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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现代建筑国际会议（CIAM）发表了关于城市规划的理论与方法的文件以来，几乎已有45年，那文件就是《雅典宪章》。最近几十年来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要求对宪章进行一次修订，几乎所有国家的知识界和专业人员、研究院和大学都有参与。
1933年其中《雅典宪章》仍然是这个时代的一项基本文件，可以提高改进但不能放弃它。雅典宪章提出的许多原理到今天还是有效的，它证明了建筑与规划现代运动的生命力和连续性。
1933年的雅典，1977年的马丘比丘，两次会议的地点都具有重要意义。雅典是西欧文明的摇蓝，马丘比丘是“另一个世界”一个独立文化体系的象征。雅典代表的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学说中的理性主义，而马丘比丘代表的却都是理性派所没有包括的，单凭逻辑所不能分类的种种一切。
1933年，现代建筑国际会议（简称CIAM）通过了一项文件，即后来著名的“雅典宪章”。此后，这一文件多少年来一直是欧美高等建筑教育的指针。1977年12月，一些城市规划设计师聚集利马（LIMA），以雅典宪章为出发点进行了讨论，讨论时四种语言并用，提出了包含有若干要求和宣言的《马丘比丘宪章》（CHARTER OF MIACHU PICCHU）。
1977年12月12日与会人员在秘鲁大学建筑与规划系学生以及其他见证人陪同下，来到了马丘比丘山的古文化遗址签署了新宪章，以表示他们对专业培训及实践方面所提倡与探索的规划设计原理的坚定信念。
文件签署人明确表示《马丘比丘宪章》应当适用于各设计专业，但并不是灵丹妙药，而只是为了促进本专业的目标与职能进行专业与专业之间的综合评述，该宪章也旨在促进公开辩论，并过问各国政府所能够做到也应当采纳的有关改进世界上人类居住点质量的政策与措施。
国际建协（IUA）授于国立利马大学以显赫的琼·柴祖勉励奖金以表彰该大学国际著名设计人士座谈会起草该宪章的首创精神。此奖金于1978年10月在墨西哥城召开的第13届国际建协大会上正式颁发绘宪章签署人代表团。
马丘比丘诗人，巴勃鲁•聂鲁达（Pablo Neruda）曾以他卓越的隐喻笔法把这座被人遗忘的城市描写成“最崇高的人类文化熔炉，它长期寄寓着我们的沉默”。聚集在一起的建筑师、教育家和规划师、承担了冲破当前的沉默这项严肃任务。
《马丘比丘宪章》的基本观点
《马丘比丘宪章》首先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城市和城市规划的重要性，并将理解和贯彻这一关系视为城市规划的基本任务。
《马丘比丘宪章》摒弃了《雅典宪章》机械主义和物质空间决定论的思想基石，宣扬社会文化论的基本思想。社会文化论认为，物质空间只是影响城市生活的一项变量，而且这一变量并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而起决定性作用的应该是城市中各人类群体的文化、社会交往模式和政治结构。在考察了当时城市化快速发展和遍布全球的状况之后，《马丘比丘宪章》要求，将城市规划的专业和技术应用到各级人类居住点上，即邻里、乡镇、城市、都市地区、区域、国家和洲，并以此来指导建设。而这些规划都“必须对人类的各种需求作出解释和反应”，并“应该按照可能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意义提供与人民要求相适应的城市服务设施和城市形态”。从人的需要和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出发，《马丘比丘宪章》针对《雅典宪章》和当时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指导意义的观点。
《马丘比丘宪章》在对40多年的城市规划理论探索和实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雅典宪章》所崇尚的功能分区“没有考虑城市居民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结果使城市患了贫血症，在那些城市里建筑物成了孤立的单元，否认了人类的活动要求流动的、连续的空间这一事实”。确实，《雅典宪章》以后的城市规划基础上都是依据功能分区的思想而展开的，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城市重建和快速发展阶段中按规划建设的许多新城和一系列的城市改造中，由于对纯粹功能分区的强调而导致了许多问题，人们发现经过改建的城市社区竟然不如改建前或一些未改造的地区充满活力，新建的城市则相当的冷漠、单调，缺乏生气。对于功能分区的批评，认为功能分区并不是一种组织良好的城市规划方法，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而最早的批评来自于CIAM的内部，即Team 10，他们认为柯布西埃的理想城市“是一种时尚的、文雅的、诗意的、有纪律的、机械环境的机械社会，或者说，是具有严格等级的技术社会的优美城市”。他们提出的以人为核心的人际结合思想以及流动、生长、变化的思想为城市规划的新发展提供了新的起点。60年代的理论则以杰克布斯充满激情的现实评述和亚历克山大相对抽象的理论论证为代表。《马丘比丘宪章》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提出：“在今天不应当把城市当作一系列的组成部分拼在一起考虑，而必须努力去创造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环境”，并且强调“在1933年，主导思想是把城市和城市的建筑分成若干组成部分，在1977年，目标应当是把已经失掉了它们的相互依赖性和相互关联性，并已经失去其活力和涵义的组成部分重新统一起来”。
