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睦州时期，杜牧憧憬新的政治局势，流露出对李德裕的不满，轻松心境取代了原来的抑郁情思，但是，返回长安的心情越来越急切。湖州时期，杜牧对大中政治有了深刻的认识，政治热情冷却，产生了强烈的知天命意识，从诗文创作来看，浙西时期是杜牧思想最终定型时期。
关键词： 杜牧 浙西 睦州 湖州 长安
会昌六年九月，杜牧由池州刺史转睦州刺史，大中二年八月，回长安，四年秋，出任湖州刺史，五年秋，回长安。睦州、湖州属浙西，浙西时期是杜牧重要创作时期，缪钺先生《杜牧传》完整勾勒了杜牧在浙西的行程和创作，导夫先路[1]88-108。但是，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所以，后续研究极为罕见。
会昌六年三月，武宗崩，宣宗继位，政治局势风云大变，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杜牧浙西时期的诗文创作出现全新的面貌，睦州时期，基于对新的政治局势的憧憬，杜牧逐渐流露出对李德裕的不满，原来的抑郁情思逐渐消退，轻松心境成为主导，但是，返回长安的心情越来越急切。湖州时期，因为对大中政治有了深刻的认识，杜牧的政治热情冷却，产生了强烈的知天命意识，从诗文创作来看，浙西时期是杜牧思想最终定型时期。
一、杜牧睦州时期创作
会昌年间，杜牧由比部员外郎出任黄州刺史、池州刺史，《祭周相公文》：会昌之政，柄者为谁？忿忍阴汙，多逐良善。牧实忝幸，亦在遣中。黄冈大泽，葭苇之场，继来池阳，栖在孤岛。僻左五岁，遭逢圣明。收拾冤沈，诛破罪恶。会昌之政，柄者为李德裕，杜牧之言即指自己为李德裕所抑。而且，大中年间，杜牧又不止一次地在文章中表达对李德裕在会昌年间排斥异己的不满，《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墓志铭》：时李太尉专柄五年，多逐贤士，天下恨怨，以公德全畏之。《唐故东川节度使检校右仆射兼御史大夫赠司徒周公墓志铭》：李太尉德裕伺公纤失，四年不得，知愈治不可盖抑，迁公江西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在这里，杜牧对李德裕的怨恨之情跃然纸上，但是，会昌年间，李德裕一相独大，所以，杜牧空有怨恨而无可奈何，抑郁情思由此而来，这在黄州、池州时期诗文创作中多有体现，学界也有论述，此不赘。
会昌六年三月，武宗崩，宣宗继位，四月，李德裕出任江陵尹、荆南节度使，十月，为东都留守，同时，大批牛党成员纷纷得到重用，政治局势风云大变，显而易见[2]613-615。正因为如此，杜牧对新的政治局势满怀憧憬，《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祝尧千万寿，再拜揖余樽。《寄内兄和州崔员外十二韵》：共祝中兴主，高歌唱太平。当时杜牧身在睦州，远离长安，而且，宣宗继位不久，并没有什么政绩，“中兴”、“太平”之言足以说明杜牧的喜悦之情，在这个过程中，杜牧逐渐流露出对李德裕的不满，《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我实刚肠者，形甘短褐髡。曾经触虿尾，犹得凭熊轩。暗指自己因为与李德裕之间的矛盾而遭到贬谪，《新定途中》：无端偶效张文纪，下杜乡园别五秋。重过江南更千里，万山深处一孤舟。时在赴睦州途中，杜牧以张文纪自比，等于是以梁翼比李德裕[3]1817。《代人举蒋系自代状》：尝为谏官，无所避忌；及领藩镇，实惠疲羸。顷者不附权臣，例遭左官，今逢明代，犹典小州。《旧唐书·蒋系传》：“武宗朝，李德裕用事，恶李汉，以系与汉僚婿，出为桂管都护御观察使。”[2]4029虽是代笔，但是，杜牧对蒋系的肯定一览无余，尤其是肯定蒋系面对李德裕的风骨。当然，李德裕贬潮州司马在大中元年十二月，所以，当时杜牧对李德裕的不满发而为诗多为暗讽。
