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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对两部戏剧《榆树下的欲望》和《进入黑夜漫长旅程》中的典型女性爱碧和玛丽作对比分析。尽管爱碧和玛丽这两位女主人公有着相似的命运，但是由于时代背景不同，爱碧和玛丽在异化、母亲形象、悲剧命运等方面有着及其鲜明的对比。通过分析剧中两位悲剧女性人物来展现现代人在精神和物质生活中的矛盾和对理想的追求、人的无从寄托和无所归属的精神状态。
关键词：典型女性；异化；母亲；悲剧
尤金•奥尼尔(1888-1953)是现代美国戏剧的奠基人。他是一位多产作家，包括早期失散的独幕剧在内，一共创作了五十余部剧本，四次获得普利策戏剧奖。除了个别作品是喜剧外，其它剧作几乎可以说全是悲剧。［1］他善于从人物内心的冲突和斗争探讨现代人在失去精神信仰后的惶惑、不安以及必然失败的悲剧命运，同时通过肯定人物在追求失败过程中表现出的尊严与力量，赋予这些失败的人物以悲剧美感。《榆树下的欲望》和《进入黑夜漫长旅程》分别代表了尤金•奥尼尔在不同时期的创作思维和手法；而剧中的女主人公爱碧和玛丽分别代表了奥尼尔早期和晚期对女性和母亲形象地塑造。爱碧为追求所得，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这样的故事在希腊罗马神话中早就存在着原型；而玛丽是剧中的典型；在这部作品中，“奥尼尔对母亲形象的创作达到了完美的顶峰，他对玛丽这个形象注入了自己母亲的身心和灵魂。”［2］
同时作为女性和母亲，爱碧和玛丽有着不同的思想和欲望，代表了在社会不同时期人的追求和寻找自我价值的欲望。
一、 爱碧和玛丽的异化
二十世纪在文学作品中我们最熟识的概念莫过于“异化”，这个概念不仅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它最初的出现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虽然前人对异化这个概念有不同地见解，但马克思, 他从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和劳动本身的异化，进而分析了人和类本质的异化，人和人之间的异化，人与社会环境的异化。［3］他们把异化运用于政治经济学中，而且用它来阐释和解释众多的哲学现象。伟大的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文学家让(保罗(萨特却把这一概念不但应用到哲学上，而且应用到文学上，在他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中，他通过对自为与自在关系的分析，通过对与他人的具体关系的分析，尤其是“共在”（mitsein）和“我们”这一节，他通过对对象-我们，主体-我们的分析提出关于个人的异化引起的人与人的异化，人与社会的异化。他曾提出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相分离与人的异化和文学的异化相对应的观念［4］“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学当它未能明确意识到自身的自主性，当他屈服于世俗权力或某一意识形态，总之当它把自己看作手段而不是不受制约的目的时，这个时代的文学就被异化了。”［5］所以说异化的基本涵义是表示一种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即主体的产物反过来与主体相对立，成为主体不能控制，反而控制了主体的异己的力量。异化在文学中的具体表现在文学人物中，是精神苦闷，孤独，异常，被人抛弃，极度压抑而不为人所理解；其表现形式为人与自我的异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人与社会环境的异化。［6］
爱碧是个典型的异化形象。她背离了作为一个母亲的本质，杀死了自己的儿子。这是她与自身本质的异化。她没有脱离社会和家庭，为了自身的追求和兴趣，她一直不停地奋斗。为了得到农场，她想尽办法证明农场的所有权；为了得到伊本，她宁愿放弃物质的欲望-农场，甚至一切去得到爱情。她在经历中学会与他人交往，但最终因背离自身的本质而走上了不归之路。她的异化是不张扬的。相对而言，玛丽没有背离作为母亲的本质，她爱自己的孩子，可以为他们奉献一切；但是她与社会环境和他人产生了异化。她切断了与朋友和家人的所有沟通，后半生孤独痛苦。她建造了远离社会和他人的墙，在狭小的范围里寻找记忆中的快乐；永远也寻找不到归属感；等待她的只有无尽的悲痛和慢慢长夜。她精神苦闷、孤独、极度压抑。
二、 爱碧和玛丽的母亲形象