《马丘比丘宪章》认为城市是一个动态系统，要求“城市规划师和政策制定人必须把城市看作是在连续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中的一个结构体系”。
60年代以后，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在城市规划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直接改变了过去将城市规划视作对终极状态进行描述的观点，而更强调城市规划的过程性和动态性。
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逐渐形成、发展的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在50年代末被引入到规划领域而形成了系统方法论。在对物质空间规划进行革命的过程中，社会文化论主要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批判，而系统方法论则从实践的角度进行建设，尽管两者在根本思想上并不一致，但对城市规划的思想体系转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最早运用系统思想和方法的规划研究当推开始于美国1950年末的运输-土地使用规划。这些研究突破了物质空间规划对建筑空间形态的过分关注，而将重点转移至发展的过程和不同要素间的关系，以及要素的调整与整体发展的相互作用之上。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在运输-土地使用规划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思想和方法，经麦克劳林、恰得威克等人在理论上的努力和广大规划师在实践中的自觉运用形成了城市规划运用系统方法论的高潮。《马丘比丘宪章》在对这一系列理论探讨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提出“区域和城市规划是个动态过程，不仅要包括规划的制定而且也要包括规划的实施——这一过程应当能适应城市这个有机体的物质和文化的不断变化”。在这样的意义上，城市规划就是一个不断模拟、实践、反馈、重新模拟……的循环过程，只有通过这样不间断的连续过程才能更有效地与城市系统基本相协调。
《雅典宪章》的缺失及《马丘比丘宪章》的优势
城市与区域 《雅典宪章》认识到城市及周围区域之间存在着基本的统一性。由于社会不认识城市增长和社会经济变化所带来的后果，还迫切需要毫不含糊地具体地对这条原则予以重新肯定。
今天，由于城市化过程正在席卷世界各地，已经刻不容缓地要求我们更有效地使用现有人力和自然资源。
城市规划既然要为分析需要、问题和机会提供必需的系统方法，那么一切与人类居住点有关的政府部门，就是要在现有资源限制之内对城市的增长与开发制定指导方针。
一般地讲，规划过程包括经济计划、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必须对人类的各种需求作出解释和反应。它应该按照可能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意义提供与人民要求相适应的城市服务设施和城市形态。为达到这些目的，城市规划必须建立在各专业设计人、城市居民以及公众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系统的不断互相协作配合的基础上。
规划必须在不断发展的城市化过程中反映出城市与其周围区域之间基本的动态统一性，并且要明确邻里与邻里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以及其它城市结构单元之间的功能关系。
规划的专业和技术必须应用于各级人类居住点上——邻里、乡镇、城市、都市地区、区域、州和国家——以便指导建设的定点、进程和性质。
宏观经济计划与实际的城市发展规划之间的普遍脱节已经浪费掉为数不多的资源并降低了两者的效用。城市用地范围内往往受到了以笼统的、相对抽象的经济政策为基础的各种决定所带来的副作用。国家和区域一级的经济决策很少直接考虑到城市建设的优先地位和城市问题的解决以及一般经济政策和城市发展规划之间的功能联系。结果系统的规划与建筑设计的潜在效益往往不能有利于大多数人民。
自从《雅典宪章》问世以来，世界人口已经翻了一番，正在三个重要方面造成严重的危机，即生态、能源和粮食供应。由于城市增长率大大超过了世界人口的自然增加，城市衰退已经变得特别严重。住房缺乏，公共服务设施和运输以及生活质量的普遍恶化已成了不可否认的后果。
雅典宪章对城市规划的探讨并没有反映最近出现的农村人口大量外流而加速城市增长的现象。
可以看到城市的混乱发展有两种基本形式：
第一种是工业化社会的特色，就是私人汽车的增长，较为富裕的居民都向郊区迁移。而迁到市中心区的新来户以及留在那里的老住户缺乏支持城市结构和公共服务设施的能力。