睦州户口不足一万，当时只是下州，而且地处偏僻，《祭周相公文》：东下京江，难走千里。曲屈越嶂，如入洞穴。惊涛触舟，几至倾没。可见，睦州环境闭塞，交通不便。但是，睦州山水在杜牧诗中却颇为秀丽，《睦州四韵》：州在钓台边，溪山实可怜。有家皆掩映，无处不潺湲。好树鸣幽鸟，晴楼入野烟。残春杜陵客，中酒落花前。方回评《睦州四韵》：“轻快俊逸。”纪昀则认为：“风致宜人。”[4]402由景见情，可见当时杜牧心境轻松，于是，当时杜牧的咏史怀古诗也少了批判的锋芒，《江南怀古》：车书混一业无穷，井邑山川今古同。戊辰年向金陵过，惆怅闲吟忆庾公。当然，杜牧的轻松心境是基于自己能够返回长安的认识，所以，当时杜牧返回长安的心情颇为急切，《朱坡绝句三首》：故国池塘倚御渠，江城三诏换鱼书。贾生辞赋恨流落，只向长沙住岁余。自注：文帝岁余思贾生。分别以文帝、贾谊比宣宗、自己，隐约可见杜牧对自己在新的政治局势中获得重用的憧憬。《寄沣州张舍人笛》：遥想紫泥封诏罢，夜深应隔禁墙闻，是写张笛何尝不是对自己的期许？这种急切的心情甚至在杜牧启程回长安的途中还存在。《夜泊桐庐先寄苏台卢郎中》：水槛桐庐馆，归舟系石根。笛吹孤戍月，犬吠隔溪村。十载违清裁，幽怀未一论。苏台菊花节，何处与开樽？
于是，杜牧多次主动上书权贵，请求提携自己返回长安，《上刑部崔尚书状》：某启。某比於流辈，疏阔慵怠，不知趋向，唯好读书，多忘，为文格卑。十年为幕府吏，每仲束於簿书宴游间。刺史七年，病弟孀妹，百口之家，经营衣食，复有一州赋讼。私以贫苦焦虑，公以愚恐败悔。仍有嗜酒多睡，厕於其间，是数者相遭於多忘格卑之中，书不得日读，文不得专心，百不逮人。所尚业，复不能尺寸铢两自强自进，乃庸人辈也，复何言哉！今者欲求为贽於大君子门下，尚可以为文而为其礼，《诗》所谓“有靦面目，视人罔极”者也。谨敢缮写所为文凡二十首，伏地汗赧，不知所云。谨状。同样的意思杜牧不止一次地在不同的上书中表达，《上吏部高尚书状》：某启。人惟朴樕，材实朽下，三守僻左，七换星霜，拘挛莫伸，抑郁谁诉。每遇时移节换，家远身孤，吊影自伤，向隅独泣。将欲渔钓一壑，栖迟一邱，无易仕之田园，有仰食之骨肉。当道每叹，未路难循，进退唯艰，愤悱无告。今者大君继统，贤相秉钧，遗坠必举，髦隽并作。伏惟尚书秩高天爵，德冠人伦，为缙绅之纪纲，作朝廷之标表。
当杜牧如愿以偿地回长安时，睦州的山水在杜牧的诗中再一次风致宜人，《除官归京睦州雨霁》：秋半吴天霁，清凝万里光。水声侵笑语，岚翠扑衣裳。远树疑罗帐，孤云认粉囊。溪山侵两越，时节到重阳。顾我能甘贱，无由得自强。误曾公触尾，不敢夜循墙。岂意笼飞鸟，还为锦帐郎。网今开傅燮，书旧识黄香。自注：曾在史馆四年。姹女真虚语，饥儿欲一行。浅深须揭厉，休更学张纲。《秋晚早发新定》：解印书千轴，重阳酒百缸。凉风满红树，晓月下秋江。岩壑会归去，尘埃终不降。悬缨未敢濯，严濑碧淙淙。 二、杜牧湖州时期创作
将自己的贬谪归咎于李德裕，既然李德裕已经失势，政治局势就应该焕然一新，自己也能够获得重用，这是杜牧的基本政治判断。
虽然大中年间，务反会昌之政，但是，因为主导会昌、大中政治局势的都是仇士良宦官集团，而这一宦官集团拥立宣宗继位，在大中年间势力猖獗，连宣宗都有强烈的掣肘感觉，大中之政并非善政[5]8055。杜牧很快就深刻地意识到政治局势的实质，因此在《长安杂题长句六首》中对当时粉饰太平，权贵纸醉金迷的豪奢颇为不满[1]101。值得注意的是，杜牧一生在长安仕途的时间并不长，大和二年十月，杜牧就出为沈传师江西观察使幕府幕僚，九年，数月在长安，随即分司东都，开成四年，回长安，会昌二年，出任黄州刺史。杜牧在长安期间都是当时政治局势风起云涌之时，大和九年的“甘露之变”、开成五年的文武朝代更替，而大中二年，政治局势已经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并没有出现杜牧觉得应该出现的善政，杜牧的思想终于定型，因此在《长安杂题长句六首》中虽有不满但表达得颇为含蓄。
