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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然在问卷上坚定地写下“我反对”三个字时，她没想到，有55%的学生和她一个立场。最终，这个数字成功阻止了摄像头进入华中师范大学女生宿舍的楼道。
失窃
宿舍失窃后，黄斌在上课，没有注意到室友王浩发来的短信。很快，王浩打来电话，告诉他，自己放在宿舍内的电脑和手机都不见了。黄斌原本放在宿舍桌子上的电脑也没了影子。黄斌意识到宿舍可能失窃了，挂完电话，逃课飞奔了回去。
晚上7点左右，王浩去到楼层所在浴室洗澡，距离宿舍不到20米。他想着时间也不长，就只把门撞上锁住，没有像往常出门上课一样再加一个挂锁。大约15分钟后，王浩洗完澡回到宿舍，发现门被撬开了，桌上的电脑、苹果手机都不见了，回头看黄斌桌上也没有电脑。黄斌赶回在一楼的宿舍时，保卫处的两名工作人员已经在做问询记录，华中师范大学旁马房山派出所也来了两位民警。
宿舍楼里没有安装摄像头，保卫处的工作人员和民警似乎也无从下手，做完问询笔录后就走了。黄斌和王浩叉腰对望，自认倒霉。
王浩的联想电脑和苹果手机是上大学前父母买的，花了近万元。父母有些责怪他的粗心大意，一直打电话追问有没有抓到小偷。三天后，王浩的父亲打电话给马房山派出所，民警告知没有线索，小偷还没抓住。再后来，这事不了了之。
去年3月初发生在黄斌宿舍的失窃案并不是孤例，一段时间来，宿舍内盗窃案比较多，几乎每个宿舍都自己另配了一个挂锁，做双重保险。
最严重的时候，学校保卫处曾一天接到过同一女生宿舍楼3起报失窃事件。学生治保会是协助保卫处工作的学生社团，该社团在去年曾做一个样本数为600的抽样调查，最终的统计结果显示只有69%的宿舍从未遭遇过财务失窃，有21%的宿舍偶尔发生，10%的宿舍甚至是经常发生。
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中心网站上也经常出现宿舍失窃的报道，据参与此类报道的学生记者郭哲初略统计，“平均一个月一次报道”。还有既没有报案，也没有出现在报道中的情况，这些失主通常会在人人网上发布状态。
丢失东西的学生到保卫处报案，做完备案后，事情通常不了了之。宿舍楼没有安装摄像头，几乎没人知道小偷长什么样，从哪个方向来，往哪个方向走，保卫处也无可奈何。
据保卫处2012年的工作年鉴记录，全年共“追回赃物手机9部、挎包20余个”。郭哲称实际的被盗数量远远超过此数量。
频发的失窃案加上极低的破案率，学生怨言很多，保卫处也很头疼。
摄像头勿进
黄斌宿舍被盗时，学校已经决定要在全校宿舍楼安装摄像头，只不过安装工作迟迟没有开始，除了招投标以外，保卫处还有一个重要步骤没有完成。
教育部拨的400万安防系统专项资金是到位了，但摄像头到底能不能进楼道，那时谁心里也没谱，学校要把决定权交给学生。
去年3月初，宁佩接到保卫处的开会通知，让她所在的学生治保会在学生中进行一次问卷调查，以了解他们对摄像头安装的意见。
领完任务回去，宁佩和治保会的其他同学就开始商议问卷设计的事宜。她们找到学校社工学院学过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同学，让其帮忙设计一份问卷。问卷来回修改了三次，于一周后出炉。
问卷主要包括：基本信息、你心中的宿舍安全、你与宿舍互动、对楼道安装摄像头的看法等4部分内容。
问卷设计好后，紧接下来要确定问卷发放的范围。华中师范大学本校主要有4大宿舍区，分别为东区、西区、元宝山、南湖，而东区人数最多，元宝山次之，西区、南湖人数较少。问卷拟发放的数量根据宿舍区的人数划分了抽样比。
华中师范大学女生多男生少，考虑到摄像头进宿舍楼道对于女生的影响可能更大，调研组把调查对象重点放在了女生上。而东区是女生最为集中的宿舍区，自然成为了调研的重中之重。经过分析计算后，调研组最终决定采用1：6的比例对每栋宿舍楼进行抽样调查，且以大一、大二的学生为调查主体。
治保会调查组共分了5个小组，考虑到东区人多，调研任务重，特安排了两个小组。调查组印了600份问卷，于3月中旬正式进寝室发放。