第二种是发展中国家的特色，在那里大批农村住户向城市迁移，大家都挤在城市边缘，既无公共服务设施又无市政工程设施。要处理这种情况远远超出了现行城市规划程序可能做到的范畴。目前能做到的不过是对这些自发居住点提供一些最起码的公共服务，公共卫生和住房方面的努力反而加剧了问题本身，更加鼓励了向城市迁移的势头。
因此不论是哪种形式，不可避免的结论是，当人口增加，生活质量就下降。
分区概念与住房问题 《雅典宪章》设想，城市规划的目的是综合四项基本的社会功能——生活、工作、休憩和交通，而规划就是为了解决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这就引出了城市划分为各种分区或组成部分的做法，于是为了追求分区清楚却牺牲了城市的有机构成。这一错误的后果在许多新城市中都可看到。这些新城市没有考虑到城市居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果使城市生活患了贫血症，在那些城市里建筑物成了孤立的单元，否认了人类活动要求流动的、连续的空间这一事实。
与《雅典宪章》相反，制定《马丘比丘宪章》的人深信人的相互作用与交往是城市存在的基本根据。城市规划与住房设计必须反映这一现实。同样重要的目标是要争取获得生活的基本质量以及与自然环境的协调。
住房不能再当作一种实用商品来看待了，必须要把它看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住房设计必须具有灵活性以便于适应社会要求的变化，并鼓励建筑使用者创造性地参与设计和施工。还需要研制低成本的建筑构件供需要建房的人们使用。
在人的交往中，宽容和谅解的精神是城市生活的首要因素，这一点，应作为不同社会阶层选择居住区位置和设计的指针。
城市运输 公共交通是城市发展规划和城市增长的基本要素。城市必须规划并维护好公共运输系统，在城市建设要求与能源衰竭之间取得平衡。交通运输系统的更换必须估算它的社会费用，并在城市的未来发展规划中适当地予以考虑。
《雅典宪章》很显然把交通看成城市基本功能之一，而这意味着交通首先是利用汽车作为个人运输工具。44年来的经验证明，道路分类、增加车行道和设计各种交叉口方案等方面根本不存在最理想的解决方法。所以将来城区交通的政策显然应当是使私人汽车从属于公共运输系统的发展。
城市规划师与政策制定人必须把城市看作为在连续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中的一个结构体系，它的最后形式是很难事先看到或确定下来的。运输系统是联系市内外空间的一系列相互连接的网络。其设计应当允许随着增长、变化及城市形式作经常的试验。
城市土地使用 《雅典宪章》坚持建立一个立法纲领以便在满足社会用地要求时，可以有秩序地并有效地使用城市土地，并设想私人利益应当服从公共利益。
自从1933年以来，尽管多方面的努力，城市土地有限仍然是实现有计划的城市建设的根本阻碍。所以，对这一问题今天仍迫切要求拟订有效的公平的立法，以便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找到确实有很大改进的解决城市土地的办法。
自然资源与环境污染 当前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我们的环境污染迅速加剧到了空前的具有潜在的灾难性的程度。这是无计划的爆炸性的城市化和地球自然资源滥加开发的直接后果。
世界上城市化地区内的居民被迫生活在日趋恶化的环境条件下，与人类卫生和福利的传统概念和标准远远不相适应，这些不可容忍的条件包括在城市居民所用的空气、水和食品中含有大量有毒物质以及有损身心健康的噪音。
控制城市发展的当局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防止环境继续恶化，并按公共卫生与福利标准恢复环境的固有完整性。
在经济和城市规划方面，在建筑设计、工程标准和规范以及在规划与开发政策方面，也必须采取类似的措施。
文物与历史遗迹的保存和保护 城市的个性和特性取决于城市的体型结构和社会特征。因此不仅要保存和维护好城市的历史遗址和古迹，而且还要继承一般的文化传统。一切有价值的能说明社会和民族特性的文物必须保护起来。
保护、恢复和重新使用现有历史遗址和古建筑必须同城市建设过程结合起来，以保证这些文物具有经济意义并继续具有生命力。
在考虑再生和更新历史地区的过程中，应把具有优秀设计质量的当代建筑物包括在内。
工业技术 《雅典宪章》在讨论工业活动对城市所产生的影响时，略微提到了工业技术的作用。
在过去44年内，世界经历了空前的工业技术发展，技术惊人地影响着我们的城市以及城市规划和建筑的实践。
在世界的某些地区，工业技术的发展是爆炸性的，技术的扩散与有效应用是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之一。
今天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以及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改进，应当可以使人类社会克服地区的局限性和提供充分资源（注：应理解为资料资源）去解决建筑和规划问题。然而对这些资源不加批判地使用，往往为了追求新颖或者由于文化依靠性的恶果，造成了材料、技术和形式的应用不当。
因此由于技术发展的冲击，结果是出现了依赖人工气候与照明的建筑环境。这种做法对于某些特殊问题是可以的，但建筑设计应当是在自然条件下创造适合功能要求的空间与环境的过程。应当清楚地了解，技术是手段并不是目的。技术的应用应当是在政府适当支持下，认真研究和试验的实事求是的结果。
