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陵频伽是佛教典籍中记载的一种神鸟，因其声音美妙动听，婉转如歌，故又名妙音鸟，形象为人首鸟身。《旧唐书》记载，元和十年（815年）八月，“诃陵国遣使献僧祗童及五色鹦鹉、频伽鸟并异香名宝”。有唐一代，迦陵频伽形象既广泛存在于莫高窟、榆林石窟、龙门石窟的壁画中，又作为装饰图案出现在中原佛寺塔基券门以及舍利石棺中。如西安小雁塔的券门门楣上，有迦陵频伽线刻画。1958年在山西长治城内西南隅一座唐代残塔的塔基下，发现有一件舍利石棺，左右棺侧皆雕刻有迦陵频伽。到了宋代，迦陵频伽的用途发生了变化，从唐代的以壁画、线刻画等平面画为主转变成以建筑构件为主，主要是作为垂脊的脊饰，北宋皇陵以及西夏三号陵中皆发现大量作为建筑构件的迦陵频伽。
　　考古发现
　　考古发现的金代迦陵频伽皆为建筑构件，未在壁画及建筑线刻画中发现迦陵频伽形象。
　　1987年河北观台磁州窑址发现釉陶和素胎两种迦陵频伽。釉陶的可分为2型，Ⅰ型为卷发中分，面像圆润，体态丰满，腹以上为人形，双手合十，袒胸，着窄袖开襟襦衣，挽飘带，背生双翅，腹以下为鸟身，鹰爪，长卷尾，尾上羽毛丰厚卷曲，似凤尾，下为圆筒形底座，筒两侧为圆形大镂孔。Ⅱ型形制同素胎迦陵频伽Ⅱ型，均甚残。素胎也有2型，Ⅰ型与釉陶迦陵频伽Ⅰ型相似。Ⅱ型为立人形，无头，袒胸腹，着窄袖开襟襦衣，挽飘带，胸部佩戴项链，背生双羽翼，双手捧盘，盘中物残失，下身为台座，镂三角形大孔，均残。


　　2001—2002年，北京金代皇陵（以下简称“金陵”）发现绿釉陶和灰陶两类迦陵频伽。绿釉陶迦陵频伽共7件，样式相同。陶质胎，外施绿琉璃釉，人首鸟身，展翅。头戴花冠，双手抱莲花，站在狮头上，底足圆形。灰陶质迦陵频伽2件，皆为模制。其中一件为人首鸟身，头有发髻，双手抱拳，站立在莲花座上，底足呈圆形。另一件残存头部，高发髻，眉清目弯。
　　2014—2017年，吉林安图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出土灰陶迦陵频伽。人首鸟身，展翅，头有发髻，戴花冠，头部有榫头，双手抱莲花，鸟身底部边缘有套筒。




　　2017—2018年，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发现数量较多的迦陵频伽。由模制的头部、躯体和底座、翅膀等拼装而成，头戴宝冠，面部祥和。上身人形，袒露胸部，双手捧一圆盒状物于胸前。下身鸟形，背生双翅，尾部平伸，立于兽头形座上。头部、身内与底座中空。
　　年代
　　观台磁州窑址的迦陵频伽发现于第三期，年代在海陵王天德元年到金宣宗兴定三年（1149—1219）。金陵的始建年代为贞元三年（1155）。长白山神庙的营建年代为金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太子城城址的年代应为金代中后期（大定元年以后，约1161—1234）。
　　由上可知，考古发现的金代迦陵频伽遗存年代皆在海陵王天德元年（1149）以后。深入探究的话，金代迦陵频伽的年代当俱在世宗大定元年（1161）之后。长白山神庙与太子城年代在大定之后自不待言。金陵始建年代虽为贞元三年，但在初建之时应未使用迦陵频伽，这是因为海陵王对佛教进行了严格限制，其即位之初，就诏令“废度僧道”，正隆元年（1156）二月，遣刑部尚书纥石烈娄室等拘括“大兴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女冠等地，盖以授所迁之猛安谋克户”，同年十一月，诏“禁二月八日迎佛”，在修建房山金陵时更是平毁佛寺来修建陵寝。可想而知，在海陵王初建金陵时，迦陵频伽作为佛教之物，实难用在陵寝营建之中。世宗完颜雍虽然并不信奉佛教，但他对佛教的态度却比海陵王要温和得多。世宗于即位次年（1162），取消了海陵王关于佛诞日迎佛的禁令。世宗认识到，在社会生活中佛教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为了维护统治，世宗对佛教采取了支持和保护的政策。世宗通过优遇名僧及对各大寺院施田、赐钱、特许度僧等种种方式，表示他对佛教的支持。随着世宗朝佛教政策的转变，迦陵频伽也开始大量涌现在建筑之中。