于是，杜牧主动要求出任外州刺史，《上宰相求杭州启》、《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启》、《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上宰相求湖州第三启》，竟然脸上四启，可见杜牧外出决心之强烈。《新转南曹未叙朝散初秋暑退出守吴兴书此篇以自见志》：捧诏汀洲去，全家羽翼飞。喜抛新锦帐，荣借旧朱衣。且免材为累，何妨拙有机。宋株聊自守，鲁酒怕旁围。清尚宁无素，光阴亦未晞。一杯宽幕席，五字弄珠玑。越浦黄柑嫩，吴溪紫蟹肥。平生江海志，佩得左鱼归。杜牧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题白蘋洲》：山鸟飞红带，亭薇拆紫花。溪光初透彻，秋色正清华。静处知生乐，喧中见死夸。无多珪组累，终不负烟霞。在湖州山水中，杜牧颇有从政治中解脱的愉悦。《题茶山》：重游难自克，俯首入尘埃。《茶山下作》：春风最窈窕，日晓柳村西。娇云光占岫，健水鸣分溪。燎岩野花远，戛瑟幽鸟啼。把酒坐芳草，亦有佳人携。倚溪侵岭多高树，夸酒书旗有小楼。惊起鸳鸯岂无恨，一双飞去却回头。《春日茶山病不饮酒因呈宾客》：笙歌登画船，十日清明前。山秀白云腻，溪光红粉鲜。欲开未开花，半阴半晴天。谁知病太守，犹得作茶仙。湖州产茶，杜牧沉醉于茶山中，流连忘返，当时的杜牧政治热情已经冷却，所以，对于湖州山水的感情就极为真挚，以至于临别之时，依依不舍，《八月十二日得替后移居霅溪馆因题长句四韵》：景物登临闲始见，愿为闲客此闲行。
杜牧政治热情的冷却是因为强烈的知天命意识，《自撰墓志铭》：去岁七月十日，在吴兴，梦人告曰：“尔当作小行郎。”复问其次，曰：“礼部考功，为小行矣。”言其终典耳。今岁九月十九日归，夜困，亥初就枕寝，得被势久，酣而不梦，有人朗告曰：“尔改名毕。”十月二日，奴顺来言“炊将熟甑裂”。予曰：“皆不祥也。”十一月十日，梦书片纸“皎皎白驹，在彼空谷”，傍有人曰：“空谷，非也，过隙也。”予生于角，星昴毕于角为第八宫，曰病厄宫，亦曰八杀宫，土星在焉，火星继木。星工杨晞曰：“木在张于角为第十一福德宫，木为福德大君子，救于其旁，无虞也。”予曰：“自湖守不周岁，迁舍人，木还福于角足矣，土火还死于角，宜哉！”复自视其形，视流而疾，鼻折山根，年五十，斯寿矣。从来注重经世致用的杜牧竟然在晚年以如此戏谑的形式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总结，看透政治的杜牧已经不在乎政治的得失，关心的只有自己的文学创作。裴延翰《樊川文集序》：上五年冬，仲舅自吴兴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诰，尽吴兴俸钱，创治其墅。出中书直，亟召昵密，往游其地。一旦谈啁酒酣，顾延翰曰：“司马迁云，自古富贵，其名磨灭者，不可胜纪。我适稚走于此，得官受俸，再治完具，俄及老为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贵，要有数百首文章，异日尔为我序，号《樊川集》，如此顾樊川一禽鱼一草木无恨矣，庶千百年未随此磨灭邪！”时在杜牧自湖州返回长安之时，可见，当时杜牧思想已经最终定型，而这在杜牧湖州时期创作中已经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1]缪钺.杜牧传·杜牧年谱[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2]刘昫等.旧唐书[Z].北京：中华书局，1975.