在有些地区，要求高度工业化的生产过程或施工设备是难以获得和推广的。因此而在技术上要求不严或者在解决当前的问题上就可以不讲究建筑设计，这是不应该的。而是要在可能的范围内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这对建筑与规划也是一种挑战。
施工技术应当努力采用经济合理的方法，做到设备能重复使用，利用资源丰富的材料生产结构构件。
设计与实施 建筑师、规划师与有关当局要努力宣传使群众与政府都了解，区域与城市规划是个动态过程，不仅要包括规划的制定而且也要包括规划的实施。这一过程应当能适应城市这个有机体的物质和文化的不断变化。
此外，为了要与自然环境、现有资源和形式特征相适应，每一特定城市与区域应当制定合适的标准和开发方针。这样做可以防止照搬照抄来自不同条件和不同文化的解决方案。
城市与建筑设计 雅典宪章本身对建筑设计不感兴趣。宪章制定人并不认为有此必要，因为他们认为“建筑是在光照下的体量的巧妙组合和壮丽表演”。
勒•柯布西耶的“太阳城”就是由这样的“体量”组成的。他的建筑语言是与立体派艺术相联系的，也是把城市按功能分隔成不同的元素思想一致的。
在我们的时代，近代建筑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纯体积的视觉表演，而是创造人们能生活的空间。要强调的已不再是外壳而是内容，不再是孤立的建筑，不管它有多美、多讲究，而是城市组织结构的连续性。
在1933年，主导思想是把城市和城市的建筑分成若干组成部分。在1977年，目标应当是把那些失掉了它们的相互依赖性和相互联系性，并已经失去其活力和涵意的组成部分重新统一起来。
建筑与规划的这一再统一不应当理解为古典主义的“先验地统一”（注：或者简单地说复古），应当明确指出，最近有人想恢复巴黎美院传统，这是荒唐地违反历史潮流，是不值得一谈的。用建筑语言来说，这种倾向是衰亡的症象，我们必须警惕走19世纪玩世不恭的拆衷主义道路，相反我们要走向现代运动新的成熟时期。
三十年代，在制定《雅典宪章》时，有一些发现和成就今天仍然有效，那就是：a．建筑内容与功能的分析；b．不协调的原则；c．反透视的时空观；d．传统盒子式建筑的解体；e．结构工程与建筑的再统一；建筑语言中的常数或“不变数”还需加上；f．空间的连续性；g．建筑、城市与园林绿化的再统一。
空间连续性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重大贡献，相当于动态立体派的时空概念，尽管他把它应用于社会准则如同应用于空间方面一样。
建筑——城市——园林绿地的再统一是城乡统一的结果。要坚持现在是建筑师认识现代运动历史的时候了，要停止搞那些由纪念碑式盒子组成的过了时的城市建筑设计，不管是垂直的、水平的、不透明的、透明的或反光的建筑。
新的城市化追求的是建成环境的连续性，即每一座建筑物不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连续统一体中的一个单元而已，它需要同其它单元进行对话，从而完整其自身的形象。
这种形象待续的原则（就是说，本身形象的完整性有待与其它建筑联系起来相辅而完成）并不是新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派大师发现了这一原则，由米开朗其罗发扬光大。不过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不仅仅是一条视觉原则，而且更是一条社会原则。近几十年来，音乐和造型艺术领域内的经验证明艺术家现在不再创造一个完整的作品。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往往只进行到创作的四分之三的地方就中止了，这样使观众不再是艺术品的消极的旁观者，而是多价信息（Poly valent message）中的积极参与者。
在建筑领域中，用户的参与更为重要，更为具体。人们必须参与设计的全过程，要使用户成为建筑师工作整体中的一个部分。
强调“不完整”或“待续”并不降低建筑师或规划师的威信。相对论和测不准原理并未削弱科学家的威信。相反恰好提高了威信，因为一位不信奉教条的科学家比那些过时的“万能之神”更受人尊敬。如果群众能被组织到设计过程中来，建筑师的联系面会增长，建筑上的创造发明才能也将会丰富和加强。一旦建筑师从学院戒律和绝对概念中解放出来，他们的想象力会受到人民建筑的巨大遗产的影响而激发出来——所谓人民建筑是没有建筑师的建筑，近几十年来人们曾对此作了大量研究。
可是，我们谨慎从事。应当认识到虽然地方色彩的建筑物对建筑设计想象是有很大贡献的，但不应当模仿。模仿在今天虽然很时髦，却像复制帕特农神庙（注：Parthenon，古希腊建筑的杰作）一样无聊。只有当一个建筑设计能与人民的习惯、风格自然地融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建筑才能对文化产生最大的影响。要做到这样的融合必须摆脱一切老框框，诸如威特鲁威柱式或巴黎美院传统以及勒柯尔比西埃的五条设计原理。
《马丘比丘宪章》与《雅典宪章》之间的有关变化
《雅典宪章》的主导思想是把城市和城市的建筑分成若干组成部分；《马丘比丘宪章》的目标是将这些部分重新有机统一起来，强调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和关联性。
《雅典宪章》的思想基石是机械主义和物质空间决定论；《马丘比丘宪章》宣扬社会文化论，认为物质空间只是影响城市生活的一项变量，并不能起决定性作用，而起决定性作用的应该是城市中各人类群体的文化、社会交往模式和政治结构。
《雅典宪章》将城市规划视作对终极状态的描述；《马丘比丘宪章》更强调城市规划的过程性和动态性。