　　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土瓷器，多为大定以后的产品，而甚少发现大定以前的产品。这是因在世宗即位后，改变了对外长期征伐的策略，转为发展内政和经济。世宗“即位五载，而南北讲好，与民休息。……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随着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中原地区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發展，磁州窑也在产品种类、釉色、装饰等方面有了重要突破，迎来鼎盛期，尤其是出现了大量建筑构件。作为脊饰的迦陵频伽很可能肇始于此。因此，观台磁州窑第三期的相对年代上限虽然在天德元年，但使用迦陵频伽的年代可能在大定以后。
　　金代中后期的建筑等级规制
　　目前考古发现的金代迦陵频伽皆为建筑脊饰，存在于屋顶垂脊或戗脊的首端，位置明显，主体地位突出，等级标志意义十分显著。脊饰在使用上具有严格的规定，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史》中指出：“其脊之两端施鸱尾。垂脊之上用兽头、蹲兽、傧伽（妙音鸟）等。各等所用大小与件数，制度均甚严密。”出土迦陵频伽的几处金代遗址中，磁州窑是金代北方地区一处重要的瓷窑，烧造的诸多产品用于御贡；其他三处遗址皆为皇家建筑，规格极高。金陵为埋葬帝王之所，长白山神庙为祭祀女真圣山长白山神而修建，太子城为金章宗夏捺钵的泰和宫。这似乎说明金代的迦陵频伽仅用作皇家建筑的营造，且由专门的瓷窑来烧制，体现了皇权至高无上的思想，同时也折射出金代中后期森严的建筑等级制度。
　　《营造法式》中有关于迦陵频伽作为屋脊转角处饰件的描述，如“四阿殿九间以上，或九脊殿十一间以上者……嫔伽高一尺六寸”“四阿殿七间或九脊殿九间……嫔伽高一尺四寸”“四阿殿五间，九脊殿五间至七间……嫔伽高一尺二寸”“九脊殿三间或厅堂五间至三间……嫔伽高一尺”“亭榭厦两头者（四角或八角撮尖亭子同），如用八寸筒瓦……嫔伽高八寸……若用六寸筒瓦……嫔伽高六寸”等。在考古发现的金代迦陵频伽中，长白山神庙的迦陵频伽具体情况尚不得而知，磁州窑出土的迦陵频伽与此种做法显然不吻合，宋尺1尺约30.7厘米，金陵出土的灰陶迦陵频伽高31厘米，大致符合《营造法式》中规定的嫔迦高1尺的要求；绿釉陶迦陵频伽高24.8厘米，与《营造法式》中规定的8寸（约24.5厘米）相差无几。太子城城址发现的迦陵频伽的详细信息虽然尚不明确，但在城址出土的刻文为“七尺五”“四尺五”“三尺”的鸱吻分别对应城内不同等级的建筑，与《营造法式》记载完全吻合，迦陵频伽也应与之相当。可以推测，金代迦陵频伽在使用上是依《营造法式》的规定来确定大小的。
　　结语
　　迦陵频伽作为建筑构件频繁而广泛地出现于金代中后期的皇家建筑之中，却不见于金代前期，这反映出了金代建筑文化的发展。据《三朝北盟会编》载，女真早期“其俗依山谷而居，联木为栅。屋高数尺，无瓦，覆以木板……门皆东向”。出使金朝的洪皓在《松漠记闻》中记载，“胡俗，旧无仪法，君民同川而浴，肩相摩于道。民虽杀鸡，亦召其君同食……率以为常”。可见，金建国初未改易其俗，一切依女真旧制。此时女真因忙于四处征伐，开疆拓土，导致庶事草创。“虽有君臣之称，而无尊卑之别，乐则同享，财则同用。至于舍屋、车马、衣服、饮食之类，俱无异焉。”在女真灭辽和入主中原后，方开始逐步进行汉化改革。建筑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载体随着改革的进行而逐渐发展和日臻鼎盛。迦陵频伽作为金代建筑文化的一部分，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见证。
　　（作者为通辽市博物馆文博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