3天后，问卷回收工作结束，共计回收570份问卷，有效问卷532份。宁佩和治保会的同学建了个网络讨论组，专门分析讨论回收的问卷。问卷结果出来后，宁佩还是吃了一惊，不赞成在宿舍楼道里安装摄像头的比例为55%。她以为，偷盗如此严重，同学们会让隐私为安全让道。
调研报告很快就交到了保卫处，最终，55%的反对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保卫处放弃了在女生宿舍楼道安装摄像头的想法，只在楼梯间安装。
安全与隐私之争
张然在宿舍中是个少数派，除了她反对，其他室友都同意在楼道安装摄像头。填问卷时，她就略显激动地和室友辩论了几句。
张的宿舍去年曾发生过盗窃案，有次大意忘了关窗户，有个室友的电脑和手机就被盗了。位于二楼的宿舍，小偷若要翻窗进入似乎并不费太大的力气；至于撬锁而入的话，爬楼梯也不需要走太远。
一个室友家境不太好，在被盗后，她非常支持安装摄像头。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她认为张然反对的原因就是张没丢过东西，不能体会她的心情。张然则认为，注意锁好门窗，是可以避免被盗的，而她万万不能忍受“被监视”的感觉。
武汉的夏天天气炎热，女生们在寝室通常只穿吊带热裤，晚上甚至有人在楼道打地铺睡。张然性格大大咧咧，经常穿着随意地在楼道走，串寝室。她无法忍受有只“眼睛”随时在楼道里盯着自己，也无法知晓“眼睛”背后是谁的眼睛。
“监控室有专人24小时监控，而且都是女的。”华中师范大学保卫处监控中心主任邓建国的话并不能打消张然的顾虑。张然一点也不动摇，在问卷上坚定地写下：我反对。
张然做的可不止是在问卷上写下“我反对”。她是班里的英语课代表，曾在课堂上一时兴起，建议老师组织了一场关于宿舍楼道是否应该安装摄像头的讨论。 在讨论会上，支持“安全”和支持“隐私”的人几乎各占一半。女生们争论得尤为激烈，被盗过的人，认为如果楼道里安装有摄像头，自己的东西可能就不会失窃；没被偷过的人，则强调无法忍受隐私被她人看到。
虽然丢了电脑，但黄斌也反对安装摄像头。他的理由很“技术”—宿舍窗外没有晾衣服的地方，大家都把衣服晾楼道里，“衣服全遮挡住了，摄像头根本拍不到门”。
黄斌认为有时失窃是内贼干的，“同学间串宿舍很正常，这怎么判断？”当然，他也不喜欢楼道里时时有双“眼睛”盯着自己。
争来的权利
并不是每个大学都会在安装摄像头的问题上，让学生作主。在北京，曾有人民大学的女生向媒体投诉宿舍楼道内安装了摄像头，可仍然无法避免电子眼的进入。
7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让华中师范大学保卫处不得不重视学生的反对意见。
2006年秋，华中师范大学的几位女生向当地媒体爆料，学校将摄像头安装进了女生宿舍楼。当年暑假时，学校在元宝山宿舍区的男、女宿舍楼道分别安装了几台摄像头，作为试点，但安装前并未告知学生，也未征求学生的意见。
“当时也没那个意识，觉得是为学生的安全着想。”华中师范大学保卫处监控中心主任邓建国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一开学，迎接学生的就是高悬于楼道上方的摄像头，一些女生无法接受，打电话给当地一家媒体爆料。
武汉天气热，女生一般在楼道内穿得少，“好怕走光了”。宁佩所在治保会去年3月的那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1%的人在楼道里“随便穿着，不顾及”。向当地媒体爆料的女生觉得自己“像被监视着”。
保卫处没有想到在宿舍楼道里安装摄像头会引来媒体的关注，邓建国也没再解释那之后作为试点的摄像头到底是否仍正常使用。不过在以后学校新闻中心的报道里，保卫处在接受有关摄像头的采访时，再未提到元宝山女生宿舍楼道有安装摄像头，只是称“在东12栋、元一、元五三栋男生寝室都已安装了摄像头，主要是由于学校考虑男生寝室更容易发生意外”。
有次，东12栋生命与科学学院的一位男生丢了电脑后，去调监控，却被告知“监控没有开”。
今年4月底，华中师范大学在全校宿舍楼安装摄像头的工作正式完工并投入使用。