总之，古代秘鲁的农业梯田受到全世界的赞赏，是由于它的尺度和宏伟，也由于它明显地表现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它那外表的和精神的表现形式是一座对生活的不可磨灭的纪念碑，在同样的思想鼓舞下，我们纯朴的提出了《马丘比丘宪章》。
1933年其中《雅典宪章》仍然是这个时代的一项基本文件，可以提高改进但不能放弃它。雅典宪章提出的许多原理到今天还是有效的，它证明了建筑与规划现代运动的生命力和连续性。
1933年的雅典，1977年的马丘比丘，两次会议的地点都具有重要意义。雅典是西欧文明的摇蓝，马丘比丘是“另一个世界”一个独立文化体系的象征。雅典代表的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学说中的理性主义，而马丘比丘代表的却都是理性派所没有包括的，单凭逻辑所不能分类的种种一切。
1933年，现代建筑国际会议（简称CIAM）通过了一项文件，即后来著名的“雅典宪章”。此后，这一文件多少年来一直是欧美高等建筑教育的指针。1977年12月，一些城市规划设计师聚集利马（LIMA），以雅典宪章为出发点进行了讨论，讨论时四种语言并用，提出了包含有若干要求和宣言的《马丘比丘宪章》（CHARTER OF MIACHU PICCHU）。
1977年12月12日与会人员在秘鲁大学建筑与规划系学生以及其他见证人陪同下，来到了马丘比丘山的古文化遗址签署了新宪章，以表示他们对专业培训及实践方面所提倡与探索的规划设计原理的坚定信念。
文件签署人明确表示《马丘比丘宪章》应当适用于各设计专业，但并不是灵丹妙药，而只是为了促进本专业的目标与职能进行专业与专业之间的综合评述，该宪章也旨在促进公开辩论，并过问各国政府所能够做到也应当采纳的有关改进世界上人类居住点质量的政策与措施。
国际建协（IUA）授于国立利马大学以显赫的琼·柴祖勉励奖金以表彰该大学国际著名设计人士座谈会起草该宪章的首创精神。此奖金于1978年10月在墨西哥城召开的第13届国际建协大会上正式颁发绘宪章签署人代表团。
马丘比丘诗人，巴勃鲁•聂鲁达（Pablo Neruda）曾以他卓越的隐喻笔法把这座被人遗忘的城市描写成“最崇高的人类文化熔炉，它长期寄寓着我们的沉默”。聚集在一起的建筑师、教育家和规划师、承担了冲破当前的沉默这项严肃任务。
《马丘比丘宪章》的基本观点
《马丘比丘宪章》首先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城市和城市规划的重要性，并将理解和贯彻这一关系视为城市规划的基本任务。
《马丘比丘宪章》摒弃了《雅典宪章》机械主义和物质空间决定论的思想基石，宣扬社会文化论的基本思想。社会文化论认为，物质空间只是影响城市生活的一项变量，而且这一变量并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而起决定性作用的应该是城市中各人类群体的文化、社会交往模式和政治结构。在考察了当时城市化快速发展和遍布全球的状况之后，《马丘比丘宪章》要求，将城市规划的专业和技术应用到各级人类居住点上，即邻里、乡镇、城市、都市地区、区域、国家和洲，并以此来指导建设。而这些规划都“必须对人类的各种需求作出解释和反应”，并“应该按照可能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意义提供与人民要求相适应的城市服务设施和城市形态”。从人的需要和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出发，《马丘比丘宪章》针对《雅典宪章》和当时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指导意义的观点。
《马丘比丘宪章》在对40多年的城市规划理论探索和实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雅典宪章》所崇尚的功能分区“没有考虑城市居民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结果使城市患了贫血症，在那些城市里建筑物成了孤立的单元，否认了人类的活动要求流动的、连续的空间这一事实”。确实，《雅典宪章》以后的城市规划基础上都是依据功能分区的思想而展开的，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城市重建和快速发展阶段中按规划建设的许多新城和一系列的城市改造中，由于对纯粹功能分区的强调而导致了许多问题，人们发现经过改建的城市社区竟然不如改建前或一些未改造的地区充满活力，新建的城市则相当的冷漠、单调，缺乏生气。对于功能分区的批评，认为功能分区并不是一种组织良好的城市规划方法，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而最早的批评来自于CIAM的内部，即Team 10，他们认为柯布西埃的理想城市“是一种时尚的、文雅的、诗意的、有纪律的、机械环境的机械社会，或者说，是具有严格等级的技术社会的优美城市”。他们提出的以人为核心的人际结合思想以及流动、生长、变化的思想为城市规划的新发展提供了新的起点。60年代的理论则以杰克布斯充满激情的现实评述和亚历克山大相对抽象的理论论证为代表。《马丘比丘宪章》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提出：“在今天不应当把城市当作一系列的组成部分拼在一起考虑，而必须努力去创造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环境”，并且强调“在1933年，主导思想是把城市和城市的建筑分成若干组成部分，在1977年，目标应当是把已经失掉了它们的相互依赖性和相互关联性，并已经失去其活力和涵义的组成部分重新统一起来”。