奥尼尔笔下的爱碧经历了恨到爱，甚至杀子来证明自己对爱情的忠诚；玛丽经历了爱到恨，面对残酷的现实，她用吸毒来寻求解脱。她们对生活的向往以及最终的悲剧命运证明了情感和理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在西方文化中，理想、道德的母亲应当细心地教育孩子，全身心地支持丈夫，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7］ 不管是爱碧还是玛丽，她们都颠覆了传统的母亲形象。作为母亲，她们有着共同点，同样有着多方面的不同点。
爱碧不仅是“堕落的夏娃”也是“狠心的美迪亚”。她生活在贫穷的世界里，受到丈夫的虐待，所以当她再嫁的时候，她的欲望是寻求高尚的物质生活。她痛恨伊本，因为他是农场的唯一合法继承人。但是后来她却深深地爱上了伊本。当他们的私生子出生的时候，她的丈夫决定把一切都给予这个孩子。伊本痛恨爱碧，认为他们之间的爱情是虚伪的。为了证实自己的爱，爱碧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儿子。她在没有给予孩子任何生存的权力之前就剥夺了他的生命。爱碧履行母亲的命运完全不同于玛丽。
玛丽出生在具有高贵血统的家庭，生活自在，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因为家庭是她获得自信和价值的基础，因此她内心的理想全体现在她在梦中建筑的“家”里；一个拥有完整家庭的孩子会成为优秀的孩子；一个拥有家庭的女人会成为好母亲。在家她完全感受了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快乐。她是一个好母亲，她爱她的儿子们，曾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想为他们建个家。她也是一个好妻子，她爱她的丈夫，曾经和他同甘共苦。她经常调节儿子与丈夫间的战争：当丈夫斥责儿子不长进时，她阻止丈夫；当儿子们嘲笑父亲的吝啬时，她充满感情地讲述他们父亲过去的贫困生活，谴责他们对父亲的不尊敬。她想尽力把自己的爱给家庭的每个成员，但总是失败。虽然总是抱怨自己不稳定，不舒适的生活，但她从不把金钱放到第一位，她经常觉得有愧于自己的儿子和母亲。但作为一个母亲，她真得很爱杰米，虽然二儿子的死使她不由自主地通过痛恨杰米来摆脱负罪感。玛丽总是对在家庭中她所扮演的角色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尤其是对母亲的职责。她关心自己孩子的未来，告诫他们远离不良的习惯，同时她又不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爱。作为一个母亲，她确实是个模棱两可的母亲。
玛丽虽然放弃了对孩子爱，但她曾经试图去展示自己的爱；而爱碧却完全放弃了作为母亲的权利和义务。
三、 爱碧和玛丽的悲剧
《榆树下的欲望》和《进入黑夜漫长旅程》是对家庭悲剧最好的阐释。爱碧是当时社会的牺牲品，而最终导致她悲剧的生活和命运还是她本身的欲望。她是精神与肉体、理性和感性之间冲突的产物。不同时期的抉择导致了她不同时期的悲剧；而最终的抉择必然导致了她悲剧的命运。她杀子的行为最终使得她万劫不复。玛丽和詹姆斯的相遇时偶然的，他们一见钟情。当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追求和爱好完全不一致，他们结婚了。而这种家庭的建立就像毫无地基的房子，随时会倒塌；婚后，詹姆斯的演员职业让玛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再加上她二儿子的夭折；小儿子出生时，不负责任的丈夫找来了庸医给她吃了吗啡，使她永远沉浸于尼古丁当中；而这一切的一切最终导致了她悲剧的生活和命运。不管是爱碧，还是玛丽，她们都无法摆脱自己的悲剧的命运，虽然导致悲剧命运的缘由不同。
爱碧和玛丽代表了奥尼尔笔下不同时期女性和母亲形象。她们有着惊人的相似点，但又截然不同。从她们的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她们所代表的现代人的精神荒原和异化行为。
［参考文献］
［1］郭继德 《20世纪美国文学：梦想与现实》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162-163。
［2］（美）弗吉尼亚•弗洛伊德，陈良廷、鹿金译 《尤金•奥尼尔的剧本——一种新的评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134-13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9—103。
［4］让•保罗•萨特《什么是文学》转自《萨特文集》第七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09。
［5］让•保罗•萨特《什么是文学》转自《萨特文集》第七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09。
