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韩耀元前不久表示，对生产、销售假药罪不再设置入罪门槛，除“销售少量根据民间传统配方私自加工的药品，或者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以外，对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都应该追究刑事责任。
　　假药猛于虎，它对人们健康的危害相信每个人都知道，但未必每个人都能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才是假药。在2013年的倪海清售卖自制药品治癌事件中，就曾有不少人为其喊冤，殊不知，就算有再多的患者跳出来相信药品疗效，它依然是假药，不能摆脱违法的嫌疑。
　　假药的认定不是药品本身是否有害、无效，而是是否通过了审核，确认了疗效等。假药被分为自然属性的假药和法律属性的假药，在民众普遍的意识中是自然属性的假药，即有毒有害或不具备药品应有的用途。但在法律意义上的假药，即使药品具备应有的效果，未取得批准文号也同样是假药。一个药品的上市应经过缜密的实验与研究，决不是一个人拿出秘方，并且显示出一定疗效就能被认定为真药，或许它现在有效，但其药理作用并未经过临床试验，是否有短期或长期的副作用依然未知。
　　综上推述，我国民间存在的诸多“偏方”和“秘方”，毫无疑问属于假药。其一，它的疗效不能确定，没有得到试验理论或者临床试验的支持，或许它本身无毒，但依然可能导致误病，从而造成伤害。其二，它的出现不利于药品监管，混乱药品市场，容易被不法者钻空子。话至此，或许有人觉得，过于严格的药品法规是对中医的一种伤害，不利于中医药学的发展，但笔者认为，两者并不冲突。中医药学也有其严格的传承和监管体系，中医师都经过了专业系统的学习，与无资质的江湖郎中擅自开药、高价出售、夸大宣传并非一码事。同时，江湖郎中的秘方横行，也易伤中医药学的诚信，假药总是伴生着虚假广告而来，当疗效达不到宣传的效果时，对中医学的质疑当相应而生。
　　在我国，不少人笃信偏方，这也是“神医秘药”往往在我国大行其风的原因，民众不提高药品认知，秘方假药类依然有生长土壤。相关部门应加大宣传，帮助民众改变这一观点，正确认识药品，如此才能完成从点到面、从空到地、从法律书本到民众手眼的对假药全方位打击。
　　从1997年《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了“生产销售假药严重危害人体健害”入刑，到2011年5月实行的《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三条中生产销售即入罪，再到今天的生产假药不设入罪门槛，都应追究刑事责任，我国对生产销售假药的入罪门槛一降再降，可以看出我国对假药生产采取的零容忍态度。犯罪的零门槛无疑将有助于对假药的打击，对假药的零容忍有利于净化医药体系，但再好的法律还要有实施配合，希望监管部门加强监管，让假药退出人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