《马丘比丘宪章》认为城市是一个动态系统，要求“城市规划师和政策制定人必须把城市看作是在连续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中的一个结构体系”。
60年代以后，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在城市规划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直接改变了过去将城市规划视作对终极状态进行描述的观点，而更强调城市规划的过程性和动态性。
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逐渐形成、发展的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在50年代末被引入到规划领域而形成了系统方法论。在对物质空间规划进行革命的过程中，社会文化论主要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批判，而系统方法论则从实践的角度进行建设，尽管两者在根本思想上并不一致，但对城市规划的思想体系转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最早运用系统思想和方法的规划研究当推开始于美国1950年末的运输-土地使用规划。这些研究突破了物质空间规划对建筑空间形态的过分关注，而将重点转移至发展的过程和不同要素间的关系，以及要素的调整与整体发展的相互作用之上。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在运输-土地使用规划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思想和方法，经麦克劳林、恰得威克等人在理论上的努力和广大规划师在实践中的自觉运用形成了城市规划运用系统方法论的高潮。《马丘比丘宪章》在对这一系列理论探讨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提出“区域和城市规划是个动态过程，不仅要包括规划的制定而且也要包括规划的实施——这一过程应当能适应城市这个有机体的物质和文化的不断变化”。在这样的意义上，城市规划就是一个不断模拟、实践、反馈、重新模拟……的循环过程，只有通过这样不间断的连续过程才能更有效地与城市系统基本相协调。
《雅典宪章》的缺失及《马丘比丘宪章》的优势
城市与区域 《雅典宪章》认识到城市及周围区域之间存在着基本的统一性。由于社会不认识城市增长和社会经济变化所带来的后果，还迫切需要毫不含糊地具体地对这条原则予以重新肯定。
今天，由于城市化过程正在席卷世界各地，已经刻不容缓地要求我们更有效地使用现有人力和自然资源。
城市规划既然要为分析需要、问题和机会提供必需的系统方法，那么一切与人类居住点有关的政府部门，就是要在现有资源限制之内对城市的增长与开发制定指导方针。
一般地讲，规划过程包括经济计划、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必须对人类的各种需求作出解释和反应。它应该按照可能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意义提供与人民要求相适应的城市服务设施和城市形态。为达到这些目的，城市规划必须建立在各专业设计人、城市居民以及公众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系统的不断互相协作配合的基础上。
规划必须在不断发展的城市化过程中反映出城市与其周围区域之间基本的动态统一性，并且要明确邻里与邻里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以及其它城市结构单元之间的功能关系。
规划的专业和技术必须应用于各级人类居住点上——邻里、乡镇、城市、都市地区、区域、州和国家——以便指导建设的定点、进程和性质。
宏观经济计划与实际的城市发展规划之间的普遍脱节已经浪费掉为数不多的资源并降低了两者的效用。城市用地范围内往往受到了以笼统的、相对抽象的经济政策为基础的各种决定所带来的副作用。国家和区域一级的经济决策很少直接考虑到城市建设的优先地位和城市问题的解决以及一般经济政策和城市发展规划之间的功能联系。结果系统的规划与建筑设计的潜在效益往往不能有利于大多数人民。
自从《雅典宪章》问世以来，世界人口已经翻了一番，正在三个重要方面造成严重的危机，即生态、能源和粮食供应。由于城市增长率大大超过了世界人口的自然增加，城市衰退已经变得特别严重。住房缺乏，公共服务设施和运输以及生活质量的普遍恶化已成了不可否认的后果。
雅典宪章对城市规划的探讨并没有反映最近出现的农村人口大量外流而加速城市增长的现象。
可以看到城市的混乱发展有两种基本形式：
第一种是工业化社会的特色，就是私人汽车的增长，较为富裕的居民都向郊区迁移。而迁到市中心区的新来户以及留在那里的老住户缺乏支持城市结构和公共服务设施的能力。
第二种是发展中国家的特色，在那里大批农村住户向城市迁移，大家都挤在城市边缘，既无公共服务设施又无市政工程设施。要处理这种情况远远超出了现行城市规划程序可能做到的范畴。目前能做到的不过是对这些自发居住点提供一些最起码的公共服务，公共卫生和住房方面的努力反而加剧了问题本身，更加鼓励了向城市迁移的势头。
因此不论是哪种形式，不可避免的结论是，当人口增加，生活质量就下降。