［6］邹智勇《当代美国犹太文学中的异化主题及其世界化品性》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4。
［7］唐仁芳，施常州，“女人爱情杀子——《榆树下的欲望》种爱碧的杀婴行为剖析”，《南京社会科学》，2006，12：108。
关键词：典型女性；异化；母亲；悲剧
尤金•奥尼尔(1888-1953)是现代美国戏剧的奠基人。他是一位多产作家，包括早期失散的独幕剧在内，一共创作了五十余部剧本，四次获得普利策戏剧奖。除了个别作品是喜剧外，其它剧作几乎可以说全是悲剧。［1］他善于从人物内心的冲突和斗争探讨现代人在失去精神信仰后的惶惑、不安以及必然失败的悲剧命运，同时通过肯定人物在追求失败过程中表现出的尊严与力量，赋予这些失败的人物以悲剧美感。《榆树下的欲望》和《进入黑夜漫长旅程》分别代表了尤金•奥尼尔在不同时期的创作思维和手法；而剧中的女主人公爱碧和玛丽分别代表了奥尼尔早期和晚期对女性和母亲形象地塑造。爱碧为追求所得，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这样的故事在希腊罗马神话中早就存在着原型；而玛丽是剧中的典型；在这部作品中，“奥尼尔对母亲形象的创作达到了完美的顶峰，他对玛丽这个形象注入了自己母亲的身心和灵魂。”［2］
同时作为女性和母亲，爱碧和玛丽有着不同的思想和欲望，代表了在社会不同时期人的追求和寻找自我价值的欲望。
一、 爱碧和玛丽的异化
二十世纪在文学作品中我们最熟识的概念莫过于“异化”，这个概念不仅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它最初的出现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虽然前人对异化这个概念有不同地见解，但马克思, 他从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和劳动本身的异化，进而分析了人和类本质的异化，人和人之间的异化，人与社会环境的异化。［3］他们把异化运用于政治经济学中，而且用它来阐释和解释众多的哲学现象。伟大的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文学家让(保罗(萨特却把这一概念不但应用到哲学上，而且应用到文学上，在他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中，他通过对自为与自在关系的分析，通过对与他人的具体关系的分析，尤其是“共在”（mitsein）和“我们”这一节，他通过对对象-我们，主体-我们的分析提出关于个人的异化引起的人与人的异化，人与社会的异化。他曾提出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相分离与人的异化和文学的异化相对应的观念［4］“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学当它未能明确意识到自身的自主性，当他屈服于世俗权力或某一意识形态，总之当它把自己看作手段而不是不受制约的目的时，这个时代的文学就被异化了。”［5］所以说异化的基本涵义是表示一种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即主体的产物反过来与主体相对立，成为主体不能控制，反而控制了主体的异己的力量。异化在文学中的具体表现在文学人物中，是精神苦闷，孤独，异常，被人抛弃，极度压抑而不为人所理解；其表现形式为人与自我的异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人与社会环境的异化。［6］
爱碧是个典型的异化形象。她背离了作为一个母亲的本质，杀死了自己的儿子。这是她与自身本质的异化。她没有脱离社会和家庭，为了自身的追求和兴趣，她一直不停地奋斗。为了得到农场，她想尽办法证明农场的所有权；为了得到伊本，她宁愿放弃物质的欲望-农场，甚至一切去得到爱情。她在经历中学会与他人交往，但最终因背离自身的本质而走上了不归之路。她的异化是不张扬的。相对而言，玛丽没有背离作为母亲的本质，她爱自己的孩子，可以为他们奉献一切；但是她与社会环境和他人产生了异化。她切断了与朋友和家人的所有沟通，后半生孤独痛苦。她建造了远离社会和他人的墙，在狭小的范围里寻找记忆中的快乐；永远也寻找不到归属感；等待她的只有无尽的悲痛和慢慢长夜。她精神苦闷、孤独、极度压抑。
二、 爱碧和玛丽的母亲形象
奥尼尔笔下的爱碧经历了恨到爱，甚至杀子来证明自己对爱情的忠诚；玛丽经历了爱到恨，面对残酷的现实，她用吸毒来寻求解脱。她们对生活的向往以及最终的悲剧命运证明了情感和理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在西方文化中，理想、道德的母亲应当细心地教育孩子，全身心地支持丈夫，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7］ 不管是爱碧还是玛丽，她们都颠覆了传统的母亲形象。作为母亲，她们有着共同点，同样有着多方面的不同点。
