金一起带进来，但要转移的企业在钱上可能有困难。我们招商引资的思路要调整，我们自己有钱，应该鼓励我们的现有资金和他们合起来，分一杯羹，而不是让人家占100%的股，我们只赚一点土地出租费、加工费。我们少引资，意味着自己要多融资，机会很多：股权融资，政府配10%-20%的资金，这样民营企业的风险就小一些，成功率就大一些。现在国家准备拿1000亿元做全国引导性资金，我们也可以成立产业转移投资公司。还有小额贷款公司，地方政府可以批，每个县都可以做两三个，可以吸引大量的民间资金，配合银行做融资。我想，如果湖北在“钱”的问题上有所创新，让产业转移只需30%的资金就可以做，达到良性循环，湖北省的产业转移一定会和别的省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