分区概念与住房问题 《雅典宪章》设想，城市规划的目的是综合四项基本的社会功能——生活、工作、休憩和交通，而规划就是为了解决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这就引出了城市划分为各种分区或组成部分的做法，于是为了追求分区清楚却牺牲了城市的有机构成。这一错误的后果在许多新城市中都可看到。这些新城市没有考虑到城市居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果使城市生活患了贫血症，在那些城市里建筑物成了孤立的单元，否认了人类活动要求流动的、连续的空间这一事实。
与《雅典宪章》相反，制定《马丘比丘宪章》的人深信人的相互作用与交往是城市存在的基本根据。城市规划与住房设计必须反映这一现实。同样重要的目标是要争取获得生活的基本质量以及与自然环境的协调。
住房不能再当作一种实用商品来看待了，必须要把它看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住房设计必须具有灵活性以便于适应社会要求的变化，并鼓励建筑使用者创造性地参与设计和施工。还需要研制低成本的建筑构件供需要建房的人们使用。
在人的交往中，宽容和谅解的精神是城市生活的首要因素，这一点，应作为不同社会阶层选择居住区位置和设计的指针。
城市运输 公共交通是城市发展规划和城市增长的基本要素。城市必须规划并维护好公共运输系统，在城市建设要求与能源衰竭之间取得平衡。交通运输系统的更换必须估算它的社会费用，并在城市的未来发展规划中适当地予以考虑。
《雅典宪章》很显然把交通看成城市基本功能之一，而这意味着交通首先是利用汽车作为个人运输工具。44年来的经验证明，道路分类、增加车行道和设计各种交叉口方案等方面根本不存在最理想的解决方法。所以将来城区交通的政策显然应当是使私人汽车从属于公共运输系统的发展。
城市规划师与政策制定人必须把城市看作为在连续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中的一个结构体系，它的最后形式是很难事先看到或确定下来的。运输系统是联系市内外空间的一系列相互连接的网络。其设计应当允许随着增长、变化及城市形式作经常的试验。
城市土地使用 《雅典宪章》坚持建立一个立法纲领以便在满足社会用地要求时，可以有秩序地并有效地使用城市土地，并设想私人利益应当服从公共利益。
自从1933年以来，尽管多方面的努力，城市土地有限仍然是实现有计划的城市建设的根本阻碍。所以，对这一问题今天仍迫切要求拟订有效的公平的立法，以便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找到确实有很大改进的解决城市土地的办法。
自然资源与环境污染 当前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我们的环境污染迅速加剧到了空前的具有潜在的灾难性的程度。这是无计划的爆炸性的城市化和地球自然资源滥加开发的直接后果。
世界上城市化地区内的居民被迫生活在日趋恶化的环境条件下，与人类卫生和福利的传统概念和标准远远不相适应，这些不可容忍的条件包括在城市居民所用的空气、水和食品中含有大量有毒物质以及有损身心健康的噪音。
控制城市发展的当局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防止环境继续恶化，并按公共卫生与福利标准恢复环境的固有完整性。
在经济和城市规划方面，在建筑设计、工程标准和规范以及在规划与开发政策方面，也必须采取类似的措施。
文物与历史遗迹的保存和保护 城市的个性和特性取决于城市的体型结构和社会特征。因此不仅要保存和维护好城市的历史遗址和古迹，而且还要继承一般的文化传统。一切有价值的能说明社会和民族特性的文物必须保护起来。
保护、恢复和重新使用现有历史遗址和古建筑必须同城市建设过程结合起来，以保证这些文物具有经济意义并继续具有生命力。
在考虑再生和更新历史地区的过程中，应把具有优秀设计质量的当代建筑物包括在内。
工业技术 《雅典宪章》在讨论工业活动对城市所产生的影响时，略微提到了工业技术的作用。
在过去44年内，世界经历了空前的工业技术发展，技术惊人地影响着我们的城市以及城市规划和建筑的实践。
在世界的某些地区，工业技术的发展是爆炸性的，技术的扩散与有效应用是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之一。
今天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以及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改进，应当可以使人类社会克服地区的局限性和提供充分资源（注：应理解为资料资源）去解决建筑和规划问题。然而对这些资源不加批判地使用，往往为了追求新颖或者由于文化依靠性的恶果，造成了材料、技术和形式的应用不当。
因此由于技术发展的冲击，结果是出现了依赖人工气候与照明的建筑环境。这种做法对于某些特殊问题是可以的，但建筑设计应当是在自然条件下创造适合功能要求的空间与环境的过程。应当清楚地了解，技术是手段并不是目的。技术的应用应当是在政府适当支持下，认真研究和试验的实事求是的结果。
在有些地区，要求高度工业化的生产过程或施工设备是难以获得和推广的。因此而在技术上要求不严或者在解决当前的问题上就可以不讲究建筑设计，这是不应该的。而是要在可能的范围内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这对建筑与规划也是一种挑战。
施工技术应当努力采用经济合理的方法，做到设备能重复使用，利用资源丰富的材料生产结构构件。