[3]范晔.后汉书[Z].北京：中华书局，1965.
[4]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Z].北京：中华书局，2008.
[5]司马光.资治通鉴[Z].北京：中华书局，1956.
关键词： 杜牧 浙西 睦州 湖州 长安
会昌六年九月，杜牧由池州刺史转睦州刺史，大中二年八月，回长安，四年秋，出任湖州刺史，五年秋，回长安。睦州、湖州属浙西，浙西时期是杜牧重要创作时期，缪钺先生《杜牧传》完整勾勒了杜牧在浙西的行程和创作，导夫先路[1]88-108。但是，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所以，后续研究极为罕见。
会昌六年三月，武宗崩，宣宗继位，政治局势风云大变，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杜牧浙西时期的诗文创作出现全新的面貌，睦州时期，基于对新的政治局势的憧憬，杜牧逐渐流露出对李德裕的不满，原来的抑郁情思逐渐消退，轻松心境成为主导，但是，返回长安的心情越来越急切。湖州时期，因为对大中政治有了深刻的认识，杜牧的政治热情冷却，产生了强烈的知天命意识，从诗文创作来看，浙西时期是杜牧思想最终定型时期。
一、杜牧睦州时期创作
会昌年间，杜牧由比部员外郎出任黄州刺史、池州刺史，《祭周相公文》：会昌之政，柄者为谁？忿忍阴汙，多逐良善。牧实忝幸，亦在遣中。黄冈大泽，葭苇之场，继来池阳，栖在孤岛。僻左五岁，遭逢圣明。收拾冤沈，诛破罪恶。会昌之政，柄者为李德裕，杜牧之言即指自己为李德裕所抑。而且，大中年间，杜牧又不止一次地在文章中表达对李德裕在会昌年间排斥异己的不满，《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墓志铭》：时李太尉专柄五年，多逐贤士，天下恨怨，以公德全畏之。《唐故东川节度使检校右仆射兼御史大夫赠司徒周公墓志铭》：李太尉德裕伺公纤失，四年不得，知愈治不可盖抑，迁公江西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在这里，杜牧对李德裕的怨恨之情跃然纸上，但是，会昌年间，李德裕一相独大，所以，杜牧空有怨恨而无可奈何，抑郁情思由此而来，这在黄州、池州时期诗文创作中多有体现，学界也有论述，此不赘。
会昌六年三月，武宗崩，宣宗继位，四月，李德裕出任江陵尹、荆南节度使，十月，为东都留守，同时，大批牛党成员纷纷得到重用，政治局势风云大变，显而易见[2]613-615。正因为如此，杜牧对新的政治局势满怀憧憬，《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祝尧千万寿，再拜揖余樽。《寄内兄和州崔员外十二韵》：共祝中兴主，高歌唱太平。当时杜牧身在睦州，远离长安，而且，宣宗继位不久，并没有什么政绩，“中兴”、“太平”之言足以说明杜牧的喜悦之情，在这个过程中，杜牧逐渐流露出对李德裕的不满，《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我实刚肠者，形甘短褐髡。曾经触虿尾，犹得凭熊轩。暗指自己因为与李德裕之间的矛盾而遭到贬谪，《新定途中》：无端偶效张文纪，下杜乡园别五秋。重过江南更千里，万山深处一孤舟。时在赴睦州途中，杜牧以张文纪自比，等于是以梁翼比李德裕[3]1817。《代人举蒋系自代状》：尝为谏官，无所避忌；及领藩镇，实惠疲羸。顷者不附权臣，例遭左官，今逢明代，犹典小州。《旧唐书·蒋系传》：“武宗朝，李德裕用事，恶李汉，以系与汉僚婿，出为桂管都护御观察使。”[2]4029虽是代笔，但是，杜牧对蒋系的肯定一览无余，尤其是肯定蒋系面对李德裕的风骨。当然，李德裕贬潮州司马在大中元年十二月，所以，当时杜牧对李德裕的不满发而为诗多为暗讽。
