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有千百龃龉，他仍然将戈尔巴乔夫看作是伟大的领导人
　　在前苏联当一名新闻稿的起草人，而且是给最关键的一届政府——戈尔巴乔夫政府撰写新闻发言稿，是种怎样的体验？
　　人们对阿纳托利·切尔涅亚耶夫的“体验”的兴趣，要大过对他是如何胜任这份工作的兴趣。他是戈府的首席刀笔吏，也是重要智囊，于今年3月12日去世，享年95岁。他从1972年进入克里姆林宫，在外事部门任职，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被委以首席苏共中央委员会外事部部长的重任，代表苏联与西方国家交往。他逐年逐日地记日记，后来捐赠给华盛顿大学，其中部分篇章已被抽出译成英文，成了历史研究者不可或缺的资料。
　　日记写得很真实。就已可读到的那些来看，切尔涅亚耶夫对党内例行的会务常有厌倦情绪。1973年，他曾抱怨说电视电台成天转播大大小小枯燥乏味的会议，全然不顾大众中出现的逆反情绪。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切爾涅亚耶夫依然要写发言稿，不过他更重要的价值在于支持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他和其他几人组成了一个持自由化理念的智囊团队，决心同戈尔巴乔夫一起，让苏联退出全球霸主的争夺战，牺牲一部分民族利益给普世价值，并振兴苏联经济。
　　但之后的局势发展，恐怕是这几个人都没有想到的。“新思维”执行的结果，在他的日记里原原本本反映了出来。例如，1988年，莫斯科的商店连鸡蛋和糖都买不到了，甚至俄国人片刻不可或缺的伏特加也库存告急；9月的一天，切尔涅亚耶夫写了一封申请函，请求给他的司机麦科夫的公寓也接上电话，以方便总书记联络，可见那时的情况多么紧急。
　　“新思维”是一场豪赌，赌错了身败名裂，政策推行后未见成效，国家不进反退，让这些谋事者焦躁不安。国家已经打开了大门，西方国家的各种通讯社都可以进来，切尔涅亚耶夫在1987年6月的一天抱怨说，汉堡的老牌媒体SPIEGEL发来的54个问题“无礼至极”。SPIEGEL提出要专访戈尔巴乔夫，切尔涅亚耶夫怀疑他们是想“提审”。“克里姆林宫当然不该回应他们，”他写道，这种请求“理应拒绝”。
　　但事实上，切尔涅亚耶夫对戈尔巴乔夫也渐渐失望，觉得他在新政的关键时刻动摇了，也不再信赖他们这几个忠实部下。戈尔巴乔夫是在莫斯科时间1991年12月25日晚上7点宣布辞职的，他如何检查眼镜镜片、如何抬腕看表、如何看照相机镜头、如何讲话，都被作为历史性瞬间一一记录在案。时年70岁的切尔涅亚耶夫目睹了全过程，演讲结束后，他陪着戈尔巴乔夫黯然走出演播室，一起斟酒，默然地干杯，听他诅咒那些加盟共和国的首脑和背叛他的同志们。外边，叶利钦则命令两个工作人员将克里姆林宫上飘扬的红旗降下、收起。
　　切尔涅亚耶夫不满戈尔巴乔夫挂冠而去，但又深深同情他，认为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的支持不力要对苏共的垮台负很大的责任。他在日记里说，莫斯科扔出的钱都打了水漂，养活了一大帮无用的外援，法国共产党党魁乔治·马尔谢就是“一匹死马”，美国共产党的主席格斯·霍尔则是个“浑身粗俗傲慢的非利士人”。
　　就在辞官的当晚深夜，醉得不省人事的戈尔巴乔夫回到府邸，发现他的衣服、书籍、个人文件撒了一地。叶利钦已派人来过了。人走茶凉的场景太过凄清，加上毕竟彼此厮守、共谋大计六年，纵有千百龃龉，切尔涅亚耶夫仍然将戈尔巴乔夫看作是伟大的领导人。他在日记里说，戈尔巴乔夫的告别演说十分流畅，没有看稿，“语调平静，隆重而有尊严。但是，他当然是个悲剧人物，哪怕我，作为一个每天都看到他的人，很难把‘悲剧人物’这个词用在他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