设计与实施 建筑师、规划师与有关当局要努力宣传使群众与政府都了解，区域与城市规划是个动态过程，不仅要包括规划的制定而且也要包括规划的实施。这一过程应当能适应城市这个有机体的物质和文化的不断变化。
此外，为了要与自然环境、现有资源和形式特征相适应，每一特定城市与区域应当制定合适的标准和开发方针。这样做可以防止照搬照抄来自不同条件和不同文化的解决方案。
城市与建筑设计 雅典宪章本身对建筑设计不感兴趣。宪章制定人并不认为有此必要，因为他们认为“建筑是在光照下的体量的巧妙组合和壮丽表演”。
勒•柯布西耶的“太阳城”就是由这样的“体量”组成的。他的建筑语言是与立体派艺术相联系的，也是把城市按功能分隔成不同的元素思想一致的。
在我们的时代，近代建筑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纯体积的视觉表演，而是创造人们能生活的空间。要强调的已不再是外壳而是内容，不再是孤立的建筑，不管它有多美、多讲究，而是城市组织结构的连续性。
在1933年，主导思想是把城市和城市的建筑分成若干组成部分。在1977年，目标应当是把那些失掉了它们的相互依赖性和相互联系性，并已经失去其活力和涵意的组成部分重新统一起来。
建筑与规划的这一再统一不应当理解为古典主义的“先验地统一”（注：或者简单地说复古），应当明确指出，最近有人想恢复巴黎美院传统，这是荒唐地违反历史潮流，是不值得一谈的。用建筑语言来说，这种倾向是衰亡的症象，我们必须警惕走19世纪玩世不恭的拆衷主义道路，相反我们要走向现代运动新的成熟时期。
三十年代，在制定《雅典宪章》时，有一些发现和成就今天仍然有效，那就是：a．建筑内容与功能的分析；b．不协调的原则；c．反透视的时空观；d．传统盒子式建筑的解体；e．结构工程与建筑的再统一；建筑语言中的常数或“不变数”还需加上；f．空间的连续性；g．建筑、城市与园林绿化的再统一。
空间连续性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重大贡献，相当于动态立体派的时空概念，尽管他把它应用于社会准则如同应用于空间方面一样。
建筑——城市——园林绿地的再统一是城乡统一的结果。要坚持现在是建筑师认识现代运动历史的时候了，要停止搞那些由纪念碑式盒子组成的过了时的城市建筑设计，不管是垂直的、水平的、不透明的、透明的或反光的建筑。
新的城市化追求的是建成环境的连续性，即每一座建筑物不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连续统一体中的一个单元而已，它需要同其它单元进行对话，从而完整其自身的形象。
这种形象待续的原则（就是说，本身形象的完整性有待与其它建筑联系起来相辅而完成）并不是新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派大师发现了这一原则，由米开朗其罗发扬光大。不过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不仅仅是一条视觉原则，而且更是一条社会原则。近几十年来，音乐和造型艺术领域内的经验证明艺术家现在不再创造一个完整的作品。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往往只进行到创作的四分之三的地方就中止了，这样使观众不再是艺术品的消极的旁观者，而是多价信息（Poly valent message）中的积极参与者。
在建筑领域中，用户的参与更为重要，更为具体。人们必须参与设计的全过程，要使用户成为建筑师工作整体中的一个部分。
强调“不完整”或“待续”并不降低建筑师或规划师的威信。相对论和测不准原理并未削弱科学家的威信。相反恰好提高了威信，因为一位不信奉教条的科学家比那些过时的“万能之神”更受人尊敬。如果群众能被组织到设计过程中来，建筑师的联系面会增长，建筑上的创造发明才能也将会丰富和加强。一旦建筑师从学院戒律和绝对概念中解放出来，他们的想象力会受到人民建筑的巨大遗产的影响而激发出来——所谓人民建筑是没有建筑师的建筑，近几十年来人们曾对此作了大量研究。
可是，我们谨慎从事。应当认识到虽然地方色彩的建筑物对建筑设计想象是有很大贡献的，但不应当模仿。模仿在今天虽然很时髦，却像复制帕特农神庙（注：Parthenon，古希腊建筑的杰作）一样无聊。只有当一个建筑设计能与人民的习惯、风格自然地融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建筑才能对文化产生最大的影响。要做到这样的融合必须摆脱一切老框框，诸如威特鲁威柱式或巴黎美院传统以及勒柯尔比西埃的五条设计原理。
《马丘比丘宪章》与《雅典宪章》之间的有关变化
《雅典宪章》的主导思想是把城市和城市的建筑分成若干组成部分；《马丘比丘宪章》的目标是将这些部分重新有机统一起来，强调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和关联性。
《雅典宪章》的思想基石是机械主义和物质空间决定论；《马丘比丘宪章》宣扬社会文化论，认为物质空间只是影响城市生活的一项变量，并不能起决定性作用，而起决定性作用的应该是城市中各人类群体的文化、社会交往模式和政治结构。
《雅典宪章》将城市规划视作对终极状态的描述；《马丘比丘宪章》更强调城市规划的过程性和动态性。
总之，古代秘鲁的农业梯田受到全世界的赞赏，是由于它的尺度和宏伟，也由于它明显地表现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它那外表的和精神的表现形式是一座对生活的不可磨灭的纪念碑，在同样的思想鼓舞下，我们纯朴的提出了《马丘比丘宪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