摄像头安装之后，学生记者郭哲又报道了三起宿舍被盗案，都发生在西区和东区的女生宿舍。楼梯间的摄像头将嫌疑人样貌拍了下来，但小偷最终还是没有抓住。
“楼梯间的摄像头只能起到‘马后炮’的作用。”邓建国有点无奈。
有些女生认为，如果把摄像头安装在宿舍楼道内，就可以抓住小偷。
可这仍然是一个假设。
事实是，摄像头安装后，宿舍被盗案已经下降很多。郭哲也很少在人人网看到同学发布自己被盗的信息。
有时候，拍到拍不到作用不大，摄像头起到的是震慑作用。
（文中张然、黄斌、王浩为化名）
被直播的女大学生宿舍
一次偶然机会，我得以进入到北京一所高校女生宿舍楼里的监控室。从未见过如此多监控屏幕排列一块儿的我，当时的内心还是有些发怵。
监控室在一楼，紧挨前台，两扇大窗户正对着大厅。进监控室的门经常半开着，穿过前台的门便可进入。宿管不在前台时，过了门禁的人常可轻易地进入监控室所在楼道。一些学生常常就这样去找宿舍管理员取快递。修理师傅在前台和监控室所在楼道来去也可以自如。只要你想看到监控画面，并非难事。
监控室窗下铺一张床，床旁边放着一米多高、两米多宽的白色铁柜，上面呈四十五度放着监控屏幕。该女生宿舍共有16楼，每层3台摄像头，电梯间通往宿舍楼道的拐角处有一台，楼道两头分别有一台。站在监控屏幕前，每层电梯处、楼道里的情况一目了然。除去楼梯间、洗浴室、卫生间和寝室里，在摄像头下几乎没有死角，而且图像质量比较清晰。
站在镜子前整装的一举一动，从宿舍出来只穿件大号T恤端盆进洗漱间的过程，摄像头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监控屏幕没有48个那么多，但宿管可每层自由切换。当时恰好有一个寝室的女生私自拉插线板，宿管从监控里看到了，立马上楼制止了。
从宿舍管理员角度，那些女生的生活，一直在被直播。
那些管理员说，几年前就有了摄像头，以前宿舍偷盗情况严重，安装后也没人再说过宿舍里东西被偷。而安装摄像头的决定是保卫处直接下的。
北京高校女生宿舍楼道安装摄像头远不止我偶然去的那儿，据媒体公开报道，几年前，人大培训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先后在女生宿舍楼道里安装摄像头。一些学生担心走光，隐私被侵犯，无奈向媒体求助。而媒体的报道里，校方的理由是安全。最终，安全都战胜了隐私，而女生们没有选择权。
失窃
宿舍失窃后，黄斌在上课，没有注意到室友王浩发来的短信。很快，王浩打来电话，告诉他，自己放在宿舍内的电脑和手机都不见了。黄斌原本放在宿舍桌子上的电脑也没了影子。黄斌意识到宿舍可能失窃了，挂完电话，逃课飞奔了回去。
晚上7点左右，王浩去到楼层所在浴室洗澡，距离宿舍不到20米。他想着时间也不长，就只把门撞上锁住，没有像往常出门上课一样再加一个挂锁。大约15分钟后，王浩洗完澡回到宿舍，发现门被撬开了，桌上的电脑、苹果手机都不见了，回头看黄斌桌上也没有电脑。黄斌赶回在一楼的宿舍时，保卫处的两名工作人员已经在做问询记录，华中师范大学旁马房山派出所也来了两位民警。
宿舍楼里没有安装摄像头，保卫处的工作人员和民警似乎也无从下手，做完问询笔录后就走了。黄斌和王浩叉腰对望，自认倒霉。
王浩的联想电脑和苹果手机是上大学前父母买的，花了近万元。父母有些责怪他的粗心大意，一直打电话追问有没有抓到小偷。三天后，王浩的父亲打电话给马房山派出所，民警告知没有线索，小偷还没抓住。再后来，这事不了了之。
去年3月初发生在黄斌宿舍的失窃案并不是孤例，一段时间来，宿舍内盗窃案比较多，几乎每个宿舍都自己另配了一个挂锁，做双重保险。
最严重的时候，学校保卫处曾一天接到过同一女生宿舍楼3起报失窃事件。学生治保会是协助保卫处工作的学生社团，该社团在去年曾做一个样本数为600的抽样调查，最终的统计结果显示只有69%的宿舍从未遭遇过财务失窃，有21%的宿舍偶尔发生，10%的宿舍甚至是经常发生。
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中心网站上也经常出现宿舍失窃的报道，据参与此类报道的学生记者郭哲初略统计，“平均一个月一次报道”。还有既没有报案，也没有出现在报道中的情况，这些失主通常会在人人网上发布状态。