爱碧不仅是“堕落的夏娃”也是“狠心的美迪亚”。她生活在贫穷的世界里，受到丈夫的虐待，所以当她再嫁的时候，她的欲望是寻求高尚的物质生活。她痛恨伊本，因为他是农场的唯一合法继承人。但是后来她却深深地爱上了伊本。当他们的私生子出生的时候，她的丈夫决定把一切都给予这个孩子。伊本痛恨爱碧，认为他们之间的爱情是虚伪的。为了证实自己的爱，爱碧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儿子。她在没有给予孩子任何生存的权力之前就剥夺了他的生命。爱碧履行母亲的命运完全不同于玛丽。
玛丽出生在具有高贵血统的家庭，生活自在，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因为家庭是她获得自信和价值的基础，因此她内心的理想全体现在她在梦中建筑的“家”里；一个拥有完整家庭的孩子会成为优秀的孩子；一个拥有家庭的女人会成为好母亲。在家她完全感受了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快乐。她是一个好母亲，她爱她的儿子们，曾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想为他们建个家。她也是一个好妻子，她爱她的丈夫，曾经和他同甘共苦。她经常调节儿子与丈夫间的战争：当丈夫斥责儿子不长进时，她阻止丈夫；当儿子们嘲笑父亲的吝啬时，她充满感情地讲述他们父亲过去的贫困生活，谴责他们对父亲的不尊敬。她想尽力把自己的爱给家庭的每个成员，但总是失败。虽然总是抱怨自己不稳定，不舒适的生活，但她从不把金钱放到第一位，她经常觉得有愧于自己的儿子和母亲。但作为一个母亲，她真得很爱杰米，虽然二儿子的死使她不由自主地通过痛恨杰米来摆脱负罪感。玛丽总是对在家庭中她所扮演的角色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尤其是对母亲的职责。她关心自己孩子的未来，告诫他们远离不良的习惯，同时她又不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爱。作为一个母亲，她确实是个模棱两可的母亲。
玛丽虽然放弃了对孩子爱，但她曾经试图去展示自己的爱；而爱碧却完全放弃了作为母亲的权利和义务。
三、 爱碧和玛丽的悲剧
《榆树下的欲望》和《进入黑夜漫长旅程》是对家庭悲剧最好的阐释。爱碧是当时社会的牺牲品，而最终导致她悲剧的生活和命运还是她本身的欲望。她是精神与肉体、理性和感性之间冲突的产物。不同时期的抉择导致了她不同时期的悲剧；而最终的抉择必然导致了她悲剧的命运。她杀子的行为最终使得她万劫不复。玛丽和詹姆斯的相遇时偶然的，他们一见钟情。当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追求和爱好完全不一致，他们结婚了。而这种家庭的建立就像毫无地基的房子，随时会倒塌；婚后，詹姆斯的演员职业让玛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再加上她二儿子的夭折；小儿子出生时，不负责任的丈夫找来了庸医给她吃了吗啡，使她永远沉浸于尼古丁当中；而这一切的一切最终导致了她悲剧的生活和命运。不管是爱碧，还是玛丽，她们都无法摆脱自己的悲剧的命运，虽然导致悲剧命运的缘由不同。
爱碧和玛丽代表了奥尼尔笔下不同时期女性和母亲形象。她们有着惊人的相似点，但又截然不同。从她们的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她们所代表的现代人的精神荒原和异化行为。
［参考文献］
［1］郭继德 《20世纪美国文学：梦想与现实》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162-163。
［2］（美）弗吉尼亚•弗洛伊德，陈良廷、鹿金译 《尤金•奥尼尔的剧本——一种新的评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134-13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9—103。
［4］让•保罗•萨特《什么是文学》转自《萨特文集》第七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09。
［5］让•保罗•萨特《什么是文学》转自《萨特文集》第七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09。
［6］邹智勇《当代美国犹太文学中的异化主题及其世界化品性》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4。
［7］唐仁芳，施常州，“女人爱情杀子——《榆树下的欲望》种爱碧的杀婴行为剖析”，《南京社会科学》，2006，12：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