睦州户口不足一万，当时只是下州，而且地处偏僻，《祭周相公文》：东下京江，难走千里。曲屈越嶂，如入洞穴。惊涛触舟，几至倾没。可见，睦州环境闭塞，交通不便。但是，睦州山水在杜牧诗中却颇为秀丽，《睦州四韵》：州在钓台边，溪山实可怜。有家皆掩映，无处不潺湲。好树鸣幽鸟，晴楼入野烟。残春杜陵客，中酒落花前。方回评《睦州四韵》：“轻快俊逸。”纪昀则认为：“风致宜人。”[4]402由景见情，可见当时杜牧心境轻松，于是，当时杜牧的咏史怀古诗也少了批判的锋芒，《江南怀古》：车书混一业无穷，井邑山川今古同。戊辰年向金陵过，惆怅闲吟忆庾公。当然，杜牧的轻松心境是基于自己能够返回长安的认识，所以，当时杜牧返回长安的心情颇为急切，《朱坡绝句三首》：故国池塘倚御渠，江城三诏换鱼书。贾生辞赋恨流落，只向长沙住岁余。自注：文帝岁余思贾生。分别以文帝、贾谊比宣宗、自己，隐约可见杜牧对自己在新的政治局势中获得重用的憧憬。《寄沣州张舍人笛》：遥想紫泥封诏罢，夜深应隔禁墙闻，是写张笛何尝不是对自己的期许？这种急切的心情甚至在杜牧启程回长安的途中还存在。《夜泊桐庐先寄苏台卢郎中》：水槛桐庐馆，归舟系石根。笛吹孤戍月，犬吠隔溪村。十载违清裁，幽怀未一论。苏台菊花节，何处与开樽？
于是，杜牧多次主动上书权贵，请求提携自己返回长安，《上刑部崔尚书状》：某启。某比於流辈，疏阔慵怠，不知趋向，唯好读书，多忘，为文格卑。十年为幕府吏，每仲束於簿书宴游间。刺史七年，病弟孀妹，百口之家，经营衣食，复有一州赋讼。私以贫苦焦虑，公以愚恐败悔。仍有嗜酒多睡，厕於其间，是数者相遭於多忘格卑之中，书不得日读，文不得专心，百不逮人。所尚业，复不能尺寸铢两自强自进，乃庸人辈也，复何言哉！今者欲求为贽於大君子门下，尚可以为文而为其礼，《诗》所谓“有靦面目，视人罔极”者也。谨敢缮写所为文凡二十首，伏地汗赧，不知所云。谨状。同样的意思杜牧不止一次地在不同的上书中表达，《上吏部高尚书状》：某启。人惟朴樕，材实朽下，三守僻左，七换星霜，拘挛莫伸，抑郁谁诉。每遇时移节换，家远身孤，吊影自伤，向隅独泣。将欲渔钓一壑，栖迟一邱，无易仕之田园，有仰食之骨肉。当道每叹，未路难循，进退唯艰，愤悱无告。今者大君继统，贤相秉钧，遗坠必举，髦隽并作。伏惟尚书秩高天爵，德冠人伦，为缙绅之纪纲，作朝廷之标表。
当杜牧如愿以偿地回长安时，睦州的山水在杜牧的诗中再一次风致宜人，《除官归京睦州雨霁》：秋半吴天霁，清凝万里光。水声侵笑语，岚翠扑衣裳。远树疑罗帐，孤云认粉囊。溪山侵两越，时节到重阳。顾我能甘贱，无由得自强。误曾公触尾，不敢夜循墙。岂意笼飞鸟，还为锦帐郎。网今开傅燮，书旧识黄香。自注：曾在史馆四年。姹女真虚语，饥儿欲一行。浅深须揭厉，休更学张纲。《秋晚早发新定》：解印书千轴，重阳酒百缸。凉风满红树，晓月下秋江。岩壑会归去，尘埃终不降。悬缨未敢濯，严濑碧淙淙。 二、杜牧湖州时期创作
将自己的贬谪归咎于李德裕，既然李德裕已经失势，政治局势就应该焕然一新，自己也能够获得重用，这是杜牧的基本政治判断。
虽然大中年间，务反会昌之政，但是，因为主导会昌、大中政治局势的都是仇士良宦官集团，而这一宦官集团拥立宣宗继位，在大中年间势力猖獗，连宣宗都有强烈的掣肘感觉，大中之政并非善政[5]8055。杜牧很快就深刻地意识到政治局势的实质，因此在《长安杂题长句六首》中对当时粉饰太平，权贵纸醉金迷的豪奢颇为不满[1]101。值得注意的是，杜牧一生在长安仕途的时间并不长，大和二年十月，杜牧就出为沈传师江西观察使幕府幕僚，九年，数月在长安，随即分司东都，开成四年，回长安，会昌二年，出任黄州刺史。杜牧在长安期间都是当时政治局势风起云涌之时，大和九年的“甘露之变”、开成五年的文武朝代更替，而大中二年，政治局势已经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并没有出现杜牧觉得应该出现的善政，杜牧的思想终于定型，因此在《长安杂题长句六首》中虽有不满但表达得颇为含蓄。