丢失东西的学生到保卫处报案，做完备案后，事情通常不了了之。宿舍楼没有安装摄像头，几乎没人知道小偷长什么样，从哪个方向来，往哪个方向走，保卫处也无可奈何。
据保卫处2012年的工作年鉴记录，全年共“追回赃物手机9部、挎包20余个”。郭哲称实际的被盗数量远远超过此数量。
频发的失窃案加上极低的破案率，学生怨言很多，保卫处也很头疼。
摄像头勿进
黄斌宿舍被盗时，学校已经决定要在全校宿舍楼安装摄像头，只不过安装工作迟迟没有开始，除了招投标以外，保卫处还有一个重要步骤没有完成。
教育部拨的400万安防系统专项资金是到位了，但摄像头到底能不能进楼道，那时谁心里也没谱，学校要把决定权交给学生。
去年3月初，宁佩接到保卫处的开会通知，让她所在的学生治保会在学生中进行一次问卷调查，以了解他们对摄像头安装的意见。
领完任务回去，宁佩和治保会的其他同学就开始商议问卷设计的事宜。她们找到学校社工学院学过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同学，让其帮忙设计一份问卷。问卷来回修改了三次，于一周后出炉。
问卷主要包括：基本信息、你心中的宿舍安全、你与宿舍互动、对楼道安装摄像头的看法等4部分内容。
问卷设计好后，紧接下来要确定问卷发放的范围。华中师范大学本校主要有4大宿舍区，分别为东区、西区、元宝山、南湖，而东区人数最多，元宝山次之，西区、南湖人数较少。问卷拟发放的数量根据宿舍区的人数划分了抽样比。
华中师范大学女生多男生少，考虑到摄像头进宿舍楼道对于女生的影响可能更大，调研组把调查对象重点放在了女生上。而东区是女生最为集中的宿舍区，自然成为了调研的重中之重。经过分析计算后，调研组最终决定采用1：6的比例对每栋宿舍楼进行抽样调查，且以大一、大二的学生为调查主体。
治保会调查组共分了5个小组，考虑到东区人多，调研任务重，特安排了两个小组。调查组印了600份问卷，于3月中旬正式进寝室发放。
3天后，问卷回收工作结束，共计回收570份问卷，有效问卷532份。宁佩和治保会的同学建了个网络讨论组，专门分析讨论回收的问卷。问卷结果出来后，宁佩还是吃了一惊，不赞成在宿舍楼道里安装摄像头的比例为55%。她以为，偷盗如此严重，同学们会让隐私为安全让道。
调研报告很快就交到了保卫处，最终，55%的反对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保卫处放弃了在女生宿舍楼道安装摄像头的想法，只在楼梯间安装。
安全与隐私之争
张然在宿舍中是个少数派，除了她反对，其他室友都同意在楼道安装摄像头。填问卷时，她就略显激动地和室友辩论了几句。
张的宿舍去年曾发生过盗窃案，有次大意忘了关窗户，有个室友的电脑和手机就被盗了。位于二楼的宿舍，小偷若要翻窗进入似乎并不费太大的力气；至于撬锁而入的话，爬楼梯也不需要走太远。
一个室友家境不太好，在被盗后，她非常支持安装摄像头。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她认为张然反对的原因就是张没丢过东西，不能体会她的心情。张然则认为，注意锁好门窗，是可以避免被盗的，而她万万不能忍受“被监视”的感觉。
武汉的夏天天气炎热，女生们在寝室通常只穿吊带热裤，晚上甚至有人在楼道打地铺睡。张然性格大大咧咧，经常穿着随意地在楼道走，串寝室。她无法忍受有只“眼睛”随时在楼道里盯着自己，也无法知晓“眼睛”背后是谁的眼睛。
“监控室有专人24小时监控，而且都是女的。”华中师范大学保卫处监控中心主任邓建国的话并不能打消张然的顾虑。张然一点也不动摇，在问卷上坚定地写下：我反对。
张然做的可不止是在问卷上写下“我反对”。她是班里的英语课代表，曾在课堂上一时兴起，建议老师组织了一场关于宿舍楼道是否应该安装摄像头的讨论。 在讨论会上，支持“安全”和支持“隐私”的人几乎各占一半。女生们争论得尤为激烈，被盗过的人，认为如果楼道里安装有摄像头，自己的东西可能就不会失窃；没被偷过的人，则强调无法忍受隐私被她人看到。
虽然丢了电脑，但黄斌也反对安装摄像头。他的理由很“技术”—宿舍窗外没有晾衣服的地方，大家都把衣服晾楼道里，“衣服全遮挡住了，摄像头根本拍不到门”。
黄斌认为有时失窃是内贼干的，“同学间串宿舍很正常，这怎么判断？”当然，他也不喜欢楼道里时时有双“眼睛”盯着自己。
