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春和我的父亲是同龄人。在采访中突然意识到这一点，我对他的感情和理解随之发生微妙的转变。无论是《古惑仔》里的山鸡哥，还是《鹿鼎记》里的韦小宝，投射在陈小春身上的标签都是年轻、机灵、无所畏惧。之后二十年荧幕形象的空白，让我忽略了时间会公平地作用在所有人身上，他也无法例外。
　　采访当天，他从香港来北京参加一档节目的开播发布会，出门时孩子还没起床，晚上6点多结束工作又匆忙往回赶，“采儿在医院，我得回去，不能在这睡一晚上。”他说这句话的平常语气戳中了我，比起在舞臺上和镜头前的昂扬姿态，这一刻的他无比真实——“为老婆和孩子讨生活的人”。
　　这个年龄的男人需要面对的问题，陈小春一样不少：身体状况、家庭责任、父子关系、事业爬坡。又因为身处一个特殊的行业，他需要做出更多的妥协和调整。
　　显然，他不是那么适应时下的娱乐环境。媒体包围中，他偶尔接不住某些流行的笑点；真人秀里，不时有弹幕评论他话太少，不懂得积极融入节目流程。我从中看到他的努力和局促，莫名有点心疼：这曾是个酷到不愿多说一句话的年轻人啊。
　　大半天的发布活动结束，我们的采访安排在酒店的房间。电梯门关上，陈小春松了口气，露出倦色，“我的嗓音好像都有点哑了。”他做出标志性的嘴角耷拉的表情。回到房间，他用最快的速度换掉西装皮鞋，穿上黑色T恤、马甲、休闲裤，运动鞋的鞋带散开着，随手点燃了一支烟。
　　陈小春的普通话不好，但是表现力很强，会变换语气动作还原不同的场景。讲到儿子发信息给他，他手捂着胸口，靠在沙发上，一脸甜蜜。
　　我小心翼翼地抛出关于演技和作品的问题，他的坦诚让我的顾虑显得小气。他非科班出身，也不标榜对艺术的热爱和献身，他说自己不懂表演，承认近年没令人满意的作品。红过、沉寂过，他清楚作为演员和歌手的被动属性。
　　我差点以为这是个没什么野心的人了，直到我们聊起梅艳芳、张国荣这些前辈，他突然站起来，手作麦克风状，直视着我的眼睛，模仿张国荣唱歌。“他们真的是从底层开始慢慢出来，承受任何压力一点点成长的，所以他们唱歌的时候眼睛在说话，那种才是最珍贵的啊，才是真正的Superstar。”
　　陈小春也从底层而来，生活的锻打可以让人更丰富，也可以让人更简单，他或许属于后者。所以当被问到，“对生活还有什么期待？”他的回答是：“夫复何求。”
　　采访陈小春之前，我曾有巨大的野心，他的父亲在“大逃港”中从广东来到香港，三十多年后，香港回归，他本人又是第一批从香港回到内地拍戏的演员。我默认这个人与时代之间一定有着宿命般的关联。
　　然而在采访中，他和他的朋友们对这类问题都没能给出我所预期的答案。沮丧之余，我也在反思，所谓“宏大”的预设是否也是某种逻辑上的强暴？我们根本无法要求浪潮裹挟下的人们清醒地洞察一切，大多数人的选择遵从的都是生存逻辑。
　　最终成稿，我放弃了那些背景和隐喻，甚至更进一步放弃了他作为明星的外衣，只讲了一个普通人的成长故事和心路历程。在这个故事里，有年少张狂，有中年危机，有事业瓶颈，有生活气息。情节说不上精彩，但是真实，细看能看到每个人的影子。
　　对于记者来说，相似是乏味的。但是现实哪有那么多惊心动魄，华丽瞬间的背后都是微不足道的生活。
　　一位朋友看完稿子开玩笑说，“把一个港星写出了社会小人物的感觉，经常在娱乐文章里见他，没见过这种画风。”乍听以为她在嘲笑我写得“土”，后来想想，对于总被过度书写的明星来说，偶尔“土”一点好像也没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