于是，杜牧主动要求出任外州刺史，《上宰相求杭州启》、《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启》、《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上宰相求湖州第三启》，竟然脸上四启，可见杜牧外出决心之强烈。《新转南曹未叙朝散初秋暑退出守吴兴书此篇以自见志》：捧诏汀洲去，全家羽翼飞。喜抛新锦帐，荣借旧朱衣。且免材为累，何妨拙有机。宋株聊自守，鲁酒怕旁围。清尚宁无素，光阴亦未晞。一杯宽幕席，五字弄珠玑。越浦黄柑嫩，吴溪紫蟹肥。平生江海志，佩得左鱼归。杜牧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题白蘋洲》：山鸟飞红带，亭薇拆紫花。溪光初透彻，秋色正清华。静处知生乐，喧中见死夸。无多珪组累，终不负烟霞。在湖州山水中，杜牧颇有从政治中解脱的愉悦。《题茶山》：重游难自克，俯首入尘埃。《茶山下作》：春风最窈窕，日晓柳村西。娇云光占岫，健水鸣分溪。燎岩野花远，戛瑟幽鸟啼。把酒坐芳草，亦有佳人携。倚溪侵岭多高树，夸酒书旗有小楼。惊起鸳鸯岂无恨，一双飞去却回头。《春日茶山病不饮酒因呈宾客》：笙歌登画船，十日清明前。山秀白云腻，溪光红粉鲜。欲开未开花，半阴半晴天。谁知病太守，犹得作茶仙。湖州产茶，杜牧沉醉于茶山中，流连忘返，当时的杜牧政治热情已经冷却，所以，对于湖州山水的感情就极为真挚，以至于临别之时，依依不舍，《八月十二日得替后移居霅溪馆因题长句四韵》：景物登临闲始见，愿为闲客此闲行。
杜牧政治热情的冷却是因为强烈的知天命意识，《自撰墓志铭》：去岁七月十日，在吴兴，梦人告曰：“尔当作小行郎。”复问其次，曰：“礼部考功，为小行矣。”言其终典耳。今岁九月十九日归，夜困，亥初就枕寝，得被势久，酣而不梦，有人朗告曰：“尔改名毕。”十月二日，奴顺来言“炊将熟甑裂”。予曰：“皆不祥也。”十一月十日，梦书片纸“皎皎白驹，在彼空谷”，傍有人曰：“空谷，非也，过隙也。”予生于角，星昴毕于角为第八宫，曰病厄宫，亦曰八杀宫，土星在焉，火星继木。星工杨晞曰：“木在张于角为第十一福德宫，木为福德大君子，救于其旁，无虞也。”予曰：“自湖守不周岁，迁舍人，木还福于角足矣，土火还死于角，宜哉！”复自视其形，视流而疾，鼻折山根，年五十，斯寿矣。从来注重经世致用的杜牧竟然在晚年以如此戏谑的形式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总结，看透政治的杜牧已经不在乎政治的得失，关心的只有自己的文学创作。裴延翰《樊川文集序》：上五年冬，仲舅自吴兴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诰，尽吴兴俸钱，创治其墅。出中书直，亟召昵密，往游其地。一旦谈啁酒酣，顾延翰曰：“司马迁云，自古富贵，其名磨灭者，不可胜纪。我适稚走于此，得官受俸，再治完具，俄及老为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贵，要有数百首文章，异日尔为我序，号《樊川集》，如此顾樊川一禽鱼一草木无恨矣，庶千百年未随此磨灭邪！”时在杜牧自湖州返回长安之时，可见，当时杜牧思想已经最终定型，而这在杜牧湖州时期创作中已经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1]缪钺.杜牧传·杜牧年谱[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2]刘昫等.旧唐书[Z].北京：中华书局，1975.
[3]范晔.后汉书[Z].北京：中华书局，1965.
[4]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Z].北京：中华书局，2008.
[5]司马光.资治通鉴[Z].北京：中华书局，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