争来的权利
并不是每个大学都会在安装摄像头的问题上，让学生作主。在北京，曾有人民大学的女生向媒体投诉宿舍楼道内安装了摄像头，可仍然无法避免电子眼的进入。
7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让华中师范大学保卫处不得不重视学生的反对意见。
2006年秋，华中师范大学的几位女生向当地媒体爆料，学校将摄像头安装进了女生宿舍楼。当年暑假时，学校在元宝山宿舍区的男、女宿舍楼道分别安装了几台摄像头，作为试点，但安装前并未告知学生，也未征求学生的意见。
“当时也没那个意识，觉得是为学生的安全着想。”华中师范大学保卫处监控中心主任邓建国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一开学，迎接学生的就是高悬于楼道上方的摄像头，一些女生无法接受，打电话给当地一家媒体爆料。
武汉天气热，女生一般在楼道内穿得少，“好怕走光了”。宁佩所在治保会去年3月的那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1%的人在楼道里“随便穿着，不顾及”。向当地媒体爆料的女生觉得自己“像被监视着”。
保卫处没有想到在宿舍楼道里安装摄像头会引来媒体的关注，邓建国也没再解释那之后作为试点的摄像头到底是否仍正常使用。不过在以后学校新闻中心的报道里，保卫处在接受有关摄像头的采访时，再未提到元宝山女生宿舍楼道有安装摄像头，只是称“在东12栋、元一、元五三栋男生寝室都已安装了摄像头，主要是由于学校考虑男生寝室更容易发生意外”。
有次，东12栋生命与科学学院的一位男生丢了电脑后，去调监控，却被告知“监控没有开”。
今年4月底，华中师范大学在全校宿舍楼安装摄像头的工作正式完工并投入使用。
摄像头安装之后，学生记者郭哲又报道了三起宿舍被盗案，都发生在西区和东区的女生宿舍。楼梯间的摄像头将嫌疑人样貌拍了下来，但小偷最终还是没有抓住。
“楼梯间的摄像头只能起到‘马后炮’的作用。”邓建国有点无奈。
有些女生认为，如果把摄像头安装在宿舍楼道内，就可以抓住小偷。
可这仍然是一个假设。
事实是，摄像头安装后，宿舍被盗案已经下降很多。郭哲也很少在人人网看到同学发布自己被盗的信息。
有时候，拍到拍不到作用不大，摄像头起到的是震慑作用。
（文中张然、黄斌、王浩为化名）
被直播的女大学生宿舍
一次偶然机会，我得以进入到北京一所高校女生宿舍楼里的监控室。从未见过如此多监控屏幕排列一块儿的我，当时的内心还是有些发怵。
监控室在一楼，紧挨前台，两扇大窗户正对着大厅。进监控室的门经常半开着，穿过前台的门便可进入。宿管不在前台时，过了门禁的人常可轻易地进入监控室所在楼道。一些学生常常就这样去找宿舍管理员取快递。修理师傅在前台和监控室所在楼道来去也可以自如。只要你想看到监控画面，并非难事。
监控室窗下铺一张床，床旁边放着一米多高、两米多宽的白色铁柜，上面呈四十五度放着监控屏幕。该女生宿舍共有16楼，每层3台摄像头，电梯间通往宿舍楼道的拐角处有一台，楼道两头分别有一台。站在监控屏幕前，每层电梯处、楼道里的情况一目了然。除去楼梯间、洗浴室、卫生间和寝室里，在摄像头下几乎没有死角，而且图像质量比较清晰。
站在镜子前整装的一举一动，从宿舍出来只穿件大号T恤端盆进洗漱间的过程，摄像头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监控屏幕没有48个那么多，但宿管可每层自由切换。当时恰好有一个寝室的女生私自拉插线板，宿管从监控里看到了，立马上楼制止了。
从宿舍管理员角度，那些女生的生活，一直在被直播。
那些管理员说，几年前就有了摄像头，以前宿舍偷盗情况严重，安装后也没人再说过宿舍里东西被偷。而安装摄像头的决定是保卫处直接下的。
北京高校女生宿舍楼道安装摄像头远不止我偶然去的那儿，据媒体公开报道，几年前，人大培训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先后在女生宿舍楼道里安装摄像头。一些学生担心走光，隐私被侵犯，无奈向媒体求助。而媒体的报道里，校方的理由是安全。最终，安全都战胜了隐私，而女生们没有选择权。